讲座︱重寻罗特：20世纪被忽略的伟大德语作家
“在罗特的长篇小说里，阳光和空气都很充分。”——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曾这样评价罗特的作品。作为与卡夫卡、穆齐尔齐名的著名德语作家，约瑟夫罗特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还较为陌生。漓江出版社近期陆续推出的《罗特小说集》是国内对罗特作品的第一次成系统的完整推介，为国内的外国文学、尤其是德语文学爱好者们提供了新的视野。《罗特小说集》丛书已出版三本，分别为《百日》、《拉德茨基进行曲》和《先王冢》，即将上市的三本为《无尽的逃亡》、《约伯记》、《塔拉巴斯》，全套丛书共计划出版十二册。这样完整的作品收录将是读者研究罗特写作生涯的极佳目镜，也将帮助读者从总体上把握罗特的创作之路和写作特点。
2018年9月15日，《罗特小说集》主编、复旦大学副教授刘炜与知名诗人、作家胡桑以及《罗特小说集》第一部小说《百日》的译者吴慎一同做客思南文学之家，就“重寻罗特——20世纪被忽视的伟大德语作家”的主题展开了一场座谈。
从左到右：胡桑、刘炜、吴慎
“一个犹太人的一生”：闪烁着帝国余晖的记忆碎片
在座谈的开始，刘炜教授为听众们讲述了罗特坎坷而动荡的一生。
罗特出生在奥匈帝国治下的一个不起眼小村子。他是一位奥地利的德语作家，同时又是一位犹太人。父亲生意失败后，小罗特一直跟着母亲长大。他在1913、1914年上了本地的大学，后来很快转去维也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特在离前线十几公里的军事编辑部里工作。这时他开始展现他的文字功夫，在作品里大量描述战时的场景与故事。虽然罗特没有亲身经历这些战争和战俘营中的种种险情，但他在一次次的故事讲述中甚至说服了自己。后来，他给无数的朋友和情人讲过去经历的时候将这些故事当作自己的“信史”来讲了。到了1992年，有一位美国的研究者重新考证了罗特的一生，才发现他讲的很多关于自己的故事都是发明的，而且和文学文本一一对应：他已悄然地把他的故事放进了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特流落在维也纳。他经过哈布斯堡王朝的余晖，也见证了这个帝国崩塌的全过程。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少尉，面对战争留下的废墟，他一无所有。最后，罗特甚至落魄到卖字为生。当时的罗特供职于几个左翼报纸，谋取生计。这时的罗特常常在文章中揭露社会的不公，同时饱含对小人物的同情。作为一个当时的左翼作家，他在很多作品的报道中甚至给自己署名为“红色罗特”。
罗特很早便结婚，但是他的妻子不幸在1925年的时候患上精神疾病。这时的罗特一方面开始在文学上崭露头角，成为报纸的明星记者，同时又需要照顾生病的妻子。罗特慢慢开始喝酒，最后变成酗酒，这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无论如何，他的人生观开始慢慢转变了。他在1925、1926年曾经被派去苏俄撰写旅行报道。但是这次苏俄之旅彻底颠覆了他对左翼的看法，这在当时并不是少见的情况。
在1925、1926年罗特写的一些作品是以苏俄为背景展开的。比如《无尽的逃亡》，描写的便是苏俄大地上向西逃亡的前奥匈帝国军官的种种经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文笔描述慢慢地和他此前的社会批判拉开距离。他开始对人、对“群氓”进行思考，这种思考一直延续到了他的后期写作。19世纪20年代的西欧开始了所谓的黄金时代，但是希特勒的上台改变了这一切。罗特对此的反应非常清醒：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第二天早上他便乘早班车离开柏林，开始流亡。当时罗特对他的好朋友斯说：“地狱的时代来到了，我们要逃命了。”
在流亡的时候，罗特没有停下他的创作。虽然他此前的两部小说为他奠定了盛名，可是流亡时期的生活仍然非常艰辛。作家靠读者活命，作为一个德语作家，流亡几乎意味着失去自己的全部读者。在流亡中，罗特一直在试图用自己的写作把崩溃的哈布斯堡王朝重新建立起来。罗特认为，希特勒的出现，实际上是整个时代价值体系的崩溃和缺失。
可是，怎样的价值体系可以作为与希特勒极端、绝对的对人性从根本上进行否定的价值体系相抗衡呢？罗特将希望寄托于哈布斯堡帝国当中的人文思潮和文化传统。他试图通过恢复昔日的帝国与当时的纳粹帝国进行抗衡。
但时代发展显然与罗特的憧憬不符，罗特眼看希特勒在蚕食和并吞他失去的家园，这种绝望感无以复加。相对应的，我们可以在他的写作中清楚地读到这种绝望和伤感：他不停地去回忆并描述在那个大帝国边界上苍茫辽远的感触。
罗特酗酒，生活无着。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爆发前的几个月，约瑟夫罗特于巴黎去世。
罗特的一生跌宕复杂，这种复杂性尤其体现在他的葬礼上。作为当时的著名作家，他去世了以后，他的友人以及读者给他捐了一块墓地，将他安葬了。当时各个流派的人都站在墓地上要致辞，犹太教的教长要按照犹太教的仪轨给他办丧事，天主教的教长则说要按照天主教的方法，左翼的流亡共产党人跳出来说罗特是左翼作家，奥匈帝国的王储在流亡之中则派代表说罗特是我们皇家的朋友，他们在罗特的墓前吵成一团。这一戏剧性的场景也成了罗特一生的缩影。
罗特跌宕起伏的一生和他巨大的写作跨度为后世也留下了非常大的想象和理解、阐释的空间，这也是翻译的过程中很难把握的地方。罗特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在他去世一个礼拜后上海有报纸报道了这件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开始陆陆续续有罗特的翻译面世，不过作为一套对罗特作品真正系统的、完整的推介和理解是从这次《罗特小说集》的出版开始的。
[奥] 约瑟夫·罗特著，漓江出版社，2018年
“缅怀失去的过去，忧虑无家可归的未来”：罗特小说中的悲剧性个体
作家胡桑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出发，逐步勾勒了罗特的写作风格和主题。
胡桑回忆起，他和罗特最早的相识是从《罗特小说集》的第二册《拉德茨基进行曲》这部小说开始的。“罗特这位作家在中国几乎没有人提，在西方名气却很大，这套文集适时地出现，再一次拓展了我们对于西方文学的认知。约瑟夫罗特是不能被我们遗忘的，也是我们今天的‘重寻罗特’的原因。”胡桑说。
罗特属于奥匈帝国进入20世纪后的第一批年轻作家，他的文风在同辈中独树一帜。与维也纳现代派及其之后的年轻作家不同，罗特没有执着于先锋晦涩的文学手法，他的文风清晰，句子很短，这与他的记者出身有关。他想要把自己的想法用一种世人都可以接受的语言讲出来，特别喜欢用一种简洁的语言来讲故事。如果说与他同时闪耀于文坛的布洛赫是试图用语言本身来写作的话，罗特则是坚持用故事写作的一个人。
笼罩于作品的忧伤氛围是阅读罗特很直观的感受，他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怀旧与乡愁在小说里很明显。哈布斯堡王朝是欧洲最后一个多民族帝国，罗特作为一个犹太人身份在这个帝国里的位置非常独特：多民族的帝国是超民族的，所有的民族在那里都能共存；恰巧犹太人就是个超民族的民族，遍布于世界各国，没有自己的国度。可惜包容性很强的帝国赶上了不合时宜的时代，在欧洲民族主义崛起的19世纪，哈布斯堡王朝最终面临瓦解。面对这种个人无法挽回的帝国的崩溃，罗特作为犹太人的处境变得十分尴尬。
罗特早年的时候写下《约伯记》，这本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一位犹太人，这个犹太人经历一战以后，大儿子下落不明，二儿子在战争中阵亡，女儿精神失常，母亲由于这么多孩子纷纷死去，也悲痛而死，最后的小儿子也留下了小儿麻痹引起的问题。约伯是圣经人物，他承受了命运的极大打击，就如同这部书的主人公一般。索幸结尾出现了一点希望：小儿子的病好了——罗特也给自己留了一点希望。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到约瑟夫罗特作为犹太人在思考自己的命运：当一个超民族的大帝国灭亡以后，犹太人这样一种没有自己国度的民族到底何去何从？和《约伯记》的主人公一样，罗特也远离了自己的国度，从此开始流亡的生活。
和《约伯记》同时期的作品是《右与左》，里面可以看到罗特对于帝国瓦解后的时代的考察。《右与左》的主人公是银行家的孩子，虽然继承了父亲的银行帝国，可是遇到了二次大战之间的通货膨胀，银行大帝国一夜之间瓦解。某种意义上，他的银行帝国也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隐喻——所有庞大的事物、一种帝国性的存在终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完全瓦解，这时，个体在其中的生存是悲剧性的。
南非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戈迪默曾这样总结罗特的小说主题：个人的失败。在《沉默的先知》这部小说的序言中，罗特说过：“我的小说是写小人物在大时代的失败感。”对于罗特来说，根本的问题在于：是该缅怀过去的道路，还是该投身乌托邦的先锋幻想？罗特选择了前者，并始终对未来充满忧虑。库切曾经这样解释笼罩于罗特作品中的忧伤感：“缅怀失去的过去，忧虑无家可归的未来，是奥地利小说家约瑟夫罗特成熟作品的核心。罗特深情地回望奥匈王朝，把它当作他唯一曾有过的祖国。”
他的小说里出现了很多小人物，除了因为他早年的左翼倾向之外，还由于他对于大帝国瓦解之后一个普通人应该怎样生存的根本关怀。他看到的是被大时代抛弃的那些人物，比如那些失意的退伍军人和仆人。《先王冢》里面的仆人和年轻主人公刚一见面就死了，那种死亡让人悲伤：一个老人在你面前刚出现几小时就倒下了，这里面有对过去的那种不可把着的伤感悲痛。历史永远是无情的，可是他要在小说里重新捡拾帝国瓦解以后留下的碎片——那些折射着各种记忆之光的镜子的碎片。
罗特还有一本小说叫《假砝码》，在我们这次出版的《罗特小说集》中翻译为《假秤》。由于出身不好，罗特早年刻意隐瞒自己的出身，伪造自己的家世。但是到了晚年，罗特终于又把故事的舞台放回了故土。
《假砝码》的主人公是个度量衡的检察员，相当于现在菜市场的公平称记录员。我们的主人公太过尽职，一定要根据原则办事，让秤不能缺斤少两。结果那个地方的人都排斥他，最后将他暗杀。因此，我们从小说中看到的罗特不仅是个沉湎于个人忧伤记忆的人，也是一个有着自己思考的作家：一个秉持自己原则的人不被容于这个时代。罗特的内心有某种对于秩序和内在理想的坚持，在这个意义上他和奥匈帝国瓦解之后的那批作家，尤其是布洛赫，相一致。布洛赫有本书叫《未知量》，和《假砝码》是同一个主题：一个人不被接纳于这个时代，因为他们过多地坚持了对内在秩序和理想的坚守。
《百日》：成为圣徒的拿破仑与“群氓”思考
作为《百日》的译者，吴慎向我们精心推介了这部罗特最为特别的历史小说。
《百日》这部作品是在他在流亡岁月里写就的。罗特的写作特点是喜欢讲小人物的故事，但是这本小说的主角却是拿破仑皇帝和他的浣衣宫女安吉丽娜。罗特从这两条线齐头并进将故事分成四部分进行讲述，最后在某一点让这两个人物——高高在上的拿破仑皇帝和浣衣宫女产生了交集。
《百日》这本书的开篇是从拿破仑百日王朝的头一天，而那一天恰好是立春的前一天。吴慎回忆起她翻译过程中的一个场景：在翻译的时候学生们的语文课正讲到朱自清的《春》，当时她在办公室里听见教室里学生在晨读这篇散文。吴慎说，“那种感觉特别不一样，我面前正在翻译的书中讲的是法国的春天，耳边是北平的春天。无论是法兰西的春天还是北平的春天，在那个时刻突然让我产生一种共鸣的感觉。”
罗特这本书的受众其实是法语读者。在这本小说里，他把拿破仑皇帝拉下了神坛。罗特曾直接对这本小说的法语译者说，我对拿破仑的构想是对他进行改造，我想把他从神写成普普通通的、同时“能够自我升华但也能够自我贬低”的人。但是在当时拿破仑的形象和地位几乎是不可撼动的，因此这部小说的销量最终也不尽如人意。
罗特说的自我升华和自我贬低是什么意思？自我贬低容易理解，即把拿破仑写成普通人，而自我升华是这本书后期对拿破仑人生结尾处的刻画：拿破仑本是穷兵黩武的皇帝，通过军事力量捍卫自己的政权；但是滑铁卢的战败让他发现当初追求的建功立业最后都是虚无的。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宗教怀抱——这个在最开始只愿意相信服从他的士兵的皇帝，最终在罗特的刻画中选择了宗教。这本历史小说是他流亡期间写的，罗特的写作意图之一便是希望通过历史小说的框架表达对纳粹政权的抗争：用宗教的力量融化暴力和疯狂。
刘炜教授则谈了谈罗特在《百日》中对“群氓”问题的反思。首先，《百日》这部小说在罗特后期流亡当中不能算是个例外，比如《塔拉巴斯》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沙俄军官在战争中四处烧杀抢掠，甚至连教堂带牧师都可以用一把火烧了。但是偶然有一次，他深深伤害了一个红胡子的犹太老人：他在怒火中烧时把老人的胡子给撕了下来。因为这件事他的内心受到极为巨大的冲击，并开始自我流放。他在西伯利亚的严寒中不停地跋涉，跋涉到终于有一天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就回过头去找那个犹太老人去忏悔，乞求他的原谅。在得到原谅后，他安然死去。我们可以看到，罗特后期的作品当中暴君到圣徒的骤然转变是经常出现的。
无论是在《百日》、《塔拉巴斯》还是罗特之后的作品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群氓”。罗特对“群氓”的理解和勒庞、弗洛伊德等人不一样。勒庞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将“群氓”描绘为非理性的、容易被“忽悠”的人群。但是在《百日》当中我们说的看到了“群氓”的复杂性。拿破仑从岛上往巴黎走的时候，巴黎人民往他身上扔着鲜花，可是几个月前当国王路易家族复辟的时候，还是同样一波人在欢呼万岁。他们不是简单地一下子就被煽动起来，这帮“群氓”有自己的目的性：《百日》里的军官曾经说过，我算什么东西？我什么都不是，但我跟着波拿巴就能让整个世界在我脚下颤抖。这个军官脑子非常清楚地说，拿破仑把人民害惨了，用“自由”和“祖国”来骗我们。
罗特揭示了这帮所谓的“群氓”的双重性，和勒庞、弗洛伊德不同，罗特笔下的“群氓”具有一定的主动性，这使得“群氓”和偶像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相互负责的联系。由此对照纳粹德国当时的情况，我们会发现罗特后期作品中的深刻之处：希特勒的疯狂背后是德意志“群氓”内心当中的复仇火焰和再次出人头地的渴望。以这种邪恶的激情为基础，德意志帝国才有可能被希特勒所带动，最后重新走上征战和侵略的道路。
胡桑还补充了《百日》中最触动他的一个细节：有一次拿破仑坐在座椅上，靠背很硬，不舒服，他觉得自己老了。环视空荡荡的皇宫，他想起约伯，发现自己有点像老约伯。面对自己所承受的命运，他感到有点力不从心。拿破仑这个瞬间的脆弱反而能够让人亲近。罗特用他自己的笔触将拿破仑塑造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同时最后又选择自我升华的人，这其中也包含他自己对人、对故土的理解和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