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十二郎文》：流传千古的悲痛下 见证了中国文体的转变与复兴

“书者，述也，以载道，以寄情，以解惑，以明智”。在古代人们识字率不高，文字只在社会上层流转的情况下，古人写文章往往有着很大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在不同人眼中也各有不同。

在诸子百家的眼中，文章是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是实实在在的文以载道，于是一篇篇诸如庄子的《逍遥游》、韩非的《说难》、荀子是《劝学》等都是质量上乘的传道说理文；在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眼中，文章是为了表达自己对政治时事的见解或者批判，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有补于当世，从而可以救民于水火，于是诸如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劝农守边疏》乃至后世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等，都是质量上乘的政论文。

由此可见，古人这些传世文章大多是表达思想的短文，对于不能欣赏的大多数人来说，十分枯燥无味，除非不得已，是没有人要看的。然而古人所写的文章中，却有一种类型的文章部分打破了古文枯燥无味的标签，甚至有些凭借其优秀的情感内核，深深的打动了读者，这就是一种特别的文体，是那种可以让人读之潸然泪下的祭文。

提到祭文，自然要讲一讲成文于唐代，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古文运动发起者之一韩愈所写的《祭十二郎》文。在那个骈文流行，藻绘相饰、用字的绮丽，文章风格日益趋于卑靡，文人写文章动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堆砌经文典故的年代中，《祭十二郎文》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对于祭文的狭隘理解。表面上看它是一篇祭奠死者的祭文，其实更深处理解它更是一篇字字含泪，句句动情的优秀抒情散文，也因此千百年来它一直为人传诵不歇，成为祭文中的“千古绝调”。

甚至它的出现也预示着，一如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一般，将“人文主义”赋予了被宗教窒息依旧的欧洲文艺界一样，真挚的感情思想与散文文体的回归让我们古代文学体裁再一次的迎来了辉煌。

01、抒情与叙事结合，层层叠进之下让亲人离世的悲痛之情逐渐强化，引起读者共鸣

祭文是一种祭奠死者时表示哀悼或祷祝的文章。传统的内容主要为哀悼、祷祝及追念死者生前主要经历，颂扬死者的品德业绩，寄托哀思，激励生者等。死者为大，祭文的作者在儒家《春秋》中：“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讳莫如深，深则隐”般选择性隐瞒，有目的性展现的笔调下，大多数祭文都逃不过歌功颂德，摇尾拍马的笔调。

于是诸如皇帝祭文般粉饰太平的文章不绝于耳，甚至韩愈后世还有人承袭不止，篇幅关系，其典型可以举一则明宣宗的祭文：

维宣德元年，岁次丙午，二月乙丑朔十一日，皇帝谨遣应城伯孙杰致祭于黄帝轩辕曰：仰惟圣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功化之隆，永久无□。予祗承天序，谨用祭告。惟神昭鉴，我邦家。尚飨！——宣宗宣德元年（1426）祭文

这篇文章是皇帝的臣子所写，那些大臣比起皇帝主子离世的痛苦，他们更多在意的是皇帝死后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也因此其行文自然是粉饰太平，一片歌功颂德而毫无片点人性上的。这种太书面化的官方语言，也决定了它会淹没于浩如烟海的祭文中。甚至要不是祭文祭奠的对象是皇帝，史学家们要偶尔查阅作为研究外，这种祭文能不能流传，流传范围有多大也都是个问题。

明宣宗像（图片来自网络）

而韩愈的《祭十二郎》却是祭文中的例外，它凭借真挚的情感，深深地打动了读者，流传千古被后人传诵。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的出现，无疑颠覆了那些尸位素餐只重形式的“主流”祭文。本文不提死者功过，也不选择性的褒贬，在叙事与抒情两种手法的结合下，对亲人离世的悲痛之情溢于言表，引起读者共鸣，让人读之为之流涕。

文章韩愈以得知族弟十二郎死讯，请人祭奠等一系列安排后事展开，忽又笔锋一转。作者采用叙事的手法回忆起家庭往事来。在对与死者共同经历，共同记忆的回忆中，对亲人离世的悲痛之情随着叙说往事的增加，层层叠进。

韩愈幼年早失父母，与嫂子和嫂子的儿子十二郎相依为命。在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极度重视血脉传统的传统社会中，韩愈这一族经过一系列变故逐渐人丁凋零。在孙辈的只有十二郎，在儿辈的只有韩愈各一人了，以至于韩愈的嫂子曾经有一次，抚摸着十二郎的头指着韩愈说：“韩氏两世，惟此而已。”

但那时，十二郎与韩愈都很年幼，一个记不住这件事情，另一个能记住，又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很小的一件儿时记忆，韩愈却一直放在记忆中，背负在心田上,让人莫名感到悲凉。这种拉家常式叙事手法，即点明了十二郎与韩愈的关系，又为韩愈为什么对十二郎去世那么沉痛，做了很好的铺垫与解释，不可不谓简单平顺。甚至读者的心情也会跟随韩愈的行文回忆，越来越近，最终在韩愈后面一系列怀疑十二郎死讯是不是真的，质疑是不是做梦的疑问中，深深的感受到韩愈的捶胸顿足之痛，其抒发的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

韩愈画像

02、借与死者对话的方式行文，展现士大夫的宗教观与中国人的传统家庭观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一句：“子不语，怪力乱神”，便已奠定了几千年来士大夫们不相信“鬼神”，对鬼神之说敬而远之的宗教观。这句话也历来都被断句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被解释为“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叛乱和鬼神。”这似乎已成定论。

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容易忽略也最容易看到的便是这篇文章中，作者韩愈是以与亡亲的对话展开的行文方式。我们无法知道韩愈是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已有的资料却可以表明，他俨然以儒家卫道士自居，对唐代统治者笃信佛家，不惜劳民伤财准备迎拜佛骨，入宫内供养的行为很是斥责，他甚至给唐宪宗上了一封有名的《谏迎佛骨表》，对于宗教的态度可见一斑：“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在他对佛骨的极端态度中，可见他的一生都是交给了儒家思想，为之奋斗，而难以相信鬼神之说的。

他甚至还在这篇文章结尾发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这种不相信佛家因果报应的无神论观点。对于宗教的是非，不在本文讨论范文内，但如果当我们把这个史料与《祭十二郎》这篇文章结合起来时，便有一种表里不一的矛盾，难道韩愈是那种“自相矛盾”的人吗？

佛塔

韩愈一方面在《谏迎佛骨表》中，直斥佛骨为枯骨朽木，不相信佛家的因果报名理论，是否“有灵”；另一方面他却又相信十二郎可以“在天有灵”能听到”韩愈写给他的祭文，他在祭文结尾甚至这样哭诉道：“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唉！话有说完的时候，而哀痛之情却不能终止，你知道呢？还是不知道呢？）这不是很矛盾吗？

其实不然，心理学中有个效应叫做“投射效应”，是指把自己的情感、意志、特性投射到他人、事、物身上的一种倾向。这种效应有利于人们心理调节和相互理解，但也可能导致一厢情愿、强加于人。

因此，韩愈对宗教的态度与他相信十二郎是否“有灵”的态度两者并不冲突，采用与死者对话的行文方式，只是他极度悲痛之下借以表达哀思的的一种“一厢情愿”，在“投射效应”下让他相信十二郎可以真的听到他所说的话。这让我相信韩愈文章中对待宗教鬼神的这种取舍态度，一如儒家一直强调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般很好的展现了士大夫们对于宗教的另一种理解与态度：敬而远之的同时，又选择性相信，这正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地方。

除此之外，文中还有一点，更值得我们注意，那便是中国人的传统家庭观念。这种家庭观念也让中国人对于同族亲人的突然离去有一种基于血缘，不求回报的责任与担当，是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的优秀传统之一。

十二郎的突然离去，让他的家庭陷入危机，除了的后事需要有人照料外，甚至十二郎的子女抚养也是问题。然而这样紧要关头，韩愈却站了出来，他力所能及，除了准备主动承担起十二郎的心愿，把十二郎的灵柩迁回韩式墓地，葬在祖宗墓地旁边外；韩愈还主动承担起了抚养十二郎子女的责任，这种责任，一如当年嫂子抚养韩愈长大成人一样，是中国人家庭观念的很好体现。

吾力能改葬，终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后惟其所愿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

在我看来，韩愈主动承担同族十二郎的后事与抚养子女的责任，除了“滴水之恩，涌泉以报”这种对长嫂如母，嫂子抚养之恩的感恩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家庭观念：纾人之困不求回报，站在家族血脉延续这一更宽宏的角度中，“牺牲小家，完成大家”重新审视分配自己的资源与责任的观念。这正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优良品质之一。

无论贫富，中国人总是以家庭为纽带紧紧

03、散文文体窥见时代脉搏，千年前的那场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学体裁的一次复兴

历史传承下来，唐代的文体仍受汉赋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盛行骈文的影响，至韩愈时期，散文文体将兴未兴，骈文文体仍有一定的影响力。骈文是一种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铿锵的文体，常用四字句、六字句两两相对而成篇章的文体。

这种文体，站在我们今人的角度，一如郭沫若先生所评价的那样，在表达思想内容方面受到很多限制：

“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这种文体讲求对偶和声律，使用很多典故，堆砌词藻，意少词多，在表达思想内容方面受到很多限制。”

因此，这种四六字一句，讲究对仗工整的文体也决定了它在表达思想方面的限制，而这正是散文所擅长的，也是《祭十二郎文》所采用的文体。然而骈文也并不是一无是处，骈文写得好也有很多经典的文章传世，诸如为读者所熟知的初唐时期王勃所写的《滕王阁序》一文，便有骈文的影子，在骈文两两相对，堆砌经典的限制下，依旧十分出彩：“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据不完全统计，《滕王阁序》中运用的典故有24个之多。显而易见，骈文这种写作手法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过于依赖典故的运用，甚至为了运用典故，有卖弄作者博学多识之嫌，一篇文章下来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注释的话很难理解。这种难以理解，恐怕即使是那种通晓经书的老儒有时也要翻阅史书才会明白“徐孺下陈蕃之榻”这个典故中，陈蕃是东汉名士，与徐孺子的一番过往吧。

其次，是表达一些细腻的情感与思想时存在很大局限性。比如韩愈的这篇《祭十二郎文》如果用骈文写的话，那么我们读起来一如上文中明朝宣皇帝的祭文一样，雅有余而情不足，读起来很是隔阂，没有丝毫亡者离世的悲痛哀婉之情。

而《祭十二郎》这篇祭文之所以能有如此充沛的思想感情，也正是在作者韩愈把散文这种长短任意，句式多变的文体运用自如的结果。

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联系上下文，作者行文时，疑问、感叹、陈述等各种句式，反复、重叠、排比、呼告等多种修辞手法，任意调遣，全依感情的需要。再加之作者取与死者促膝谈心的形式，呼“汝”唤“你”，似乎死者也能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异常自然而真切。这样全文就形成了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气势和引人共鸣的感情氛围。这正是骈文所不足的，也是后人开展轰轰烈烈古文运动的原因之一。

一篇《祭十二郎文》往小了说，是韩愈的一封家书随笔，通篇下来，回忆往事，哀悼一个对他很重要，对其他人来说无关痛痒，是那种不入史家之笔的小人物的祭文；往大了说，是千百年前那场骈文与散文并用的时代中，文体多样与转型回归散文的“古文运动”的有力见证之一。因此，在与骈文的对比中，《祭十二郎文》让我们有幸见证了骈文不足，也有幸让我们见证的散文这种充满灵性的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