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散文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

关于北朝散文的文风，最早加以明确概括的是唐初的魏征。他比较南北朝文学最繁荣时期的南北文风差异曰：“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昇、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魏征指出了这一时期北朝文学具有“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特征，也就是质朴刚健的风格特色，这也适用于整个北朝散文。

今天的许多研究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如郭预衡在《 中国 散文史》中得出结论说：“从散文来看，北朝尚质，亦甚明显，贞刚之气，时有可观。谭家健在《中国古代散文史稿》中对比南北散文风格之异时说：“北朝文章以散体为主，求实、尚质，风格刚健清新；与南朝文章崇骈、尚文，风格柔和绮靡有明显区别。王钟陵先生比较南北朝文学的优长说：“文学艺术的 发展 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一个落后的民族的许多创作，往往并非一个远为先进的民族所能及得上。南朝在刻画描写、声律对偶等方面的精致，无疑是艺术上的进步，北朝文学在这方面远不及南朝，但它质朴浑厚的气韵又远超于这些小巧的精致之上。无疑，王先生实际上肯定了北朝质朴浑厚的文风。 在北魏前期的一百年里，散文基本处于沉寂状态，散文语言总体说来质木少文，甚至谈不上文采。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革以后，帝王好尚文学，文士们向南朝学习创作技巧，追求审美化，散文发展才获得转机，但直到孝明帝时才出现“综采繁缛”之文。但北朝散文的文采、声律等形式，与南朝的精美化、雕琢化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西魏时期和隋初的散文，由于西魏宇文泰、隋朝杨坚改革浮华文风，斫雕为朴，导致这两个阶段的文风重返质朴，艺术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就是在东魏北齐时期，在散文创作技巧上虽与南朝不相上下，但还比不上南朝文的精巧流转。因此，王锺陵先生指出：“南朝文风在讲究文字之美上是远超于北朝了。

质朴刚健也表现在创作构思等技巧上，就拿赋作为例：“抒情言志较少依傍外物，而是直抒胸臆，在十六国和北朝赋中表现尤为显著……这是北朝文风直质朴实的表现，也反映了北朝赋的总体艺术水平不高。曹道衡指出：“北朝文人……在作品中往往能直率地表露自己的观点，很少使用隐晦曲折的手法。曹氏所论也是再说明北朝散文质朴刚健的文风。 质朴刚健也表现在北朝散文的内容上。整个北朝散文反映的社会生活始终是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很难发现像南朝那些纯粹“吟风雪，弄花草”，甚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的作品，更没有低级的色情成分。即使有人偶尔为之，也会被指责而加以矫正，如北齐的王昕“好咏轻薄之篇”、隋初司马幼之“文表华艳”都被治罪。遑论那些以治国为宗旨的军国公文、宫廷诏诰以及大臣章表等应用文字，就是一些抒情文字和山水文字也充满贞刚之气。北朝山水文总是突出山水雄奇之壮美，而南方山水文则多表现山明水秀之优美；“南朝作家对山水的描绘没有停留在微观上，而是力求形成意境，以意境涵盖全篇；而北魏山水文由于初起，手法上还显得嫩稚，于山水的描写上偏重于客观描写，意境构成不足。就抒情文而言，北朝散文多感情真挚、感荡心灵之作，特别是那些书信散文如《为阎姬与子宇文护书》、《阎姬母书》，在形式上实无“文”可言，但千载之下读之，无不为其情真而折服。相反，“终南朝之世，并没有出现强烈地激动人心或者深刻地感染人心的作品，作家所追求和创造的，大抵是那种精致、华丽和轻柔之美。相对于北朝散文的质朴刚健，南朝散文显得浮靡而柔弱。 形成北朝散文特有的文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学、文化上的，也有民族风尚上的，又有地理上的等等。 首先，北朝散文乃至整个北朝文学发展的基础极差，起点很低，几乎是在文学的沙漠上开始发展的。由于 历史 的原因，西晋末大批中原士人南渡，十六国时期连年干戈扰攘，致使北魏散文和一直向前发展的魏晋文学断裂开来，致使北朝失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积累。而南朝则不同，上承魏晋深厚的文学积累，沿着魏晋以来重形式美的方向，踵事增华，变本加厉。

第二，整个北朝的藏书很少，这使文士失去了丰富学识和借鉴前人创作经验以提高写作技巧的机会。《隋书》对整个北朝藏书情况统计说：“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可见，北朝藏书的总数才达一万五千卷。而南人私人藏书往往上万，有的甚至比北朝藏书的总量还多。如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都下莫比，任昉“于书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埒。 第三，北方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以及与此相伴的崇尚朴素节俭的生活风尚也是形成质朴刚健文风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如果她是积极向上日益强盛的，那么她的生活态度一般是勤奋节俭的；如果她是从繁荣走向衰落的，那么她的生活态度一般是享受的奢华的。北朝人大都尚俭节用，体现出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北朝由于多有战乱，致使 经济 远落后于南朝，又加之特有的“聚族而居”生活方式，要求北朝士人崇尚节俭又积极进取。《颜氏家训·治家》：“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即使是位居最上层的统治者，他们绝大多数也以节俭为美，身体力行。而且北方的帝王多有励精图治、统一天下的宏远抱负，如北魏道武帝、太武帝和孝文帝，北齐的高欢、文襄帝以及北周宇文泰、周武帝，还有隋文帝等等，而在南朝却很难找到这类怀有宏图大志的帝王，相反，“统治集团很少有宏图远略，惟以保持一时的安定承平为治国的根本方针，“士大夫们的奢侈淫逸，大约也不是个别现象。仔细考察一下北朝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北魏至隋朝，北朝经历着一个不断强大直至统一南北的过程，而南朝则是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削弱被蚕食直至灭亡的过程。南北间不同的生活风尚和民族精神，产生了不同的审美取向，反映在作品中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风。 第四，南北人的民族情愫刚柔不同，也会对文风产生影响。《颜氏家训·风操》：“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北朝人的性格粗犷、豪放，和长期与少数族融合以及战乱频生的社会环境有关。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指出：“南方的情感是柔弱的，偏于个人的享乐，北方的情感是雄壮的。南人情感脆弱，北人情感则刚强，反映在文风上则南朝文柔弱，北朝文则刚健。

第五，质朴的文风也受北朝的学风和宗教的影响。无论北朝的儒学，还是北朝的佛学和道教都有素朴、重实用的特点，与南朝重义理探寻的学风不同。《隋书·儒林传序》指出了南北学风的差异：“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种学风的差异和南北朝玄学的发展不无关系。北朝几乎没有玄学，只有个别人感兴趣而已，如北魏末期的卢元明、北齐的杜弼、阳烈，终整个北朝都没能形成风气。而南朝则不同，南人继承了魏晋以来对玄理的好尚之风，以致对玄理的追求发展为士人高贵身份的象征，这样崇尚玄学便成了风靡南朝的社会风尚。许杭生在《魏晋玄学史》中指出：“北方的学风趋向朴实，带上了汉代经学的遗风。南朝则继承中朝清谈玄风，崇尚玄理之学。与之相应，南北朝的佛教文化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北方佛教重行业修行求取福田，如大规模的建寺造像和开凿佛教石窟等等；南方则较多地受玄谈的影响，侧重于探求佛教的玄理。汤用彤也指出北朝佛教重实用的特点说：“自孝文帝提倡义学以还，至宣武孝明之世，而译经讲论之事颇盛。然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故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功，为北朝佛法之特征。南北道教也明显不同，“南方的道教徒不论其主张有多大的不同，但中心思想都是求个人的修炼成仙，长生不死，和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似很少直接联系”；而北朝“寇谦之则要辅佐‘太平真君’，‘兼修儒教’，两者显然不同。 第六，北朝散文质朴刚健的风格与北方特有的地理环境也有一定关系。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音辞》中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潜，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北方特有的深厚的地理环境，一方面会影响特定的审美心理的形成，另一方面北方的风物经过作家审美观照后形成作品，也就表现出雄壮刚健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