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文学中坚力量的王安忆 在成长和创作中的转折是什么
像我们人类这样的两足兽，行动本不是那么自由的，心也是受到拘禁的，眼界是狭小得可怜。我们生活在同类之中，看见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没有什么新发现的。我们的心里是没什么好奇的，什么都已经了然似的。因为我们看不见特别的东西。——王安忆《长恨歌》
文学创作，无论任何时间，无论哪个年代，迫切需要的一种态度，就是真诚。不仅仅为了写而写，而是融入了自己的一种思索与探究。
《谈话录》这本书，记录的是两位以文学为志业者的对话，纯粹而真诚，去除了种种流于表面的辞藻修饰，转而将文学中最朴实的一面，用最平实的方式一一道出。
一本书，七次谈话，两位文人学者的思想碰撞与交流，相较于雕琢成书的作品，这种谈话录的方式显得极为特别且真诚。
这种形式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将看起来“束之高阁”的思想和文化通过一种类似于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将当代文学中所呈现的一种现象和方向，讲述得再明白不过。这有点像《巴黎评论》中的问答形式，却又不尽相同，《谈话录》不是你问我答的采访，而是一次次真真切切的谈话，既然是“谈”，当然就有你来我往，这正是这本书最为精彩之处。
那么这一次次的谈话中的精彩，究竟在哪里？大概正如张新颖所说的那样——如果把谈话比喻成河流的话，我并不想事先为它准备好河道。
一条没有河道的河流，一场没有“标准”的谈话，但并不是说它漫无目的地去聊天，我们从书中不难看到，张新颖每一次抛出的主题，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且颇具深刻意义的，两个人之间的对话，是对当代文学的探讨，更是一个思辨的过程。
所以，它自由而不散漫，亲切却不谄媚，充实又不枯燥。
说到王安忆，她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她的文字以及她的思想，总是会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来自大家闺秀的教养。
这大概跟她从小的经历，以及家庭环境等因素有着莫大的关系，环境和家庭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绝对不容小觑的。
王安忆的母亲是作家茹志鹃，父亲是剧作家王啸平，她从小受母亲影响就非常的深远，她在文学方面，既有耳濡目染的学习，又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更为可贵的是，那种孜孜不倦的兴趣。
王安忆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读者们最为熟悉的，应该就是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了，除此之外，她还创作过《纪实与虚构》《启蒙时代》《天香》《匿名》等多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在成就方面，则更是获奖无数，譬如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一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第四届红楼梦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还有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再说说张新颖，他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王安忆可以说是同事。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九个人》等作品广受好评，曾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这两个人之间的谈话，可谓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
一、文学是需要终身学习、认识、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漫长到与人生同步
现如今，写作的人越来越多，写作的方式和途径也越来越广泛，但真正可以称之为文学的，却屈指可数。文学的“门槛”一直看起来似乎降低了，其实，它一直也没有那么高。
1、文学中的匠人精神
真正的文学，其实是最需要去打磨的，王安忆把文学家比作匠人，在我看来，是最恰当不过的。其实无论各行各业，最需要也是最难得的，就是一种匠人精神。
文学家就是工匠，就是在做活，做到一定程度的量变自然会有质变，但这个量也许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去完成。
文学中的匠人精神也是一样，不仅需要反复地去钻研，雕琢，实践，还需要不断地去突破和创新，这就是一种独创性。
无论是文学家还是大众读者，有是有去评判一个作品的好坏，往往在不知不觉中会融入对于独创性的要求。
当一个人将自己情感与身心都投入到一件事情上，那么这件事情将会是这个人真挚情感最直接地流露。长此以往，认真去对待，倾心去投入，那么就会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自己所特有的风格，这个风格将会成为你的标志。
风格，并不是刻意而为之，越是却绞尽心思地“创造”风格，反而越会失去自己真正的风格。
也正是这种匠人精神，让王安忆真正成为了文学家中的“工匠”，几十年的笔耕不辍，才带给我们更多的优秀作品。
2、文学中的“看”
“看”，究竟是在看什么？看自己，是自我的审视；看外界，是眼界的开阔。
王安忆在谈话中所提到的“看”，更在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她举了鲁迅的“看”和沈从文的“看”为例，来阐述如何在一个“安全的壳子”里去看那芸芸众生。
沈从文的“看”，更注重对于外界的“看”，大概是因为其生长的环境和背景，使他离开家之后，始终可以抱有一种愉悦的心情去看外面的世界。
而鲁迅则不然，鲁迅的“看”，更多的是出自于自身，以一种俯瞰的角度，怀着一种怜悯之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去看这个世界。
从不同的“看”的角度，来谈如何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进而引出对于文学中审美的探讨。
二、前辈和吾辈——一个作家眼中的“同行”
其实，书中我觉得最有趣的部分，就是王安忆和张新颖两个人讨论对于几位文学家的“八卦”了，完全不拘一格，让我们通过一个侧面来了解这些作家不为人知的一面。
很随意的谈话之中，将冰心、萧军、汪曾祺等，对于王安忆来说是前辈的这些作家对于她创作的影响，以及作品的评价，展现地格外清晰生动。
而与贾平凹、莫言、苏童、余华等同带人的作家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照顾欣赏和惺惺相惜。这些距离我们似乎非常遥远的作家们，在王安忆和张新颖的“聊天”中，更加有了“烟火气”，每个人有着什么样的特点，不再是通篇一律的“简介”式的介绍，而是一张张格外真实，格外亲切的“生活照”。
譬如说起作家阿城，可能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阿城善于将古意与口语相结合，明快而刚健。可是在王安忆的口中，读者似是看到了一个更为不一样的阿城——
王安忆眼中的阿城，是当代作家中的一个“异数”，一个爱唬人的“老把式”，一个有清谈风格的人。
他反正特别有清谈风格，漫无边际，你不能带问题去赴他的清谈的，如果你带着问题去问他的话，你永远也得不到回答的，你问他此，他总是回答你彼。
寥寥数语，便将阿城特别的一面，生动地讲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甚至会忍不住会心一笑，觉得王安忆的描述，或者某位作家的事迹，实在是有趣的很，也让我们喜爱的这些作家们，不再决定那样的遥不可及。
除了对于前辈和同代人的一些讨论，王安忆和张新颖还讨论了对于现代的年轻一代的看法。
说起现代很多的作品，已经找不到作者和作品自己本身的特色了，仿佛是同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流水作业，表达着类似的情感，运用着同样的流行语，很多时候是难以趋同的。
“由于我们的声音在这时节与主流大众一致，于是，难免会有一个假象，就是作家是时代的代言人，掩盖了一个更本质的事实，就是作家在他的时代总是孤独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着每一个时代的特色，每一种思潮都需要一个足够的周期，而这个周期正在逐渐缩短，时代的力量，真的很强大。
当然，对于欣赏和认同的年轻一代的作品，王安忆依然会不遗余力地去推荐和帮衬，例如于田儿的三篇小说，就被王安忆高度赞扬，并且推荐给了《上海文学》等刊物，使之成为了于田儿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三、作品是一个作家思想与经历的最好呈现
王安忆的作品，可以说是数量和质量双丰收了，难能可贵地是，她和张新颖在这里几乎进行了一次“王安忆作品编年表”式的创作历程的探讨。
《雨，沙沙沙》是王安忆创作之路的正式起点，即便是获奖无数的大作家，也有过第一次看着自己的文字变成了印刷品的激动和雀跃的心情。
这个作品成了一个“源头”，源头打开之后，作品和灵感便源源不断地产生了。
之后，张新颖按照时间的顺序，和王安忆将这些作品一一讨论下去，说到《小鲍庄》这个脍炙人口的作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它的起因竟来自于发生在王安忆身上的一件小小的真实故事。
当时我还在杂志社工作，一九八四年盛暑，单位给我一个紧急的任务，说在江苏宿迁县出了一个英雄，一个小女孩，她为了保护一个五保户的老奶奶去世了，被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员，我们准备做个报道……这个村庄向我呈现了一幅完整的画面，也许是“寻根”让我有了不同的眼光，那些散漫的细节似乎自行结构起来，成为一个故事，这就是《小鲍庄》，很偶然的。
有时候，一个好的作品，一个可以流传下去的故事，就是来自于这样一个个很偶然的事情，甚至可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往往看起来不值一提，却可能带来强烈的灵感，给我们以不同的眼光，然后成为一个好的故事。
对于很多人避之不及的“性”的话题，王安忆并不避讳，而是很客观地去述说自己对于文学作品中对于“性”的表达方式的看法。
文字有时候写的来自于周遭的真实经历和生活体验，王安忆在文工团的经验，对于她作品“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的创作，以及她对于“性”这一话题的认识，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而说起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似乎让她成为了上海的代言人，对此，王安忆其实是很不认同的。她并不想让“怀旧”和“上海”成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更不愿意看到《长恨歌》变成上海的一个符号。
“人们谈《长恨歌》总是谈到怀旧二十年代，其实我在第一部里写的上海根本不是二十年代也不是三十年代，而是四十年代；其次，这完全是我虚构的，我没经历过那个时代，因此也无从怀旧。事实上，这又是我的小说里面最不好的一部分。”
她从不忌讳去讨论自己的代表作品中有着怎样的不足和缺憾，甚至愿意去主动地展示出来，也正是这种坦然和真诚的态度，才使得更多好的作品得以被创作出来。
真诚与坚韧，是最好的写作态度
王安忆几十年笔耕不辍，好的作品不断的涌现，这种耐力，是很多人所不能及的。当时代的洪流去“大浪淘沙”，当写作的孤独让很多人都放下了手中的笔，我们庆幸，王安忆将自己变成了文学家中的“工匠”，更是成为了当代文学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
而她对与写作的真诚，和对于创作的态度，正是给予她这种坚韧和耐力的最强大的力量。
所以她对于作品是恳切的，对于和张新颖的这七次谈话，更是恳切的。这两位之间的探讨和碰撞，带给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现状和发展的深刻思考，这也是这些谈话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