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位撰写兵法的军事家 被誉为兵家的鼻祖 其著作名扬海外

孙武，春秋末期我国著名军事家。字长卿，齐国人。早先去齐归吴，淡泊功名，专事兵法理论研究。后被举荐，以《兵法》13篇见吴王阖庐，被任命为将，曾与伍子胥一道率兵伐楚，连战连捷，所向披靡，使吴国威名大振。

孙武所著《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的最古兵书，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专著，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军事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第一个注释和阐述《孙子兵法》的大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兵法》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他要求部下将领们领会书中“审计重举、明画深图”的真谛。唐太宗评价古代兵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到了宋代，《孙子兵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

孙武

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更认为《孙子兵法》是“纲领精微”的“上乘之教”。孙中山先生认为，自从有了《孙子兵法》，“便成立了中国的军事哲学。”《孙子兵法》不但在国内影响巨大，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被国外人士认为是“最早最优秀的著作”，其内容“阔廓深远”，“诡谲奥深”。约在公元7世纪，《孙子兵法》首先东传到日本、朝鲜，18世纪以后，《孙子兵法》先后又被译成英、法、德、捷、俄等多种文字，1972年美国出版的约翰·柯林斯的《大战略》一书，赞誉“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

田园隐居 研究战史

孙武所处的时代，大致与孔丘（前551一前479年）同时，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主要活动在吴王阖庐（前514一前496年在位）时期和吴王夫差（前495一前473年在位）的前期。

孙氏家族的祖先，是陈国的公族，本姓妫。

公元前705年，陈厉公的夫人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完。公子完间世的时候，正逢周天子的太史因事路过陈国。陈厉公得了儿子，有了后嗣，心中甚是高兴，就请这位“善知天命”的太史，给自己的儿子算上一卦，看看这孩子将来的命运如何。太史见陈厉公正在兴头上，扫兴的话当然不能讲，好听的话也不宜说过了头，便模棱两可地解释卦辞说：“恭喜陈侯，此卦大吉。贵公子将来是要做国君的，不在陈国，就在别国；不是他本人，就是他的子孙。”陈厉公听了太史的一番“宏论”，居然十分高兴，除盛宴招待太史外，还厚赐其金帛。这位被周太史预言为前途远大的公子完，就是孙武的直系远祖。

后来，陈完长大以后，为了回避宫廷斗争，便携家带口，来到了齐国，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并改姓田，这样他又被称为田完。100多年以后，田氏家族越来越兴旺，地位也越来越显赫。田完的后代不少人身居要职，田氏成了齐国后起的一大家族。

田完的四世孙田无宇，颇有勇力，深得齐庄公（前553一前548年在位）的信任。齐景公（前547一前490年在位）时，田无字的一个儿子田书，做了大夫。他很有军事才干，因为领兵伐莒有功，齐景公在乐安（今山东惠民）封给他一块采邑，并赐姓孙氏。因此，田书又被称为孙书。孙书的儿子孙冯，做了齐卿。这个齐卿孙冯，就是本书主人公孙武的父亲。

孙武生活在齐国的时候，正值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左相庆封灭掉了右相崔。接着，田、鲍、栾、高等四家大族又联合起来，赶走了庆封。后来，内乱日甚一日，齐国公室同四家大族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当四大家族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愈演愈烈之时，田氏的支属孙氏，担心田氏宗族一旦失势，会殃及自身，便离开齐国，投奔吴国去了。

吴国占有今天江苏大部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它东靠大海，南同越国接壤，西与强楚为邻，北与齐、晋各国相望。

在东周列国中，它立国很早，开化却很晚，直到公元前584年，晋国为了牵制楚国，在楚国后院点火，才派大夫巫臣出使吴国，教吴乘车，教吴战阵，教吴叛楚。这样，吴国才开始同中原各国有了交往。

春秋之际，封国林立，一些失意或是遇到祸难的士大夫，往往因故出走，离开自己的侯国，到他国去求官谋生。孙武来到吴国的前后，还有两个楚国人，一个叫伍子胥，一个叫伯嚭，因为祖父无辜被楚王杀害，都相继逃到吴国，想凭借吴国的力量，替父辈报仇雪恨。

伍子胥经过千难万险，来到吴国以后，很快便投在公子光的门下做了宾客。公子光是吴王僚的叔伯兄弟。他雄心勃勃，不愿久居人下，便笼络贤才，等待时机，取吴王僚而代之。伍子胥发现公子光另有志向，不愿卷入吴国内部的斗争，便寻个借口，到边邑去务农去了。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伍子胥物色了一位名叫专诸的勇士，推荐给公子光。

这时候，孙武也在边邑过着隐居的生活，他一面灌园种地，一面苦读兵书，写作兵法。孙武生活在一个战争频繁兼并激烈的时代，身处有着源远流长的军事传统的齐国。他的父祖既是卿大夫，又是有名的将领，这些都是他能够写出兵法的有利条件。孙武是一个喜欢研究战史的人。早在少年时代，每当遇见老一辈的人，他总是要打听昔日的战争情形。如果遇到曾经实地参加过战争的人，一定请他讲一些实战的经验。久而久之，他渐渐认识到打胜仗有打胜仗的理由，打败仗也有打败仗的原因，并非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个人无能为力。

孙武常常把研究的心得写在笔记簿上。此时离纸张的发明尚有600多年。所谓笔记簿就是在竹片或木片上以小刀刻字或者用漆书写，然后再连在一起。至于作战地图，他则绘在大张的帛布上，注明军队或车船的配置及移动情况，标出战争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有时还要加上自己的评语。潜心研究的结果，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军事思想。

经过长时间的资料搜集，脑子里有了初步概念之后，他又前往战场实地进行勘察和研究。这项工作在交通条件相当落后的当时，是极为辛苦而麻烦的。然而他却乐此不疲，前后竟持续了20年之久。

孙武研究战争、战略和战术，并非要借此去游说诸侯从而获取高官厚禄。他没有名利之欲，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他只希望自己能够安分、平凡而恬静地度过一生。然而，许多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命运偏偏和孙武开了一个玩笑。早先来到吴国的伍子胥对孙武的才干和学说十分钦佩，他认定孙武是个人才，迟早有一天会脱颖而出，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来的。正所谓：“大鹏一日冲天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因此，他经常到孙武那里串门，共同探讨一些军事问题，如此一来二往，时间一长，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

著书立说 身蒙七荐

周敬王四年（前516年），楚平王去世，年幼的楚昭王继位。第二年春天，吴王僚乘楚国君弱小又忙于治办丧事的机会，任命胞弟公子盖馀、公子烛庸为将，率领三军，兴兵伐楚。二公子求胜心切，领兵贸然深入，结果被楚军切断了后路。

公子光见大军被困在外，国内兵力空虚，便把专诸找来计议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举大事，君位难得！”于是，由公子光设计，让专诸在酒席上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夺得了王位，称为吴王阖庐。阖庐是一位奋发图强立志改革的君主，他决心要使落后的吴国赶上中原各国，摆脱长期以来遭受楚国欺凌的屈辱地位。为此，他“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缕”，不迷恋安逸，不贪图享受，不迫求玩好，一心要振兴吴国。因此，吴王迫切希望聚集人才，以佐自己成就富国强兵的伟业。

阖庐即位之初，既怕国人不服，又担心诸侯不相信自己。为了保住王位，他一面施恩行惠，收买人心，一面礼贤下士，网罗人才。阖庐首先选中了伍子胥，任命他做了行人。

行人本是掌管朝觐聘问的官，伍子胥这个行人却不同一般。吴王器重他的内政外交才干，经常同他商议军国大事。有一次，吴王问道：“我国地处偏远，蜗居东南；地势低湿，江海为害；国无城防守御，民无衣食之藏。这种贫弱状况，如何改变？”

伍子胥

伍子胥沉思了一会，回答说：“凡是想图霸称强的君主，必须修城郭，设守备，练士卒，广积蓄。”

吴王很赞同伍子胥的意见，并委托他去逐件施行。国都在姑苏（江苏苏州）建成以后，吴王还特意把西向的“阔圈门”称为“破楚门”，以示自己伐楚的决心。

吴、楚两国势不两立，是世代的冤家对头。吴王有心派伍子胥、伯帮率军伐楚，又对他俩放心不下，怕他们到时只顾公报私仇、滥事砍杀，误了自己的大事。一天，吴王站在宫苑中的高台上，望着远方，慨然长叹。群臣都不解其意，惟有伍子胥心中明白，这是吴王在为选将而发愁。于是他趁机向吴王推荐孙武，并向吴王介绍了孙武的家世、人品和才干，称赞孙武是个文可安邦，武能定国的旷世奇才。可是，孙武自从来到吴国后，一直忙于勘察战史，隐居著书，吴王连孙武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甚至认为一个农夫不会有多大的本事。

伍子胥奏道：“此人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诚得此人为军师，虽天下莫敌！何况楚国？”尽管伍子胥费了好多口舌，吴王仍然无动于衷，反而转变话头，同伍子胥谈论起军旅之事。伍子胥一边应对，一边找机会举荐孙武。整整一个上午，伍子胥借论兵之机，前后七次向吴王推举孙武。到后来，吴王听得厌烦了，便嗔怪说：“我看你是以举荐人才为名，实际上是想呼朋引类，结党营私，以加强自己的势力和地位！”伍子胥见光凭口说打动不了吴王，便将孙武写的兵法拿来，呈给吴王看。

吴王将孙武的竹简兵书放在几案上，逐简翻阅。每看一简，吴王便情不自禁地叫好。他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有兴致。从《始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军形篇》、《兵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就地篇》、《火攻篇》，一直看到《用间篇》，一字不漏，看到一些警句时，还击节赞叹。吴王看了兵法之后，感到非常满意，便急不可待地要见其本人。伍子胥奏道：“孙武此人不轻易进仕，非寻常可比，必须以礼聘请，方肯来见。”吴王答应，命取黄金十锚，白璧一双，使伍子胥驾车前往，接孙武前来一见。

斩姬练兵 受命为将

伍子胥乘车来到孙武住处，见面之后，恭恭敬敬地作了长揖，带着亲切的微笑问候他的起居饮食，然后取出礼物送给孙武。见孙武高兴的样子，伍子胥又转达了吴王准备聘请他为将军的意思，激励他说：“先生饱学，满腹韬略，弃之乡野，岂不太可惜了吗？”

孙武淡然一笑：“我研究兵法只是一种爱好，并非想借此荣登官场，享受荣华富贵。而且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一个拙于辞令的人，怎能担当大王的重任呢？”他委婉地拒绝了伍子胥的好意。

不料伍子胥完全掌握了他的心态，并不想强求，以更温和的口气说：“先生的清廉我向来钦敬，您不愿出仕为官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吴王思贤若渴，一心礼聘先生，如果我将先生的话转达吴王，他也未必相信，反会认为我办事不力。还是先生辛苦一趟，如果您要辞谢，请当大王之面禀告。希望先生体谅我的苦衷。”

孙武不好再说什么，遂和伍子胥一起前往吴都。

一日早晨，孙武正在客馆等候召见，没料到吴王亲自来登门拜访。

见面以后，吴王赞赏地说：“先生的兵法，寡人已经逐篇拜读，实是耳目一新，受益匪浅。”

孙武谦谢道：“草野之民，学疏才浅。承蒙大王错爱，实不敢当。”

吴王说：“先生不必过谦，你的兵法确是前所未见，博大精深，但不知实行起来如何，可否为孤王小规模地演练一番，让我们见识见识？”

“可以。”孙武回答。

“先生打算用什么样的人去演练？”吴王问。

“随君王的意愿，用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不管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也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行。”孙武自信地回答。

吴王想给孙武出个难题。便问道：“用宫女可以吗？”

“可以。”孙武坚定地回答。

吴王大笑道：“先生是在和寡人开玩笑吧？天下岂有妇人女子，可使其操戈习战的？笑话，笑话！”

孙武激动起来，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道：“大王如果信得过臣，请将后宫的宫女交给臣，如果不能训练成军队，臣愿受欺君之罪！”

吴王即将后宫美女180人交与孙武，把王宫变成了训练场，自己和群臣饶有兴致地坐在望云台上观看。

孙武征得吴王同意后，将吴王的两个宠姬左姬和右姬充作队长，然后要求说：“军旅之事，必须号令严明，赏罚得当。

虽然是训练，也是应该有的。请立一人为执法官，二人为军吏，负责传达命令；二人负责击鼓；力士数人，充作牙将，拿上各种兵器，列于坛上，以壮军威！”吴王传令立即在王宫卫队中选用。孙武更换戎装，头戴兜整，将宫女分为两队，右姬统领右队，左姬统领左队，全部换上戎装，右手操剑，左手握盾，倒也十分整齐。

准备完毕，孙武宣布命令：“一不许混乱队伍；二不许笑语喧哗；三不许故意违反军令。”然后亲自在场地画好绳墨，布成阵势。命令传令官授予二队长每人一面黄旗，执之为队伍前导，众宫女跟随队长之后，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总，步伐要整齐，距离要适当。听从军鼓来决定进退，左转右转，寸步不乱。孙武把命令讲完之后，问众宫女：“听明白没有？”众宫女们嘻嘻哈哈，参差不齐地回答：“明白了。”

紧跟着，孙武下令说：“听到第一遍鼓时，两队要一齐前进；听到第二遍鼓时，左队要右转，右队要左转；听到第三遍鼓时，所有将士都要挺剑持盾作出争战之势；听到锣声，左队和右队即回复原地。”宫女们觉得新鲜而又好玩，皆掩口嘻笑。

鼓吏禀报：“鸣鼓一通。”宫女或起或坐，参差不齐。

孙武站起来严肃地说：“约束不明，贯彻得不力，这是将领之过，是我的不对。”遂命令军吏再一次地宣布军法、军令，强调说，如果再有不听从命令的，就要斩首示众。

鼓吏再次击鼓。

宫女们倒是都站起来了，但东倒西歪，嬉笑如故。

孙武亲自拿起鼓槌，再次重申军法和军令，并用力击鼓。左姬、右姬和宫女们看见孙武那副认真的样子，觉得甚是好玩，倚仗吴王对自己的宠爱，更加大笑不止，甚而索性爬在地上不动。

孙武见此情景，心想，如果再不来真的。眼下的局面将难以收拾，我也将贻笑天下。于是两目圆张，大怒道：“执法官安在？”

执法官立刻走上前来，跪下听候命令。

孙武厉声说道：“约束不明，将之过也，既已再三约束，士兵不听从命令，那就是士兵的罪过了。军法上是怎样规定的？”

“当斩！”执法官回答说。

孙武说：“士兵难以尽诛，可将二位队长斩首示众。”执法官见孙武发怒之状，不敢违令，便将左、右二姬绑上，准备行刑。两位宠妃见孙武要杀她们，刹时间魂飞天外，号啕大哭，众美女全都大惊失色，惶恐不安。

哭声惊动了吴王阖庐，他见孙武真的要斩自己的两位宠妃，忙派人急驰校场，命令孙武道：“寡人已经知道将军用兵的能力了，但左右二姬甚合寡人之意，如果二姬有所不测，寡人将食不甘味，请将军赦之！”

孙武坚定地回答说：“军中无戏言。臣已授命为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我循私而释放有罪者，何以服众？”

命令左右：“速斩二姬！”然后将二姬之首示众。

孙武另选二位宫女担任队长，继续鸣鼓操练。宫女们个个打起精神，再不像刚才那样嘻嘻哈哈，嬉闹无常。全场肃穆异常，一鼓起立，二鼓转侧，三鼓合战，鸣金收兵。左右进退，回旋往来，皆合规矩，毫发不差，自始至终，井然有序，寂然无声。

孙武派遣一位军吏，向望云台上的吴王报告说：“训练已经完毕，请大王亲临检阅，这群女兵已可以听命于大王，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由于宠妃被杀，吴王的心中甚是不快，但又不便发作，只好强忍怨气，对军士说：“你去告诉孙武，他很辛苦，回去休息吧，我也不想去检阅了。”

坐在一旁的伍子胥连忙躬身说道：“臣曾听说过，军中最重要的是军律，军律不严明，兵法就无法执行。戏而起兵，没有不失败的。希望大王前去检阅，成大业的人不能偏执于儿女私情，请大王明察。”

吴王听了伍子胥的一番谏净后，顿然醒悟，于是率领群臣前去检阅。宫女们娇艳的面庞，此时却变得十分严肃，君王驾临，仍然目不斜视，全神贯注地听着孙武的号令，动作协调一致，丝毫不敢苟且，真的变成了一群军纪严明，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的勇士了。

检阅完毕后，吴王带着孙武和伍子胥来到王宫，连声夸赞道：“孙先生，今天看到您优异的表现，真是钦佩之至，不愧为难得的将才啊！”

孙武先是向吴王谢罪，接着便申述杀姬的理由。他说：“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这是兵家最基本之法，为将治军之通则。用众以威，责吏从严，只有三军遵纪守法，听从号令，才能克敌致胜。”听了孙武的一番解释，吴王怨气消散，便丢掉杀姬之恨，拜孙武为将军。在孙武的严格教导下，吴军很快便成为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部队。

君臣问答 纵论天下

在伍子胥、孙武的精心治理下，吴国的内政和军事都大有起色。吴王极为依重二人，把他们视同自己的左右臂、股肱之臣，经常在一起谋划经国治军的大计，议论古来帝王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分析当时各国政事的利弊与得失。

吴王也挺喜欢军事，对如何治军，很有兴趣。他从《孙子兵法》上看到治军有道，便想作深入的探讨。

有一天，吴王同孙武讲论起治军之道，孙武说：“远古的时候，黄帝坐镇中央，四方首领为恶肆虐。黄帝先是与民休息，广积粮谷，赦免罪犯，取得了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优势之后，才南伐赤帝，东伐青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四战四胜，天下平定。后来，商汤王（商朝开国君王）伐灭夏桀（夏朝末代君王，荒淫残暴），据有九州；周武王铲除商纣，四海归一。这一帝二王，都是因为据有天时、地利，顺应民心，才无往而不胜的。”

又有一天，吴王同孙武议论起晋国的政事。吴王问道：“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六家世卿手中，他们各自掌管晋国的一块地方，相互争权夺利。依将军看来，长此下去，六卿之中谁先灭亡，哪个家族能够强大起来？”

孙武思考了一会儿，说道：“依臣浅见，六卿之中，范氏、中行氏两家会最先败亡。”

“将军根据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吴王问。

“臣下是根据他们亩制的大小、收取租赋的多少以及士卒的众寡、官吏的贪廉做出判断的。以范氏、中行氏来说，他们以一百六十平方步为一亩。六卿之中，这两家的田制最小，收取的租税最重，高达五分抽一。公家赋敛无度，人民累死沟壑；官吏众多而又骄奢，军队庞大而又屡屡兴兵。长此下去，必然众叛亲离，土崩瓦解！”孙武回答。

吴王见孙武的分析切中两家的要害，很有道理，就又接着问道：“范氏、中行氏败亡之后，又该轮到哪家呢？”

“根据同样的道理推论，范氏、中行氏灭亡之后，就要轮到智氏了。智氏家族中的亩制，只比范氏、中行氏的亩制稍大一点，以一百八十平方步为一亩，租税却同样苛重，也是五分抽一。智氏与范氏、中行氏的病根几乎完全一样：亩小，税重，公家富有，人民穷困，吏众兵多，主骄臣奢，又好大喜功，结果只能是重蹈范氏、中行氏的覆辙。”孙武回答。

吴王继续迫问：“智氏家族灭亡之后，又该轮到谁了呢？”

“那就该轮到韩魏两家了。韩、魏两家以二百平方步为一亩，税率还是五分抽一。他们两家仍是亩小，税重，公家聚敛，人民贫苦，吏兵众多，急功好战。只是因为其亩制稍大，人民负担相对较轻，所以能多残喘几天，亡在三家之后。”孙武回答。

孙武不等吴王再问，接着说：“至于赵氏家族的情况，和上述五家不大一样。六卿之中，赵氏的亩制最大，以二百四十平方步为一亩。不仅如此，赵氏收取的租赋向来较轻。亩大，税轻，公家取民有度，吏兵寡少，在上者不致过分奢侈，在下者尚可温饱，苛正丧民，宽政得人。赵氏必然兴旺发达，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到赵氏的手中。”

孙武论述晋国六卿兴亡的一番话，就像是给吴王上了一堂治国安民的课。吴王听了之后，深受启发，高兴地说道：“将军论说得很好，寡人明白了。君王治国的正道，就是要爱惜民力，不失民心。”

又过不久，吴王认为伐楚的时机业已成熟，召集群臣商讨伐楚大计。伍子胥欣喜不已，盛赞吴军为精锐之师，士气如虹，定能扫荡荆楚，称雄中原。群臣亦都激奋不已，认为定能大获全胜，马到成功，吴王见孙武沉默不语，便征询他的意见。

孙武站起来说道：“伍卿和诸位所谈固然不错，吴国现在兵强马壮，斗志高昂。但战争必须知己知彼，方有胜利的把握。依我看，楚国诛杀了奸臣费无忌，深得民心，愤怨之情已经消失，附庸之国尚未与它离心离德，国势也未衰微到不堪一击的程度。再说，”他看了伍子胥和最近由楚逃到吴国的伯豁一眼，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伍卿和伯卿皆为楚之亡命客，楚吴两国难免有人认为这是出自两卿报宿怨之心，这样只会激起楚人仇恨，其斗志也会更加旺盛，吴兵也未必肯于卖命，这对我们是十分不利的。兵乃凶事，不可妄动干戈。我认为，必须在交战前就有胜利的把握，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孙武侃侃而谈，对敌我双方实事求是的分析，入木三分，透彻明了，吴王和群臣听了无不信服，最后他说：“目前我们应该做的，一是加强我国的国势，训练好士卒；二是离间楚与其附庸国之关系，使其归附于我，为我所用；三是想办法使楚国上层发生内乱，特别是对骄横的令尹囊瓦，应尽力纵其气焰，令其内乱，待其后院起火，我们再乘势击之，可一举成功。”

吴王及群臣听了孙武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无不为之折服。于是便按孙武的意见，对内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对外积极活动，离间楚国上层及楚与其附庸国之间的关系，为下一步灭楚创造条件。

疲楚误楚 无中生有

吴王是个有见识、有雄心的君主，又有伍子胥、孙武两员股肱之臣，真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不上几年功夫，吴国便由一个贫弱的小邦，一变成为府库充实、兵强马壮的国家。吴王凭借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同强楚争霸东南。

阖庐即位时，领兵在外的公子盖馀和公子烛庸，分别逃到徐国（在今安徽泗县）和钟吾国（在今江苏宿迁东北）避难去了。公元前512年（吴王阖庐三年）夏，吴国派出使臣，责令徐国和钟吾国交出二公子。二国依仗有强大的楚国撑腰，拒不从命，私自放走了二公子，让他们去投奔楚国。楚国十分得意，立即派出大员隆重迎接二公子，楚昭王下令，请二公子在养地（在今河南沈丘县）暂住。接着，又命令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戍重修养城，把养城东北边的城父、东南边的胡田两块地方封给二公子，企图利用二公子为害吴国。

徐国和钟吾国的胆大妄为，楚国的挑衅行动，大大激怒了吴国君臣，给吴国出兵提供了口实。这年冬天，吴王派孙武、伍子胥兴师伐讨。钟吾国小民贫，不堪一击，很快灭亡。吴王即以得胜之师，回兵伐徐。徐国君臣一面固守城池，一面火速派人向楚国告急。楚国当即派沈尹成率兵救徐。孙武主张兵贵神速，他见强攻一时难以取胜，怕旷日持久，楚兵来援，于己不利，便下令士卒日夜赶修堤防，堵截山水，灌淹徐国。楚国救兵还未赶到，徐国城池已被大水冲泡，徐国军队不战而溃，国君章禹领着夫人和近臣向吴军投降。孙武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连灭二国。吴王得意忘形，想乘势移兵伐楚，扩大战果。孙武认为不妥，进谏说：“楚军是天下的一支劲旅，非徐国和钟吾国可比。我军已连灭二国，人马疲劳，军资消耗巨大，不如暂且收兵，蓄精养锐，再等良机。”吴王听从了孙武的劝告，下令班师。

大军回国之后，吴王向伍子胥征求伐楚的方略，伍子胥献计说：“楚国政出多门，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谁也不愿承担责任。假如把我军分成三支，轮番去骚扰它，彼出我归，彼归我出，楚军必然疲于奔命。待楚军疲惫之后，我们通过外交、间谋等途径影响他们的决策，造成他们的失误。然后再大举伐楚，就一定能成功。”吴王采纳了伍子胥“疲楚误楚”的计谋，并责成伍子胥、孙武去具体实行。

吴王阖庐四年（前511）秋，吴军用一支人马围攻楚国六（今安徽六安县北）、潜（今安徽霍山县南）二城。楚国闻警，马上派沈尹戍率大军救援。伍子胥、孙武估计楚国救兵快赶到了，便主动撤兵。楚军扑了空，白跑一趟，将潜城人迁到南岗（今安徽霍山县北）以后，只好回军。

楚军人未解甲，马未下辕，吴军的第二支人马又包围了弦城（在今河南息县南）。楚昭王大怒，命令左司马戍、右司马稽两员大将领兵出征。楚军昼夜兼程奔赴前线，才赶到豫章地区，离弦城还有一段路程，吴军就已主动撤离，楚军再一次赴空，士兵怨声载道。

吴军两次袭扰楚国，都曾请求越国助战。越国一向与楚国交好，根本不予理会。吴王打算伐越国，又担心一支人马兵力单薄难以取胜。正在吴王犹豫不决的时候，孙武对吴王说：“兵在精而不在多。依臣愚见，一支人马就足够了。越军虽众，我们可以用计谋使之分散，他们兵力再多也无济于事。”

在孙武的策划下，公元前510年（吴王阖庐五年）夏，吴王又取得了伐越的胜利。

公元前508年（吴王阖庐七年）夏，桐国（在今安徽桐城县北）背叛了楚国。桐国的北面，原来有个小国叫舒鸠（在今安徽舒城县），很早以前就被楚国吞灭了，因此，舒鸠人对楚一直怀恨在心。于是，吴国派出间谍，唆使舒鸠人说：“如果您们想办法逛骗楚军来攻打我国，我军便佯装惧怕楚军，假意代楚伐桐，使楚国对我不存戒心，这样就可以寻机消灭它。”

舒鸠人为了报复楚国，便听从了吴国的误楚之计。他们编造了一套假情报，去蒙骗楚国。楚国君臣利令智昏，竟然听信了舒鸠人的谎言，在这年秋天，派令尹（楚国的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囊瓦（字子常）率大军伐吴。囊瓦得报吴军战船摆满桐国以南的江面，便误以为吴军胆虚，想用伐桐来讨好自己，于是把大军屯驻在豫章地区，静观事态的变化。这时吴军却在巢城（在今安徽淮南市南）附近暗中集结，等待时机。楚军从秋天一直驻扎到冬天，时间一长，士气便日益低落，防备也松懈下来。孙武抓住时机，指挥吴军发起突然袭击，在豫章地区大败楚军。吴军在胜利返回的路上，又顺手牵羊出其不意地攻克了巢城，楚国守卫巢城的大夫公子芈胜也乖乖地作了俘虏。

班师回吴后，吴王阖庐说：“这次虽然挫败楚军，但未拿下楚都，功劳微不足道。”

伍子胥说道：“这次虽未大败楚军，但臣等做梦都想拿下楚都。只是楚乃天下劲旅，不可轻敌。令尹囊瓦虽不得民心，但其他大臣尚很贤良，尚未引起诸侯的痛恶。听说囊瓦贪得无厌，日久必招致众叛亲离，诸侯反目，届时再乘机西进，楚都可下。”遂使孙武在长江下游演练水军，同时派人终日打探楚军消息。

因势利导 五战克郢

楚昭王即位以后，楚国江河日下。内部权奸当道，忠良被害。外则兵祸连年，东困于吴。楚的附庸时有叛离，各国诸侯也纷纷打楚的主意。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庐九年）夏，晋国支持蔡国灭掉楚的附庸沈国（在今河南汝南东南）。这年秋天，楚国发兵围攻蔡国，为沈国报仇。

蔡国同吴国交好，吴王打算借此机会大举伐楚，便去征询伍子胥、孙武的意见。

吴王问道：“当年寡人主张伐楚，二位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经过这五六年的准备，现在出兵，二位认为怎样？”

伍子胥、孙武回答道：“楚将囊瓦贪而无能，得罪了不少诸侯，唐、蔡二君对他恨之入骨，君王如果想大举攻楚，要得到唐、蔡二国的帮助才行。”

吴王赞同他们的意见，便派伍子胥去联合唐、蔡。唐成公、蔡昭候慨然应允，一致表示要鼎力相助。原来唐、蔡二国都是楚的属国，岁岁朝贡，按时觐见。有一年，蔡昭侯带着一双晶莹的玉现和两件华贵的皮袄去朝楚。蔡昭侯将一件皮袄和一块玉佩奉献给楚昭王，令尹子常见物眼开，向蔡昭侯索要剩下的玉现和皮袄。蔡昭侯对子常的贪婪，非常厌恶，不肯答应，结果被软禁起来。不久，唐成公骑了两匹名贵的宝马，也去朝楚。子常又厚着脸皮向唐成公索要名马，偏偏唐成公也是个倔性子，不吸取蔡昭侯的教训，硬是不给，结果也被囚禁起来。胳膊终究拗不过大腿。三年后，还是二君服软，交出了名马宝物，才被释放。归国途中，蔡昭侯指着淮河发誓说：“寡人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蔡侯归国之后，曾经联晋、宋、齐、鲁、卫、陈等国，以晋国为首，共同伐楚。其间因大雨连绵，多日不停，晋国首先班师归国。晋国一走，其他国家亦无心恋战，也纷纷归国，伐楚计划中途流产。蔡候失望之际，想到吴国，遂约会唐国。共同投靠吴国，希冀三国并力，共同破楚，以雪昔日之耻。

这一年的冬天，吴王阖庐亲自出马，拜孙武为将军，伍子胥、伯豁为副将，胞弟夫概为先锋，倾全国兵力，并联合唐、蔡二国，总计数百辆战车，3万多兵马，数万随军民夫，浩浩荡荡出师伐楚。

孙武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略方针，大军北上，溯淮河西进，有意给楚军造成吴军救蔡的假象。吴军越过了蔡国，孙武传令：“军士登陆，徒步前进，将战船尽留于淮水弯道。”伍子胥问其故，孙武道：“兵贵神速，战船逆水而行，速度太慢。这样会给楚军充分的时间，让其得到准备，如此，则楚不可破矣！”伍子胥深以为然。于是吴军舍舟登陆，人衔枚，马摘铃，昼夜兼程，向楚国东北边境急速前进。

楚国得知吴国大军来犯，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议选将御敌。有的主张任命公子结为将，有的认为令尹子常合适，双方争议未决，没料到，这一绝密军情被吴国的间谍获知，吴军大营立即采取对策。伍子胥在楚多年，深知二人的情况，于是放出风声说：“如果让公子结为将，我们就等着取他的人头，让令尹子常率兵，我们只好退避三舍。”楚国得知后，果然上当，拜贪婪无能的令尹子常为将，而不用有勇有谋的公子结。

子常统辖沈尹戍、部将史皇、武城黑等战将，指挥20万大军，星夜赶赴前线。楚军刚刚在汉水南岸立稳阵脚，哨探即来报告说，吴军已经出现在汉水以北。

孙武见楚军已经作了应战部署，不敢贸然渡水强攻，便略施小计，调动楚军。他故意卖个破绽，下令全军在豫章地区安营扎寨，休整待命。

楚将子常原来断定：吴军千里远征，军资接济十分困难，最利速战速决，最忌旷日持久，没料到，吴军却按兵不动，跟自己隔河相持。子常一时摸不清吴军的作战意图，不知吴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命令部队暂时扎营，处处设防，严加戒备。

正在子常狐疑之际，左司马沈尹戍前来献策说：“兵法上说，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吴军远征，利在速战。现在孙武按兵不动，正是犯了兵家之大忌。孙武这一失策，乃是上天保佑楚国。将军在此暂拖住吴军。使他们不敢冒险渡河。末将率领本部兵马，绕道吴军后方，征调方城以外民众，焚毁他们的战船，然后我即扼守大隧（今鄂豫交界之九里关）、直辕（今鄂豫交界之武胜关）。冥陌（今鄂豫交界之平靖关）三关。等吴军师老兵疲，将军再迎头攻杀，末将从后掩袭，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这样，吴军进退无路，插翅难飞，我军必大获全胜。”

二人计议妥当，左司马沈尹戍立刻分兵行动。孙武暴露自己的“失误”，本来就是为了引诱楚军中计，促使楚方分散兵力，造成军力对比上有利于己的变化，然后再伺机发起进攻。

左司马沈尹戍领兵走后，武城黑进见子常说：“吴军战车纯用木料做成，极耐风雨。我军战车外包皮革，用胶固定，遇到阴雨天，胶化筋脱，容易损坏。长久相持，对我军不利，不如速战。”

武城黑刚走，部将史皇又悄悄来到帐中，私下对子常说：“国人憎恶将军，爱戴左司马。假使左司马此去毁舟成功，那就等于是他独自战胜吴军。将军定要赶在左司马行动之前发起进攻，不然的话，难免出师无功。”

令尹子常听了二位部将的话，觉得也对，遂不顾与左司马沈尹戍之约定，倚仗自己兵多势众。下令立即强渡汉水，在大小别山一带，连营数十里，摆出一副大战的架式。哪知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楚军的错误行动，正是孙武求之不得的。吴军早就袜马砺兵，准备厮杀。孙武乘楚军立足未稳，先声夺人，击鼓进兵。吴方前有大军堵截，后有抄袭之师，正是陷于“死地”，所以个个奋勇冲杀，无不以一当十。楚方背水作战，也想死里求生。双方在大小别山地区，大战三次。楚军虽众，然而素质却低，指挥无方；吴军虽少，但却训练有素，指挥得当。故而吴军大胜，楚军大败。主将子常见首战败北，心无斗志，无心再战，想要临阵脱逃，被部将史皇劝止。

楚军且战且退，向西退到柏举（在今湖北麻城以东）。子常在柏举重新集结兵力，企图孤注一掷，同吴军决战。两军相持数日，先锋夫概向吴王请战说：“楚将子常不得人心，他的部下皆无斗志。如果我军先发制人，发起进攻。楚军必乱，而后我军再大举掩杀，必能取胜。”吴王阖庐认为，楚军虽败，实力尚存，不同意夫概的意见。

夫概回到自己的营帐，对部下说：“君王既然让我担任先锋，我就有权调动本部军士。军事以利为上，我趋利而动，随机应变，见机行事，何待君命！”于是，夫概亲自率领自己的5000劲卒，乘楚军尚未开饭之机，发起突然袭击。楚军早已成了惊弓之鸟，见吴军突然杀来措手不及，被杀得晕头转向。孙武见夫概突击得手，当即指挥大军掩杀过去。吴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呐喊着冲进楚营。鼓声震天，人喊马嘶，车毂交错，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两军在柏举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鏖战。吴军攻势凶猛，楚军抵敌不住，纷纷奔逃。子常见败局已定，也乘乱逃命。楚军失去主帅，军心大乱，结果一败涂地。部将史皇死于乱军之中。

吴军乘胜追击，在柏举西南的清发水（今湖北安陆西的损水）追上了楚军。溃败的楚军，正在抢舟夺船，争相渡河逃命。吴王正要下令发起攻击，夫概说：“困兽犹斗，何况人呢。

楚军见我急攻，知道难免一死。必然死里求生，与我拼死一战，我军未必能胜。如果给那些先渡河的楚军一条生路，没有渡河的楚军便丧失斗志，只顾逃命。我军乘其半渡发起攻击，定会大胜。”吴王听从了夫概的建议，乘楚军半渡之际发起冲锋，在清发水又大败楚军。楚军死伤很多，溺水者不计其数，河水为之变赤。

侥幸过河的楚军，饥不可耐。慌忙埋锅造饭。饭刚造好，吴军又已杀到。楚军只得丢下做好的饭食，忍饥逃命。吴军饱食一顿。继续跟踪追杀。

楚军残部一直向西南败退到雍撑（在今湖北京山县西南）。这时，前有波涛汹涌的汉水，后有吴国大军的追击，楚军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眼看就要全军覆没，成为吴军的俘虏。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左司马沈尹戍领兵赶到，见楚军败得如此凄惨，便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打起精神，奋力击退了吴军的先头部队，救出了大批人马和车辆。

原来，左司马沈尹戍领兵潜行到息城（在今河南息县西南）时，忽然得报子常战败。他不敢怠慢，立刻回师增援，一路上马不停蹄，昼夜兼程，正好赶到雍灌救急。他杀退吴军先头部队后，又赶忙收集子常残部，准备迎战吴军主力。等孙武大军赶到后，双方在雍豫又大战了三次。楚军终因军心澳散，士无斗志，人困马乏，又被吴军打败。左司马戍见大势已去，无心再生，乃自杀身亡。

至此，楚军全线彻底崩溃，兵败如山倒，溃兵如潮般涌向郢都（在今湖北江陵北）。汉水天堑失守，郢都亦无险可守，完全暴露在吴军面前。

孙武指挥吴军不给楚军一点喘息的机会，迅速抢渡汉水，直捣郢都。郢都的左右各有一个属城，即表城和纪南城，三城互为联络，成特角之势。孙武率兵攻打纪南城。

孙武引兵过了虎牙山，转入当阳阪。这时孙武望见漳河之水滔滔而过，水势浩大。纪南城地势低下，距离纪南城不远的郢都地势亦低下。孙武看在眼里，心生一计，命令吴兵在高处驻扎，然后准备番铺等工具，限一夜之间，掘开深壕一道，直逼纪南城。天明时深壕已经掘好，孙武下令凿开漳江河堤，江水进入壕沟，浩浩荡荡，泻到纪南城中。守城将领还以为江水暴涨，遂命城中百姓向郢都逃命。不料江水浩大，连郢都城下都是一片汪洋。

孙武命人在山上砍竹造筏，吴军乘筏，声势浩大地杀到郢都城下。

郢都人心惶惶，十分恐惧，各自逃生。楚昭王知郢都难守，只带爱妹乘舟从西门逃走，向西北方向仓皇奔去。孙武派人堵住漳江决口，又使人掘开水坝，放水归江，重兵把守郢都四郊。伍子胥这时已经攻下麦城前来报捷。吴将簇拥着阖庐进入郢都。

在这场吴楚大战中，孙武指挥吴国大军，在大小别山地区初战得势，在柏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清发水大败楚军残部，在雍灌消灭了左司马沈尹戍的回援部队，以3万精兵，击败楚军20万大军，五战克郢。经此一战，吴国声威大振，楚国受到了立国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后来秦国出兵，帮助楚国收复了郢都。楚国君臣惧怕吴军再来，便将国都迁到都城（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激流勇退 巧计败越

阖庐大会群臣，论破楚之功，首推孙武，并要加官进爵，光耀门第。然而孙武却坚辞不就，并且提出了辞呈，“臣本一介平庸之士，承蒙大王不弃，一定要臣出仕，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只好勉强从命。十几年来，臣竭尽绵薄为大王效力，如今大王的霸业已成，称雄于世。各国诸侯，无不慑服，这都是大王无与伦比的威德所致，臣亦与有荣焉。无奈臣体弱多病，年事已高，处理政事，每有心劳日拙之感，为此日夜惶恐，惴惴不安，恳求大王准臣辞官还乡，以终老天年。”

阖庐非常惊讶，马上派伍子胥亲往孙府，劝他打消辞意。

孙武不改初衷，说：“您不知道，当初出仕并非我的本意，完全是大王恩宠和您的友情所致。不知不觉间已经做了10多年官，有这么长的时间让我有研究、实习兵法的机会，我已经很满足了。这是我的兴趣所在，不能算作什么功劳。如今，我的健康和能力已经一天不如一天，我恳托您，替我在大王面前说明原委，成全我的宿愿，我将感激不尽。”

孙武意志坚决，已经没有回旋调和的余地，伍子胥无奈，只得如实向阖庐汇报。阖庐也不好再勉强，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了酬答他在奠定吴国基础和伐楚争霸大业中所建立的殊勋，把邻近越国的一个叫做富春的地方赠送给他，做为他世居的领地。

孙武终于夙愿得偿，归隐田园。对于兵法的研究渐渐地淡下来了，大部分时间用来务农和处理家务。当年出仕的时候，他只有几根白发，为官十几年，虽然也只有50多岁，却已满头银丝了。他对世俗的功名利禄之所以如此冷淡，是因为他对官场生涯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尔虞我诈、阿谀逢迎，嫉妒和憎恨、阴谋与权变，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稍有不慎就可能家破人亡，实在是太险恶了。特别是阖庐登基为王和伐楚胜利后那种残酷、骄纵、淫奢的作法，使他不寒而栗。激流勇退是惟一的出路，否则前景不可预料。

孙武的妻子死去后，孙武听说越王允常去世，他儿子勾践即王位，阖庐趁越国丧的时机，准备发兵伐越。孙武皱起了眉头，喃喃地自言自语：“乘人之危乃不仁之至，上天绝不会助佑的，子胥为什么不谏静呢？”他真想去找伍子胥，让他说服阖庐息兵，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然而又一想，自己已经退出政界，还是不要再去参与了。

吴国终于召集了数万大军，向南开拔，勾践亲自带兵迎敌，在醉李双方交锋，展开了一场大战。阖庐被越国大将灵姑浮砍断脚趾，不久气绝身亡。因太子波已死，阖庐死前把王位传给了夫差。夫差是个轻浮、傲慢而薄情的人。孙武为子胥的命运担心忧虑。

三年后，伍子胥郑重地专程到富春来拜会孙武。寒暄过后，子胥说出了来意。夫差俟大孝三年期满，准备大举伐越，以报醉李之仇。夫差和伍子胥等人考虑再三，拟请孙武再次出山，借他的智力和才华击败越国。

“孙先生，”子胥真诚地说，“遥想当年，我们一同辅弼前王，把吴国建设到了今天这样的成就，如果毁于一旦，不但百姓涂炭，您就忍心吗？大王夫差及其宠臣一心急于报仇雪恨，却又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一旦失利，后果不堪设想啊！”

孙武感叹于子胥这样一个聪明人，却又终日斤斤计较名利权势之争，反而把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搁在一旁，于是委婉地说：“我是个过时的人物了，好比四季所穿的衣服，春有春装，夏有夏装，如果夏天却穿皮裘，不是太可笑了吗？我只希望把世事忘得一干二净，也希望世人把我忘得一干二净。聪明的人不但要合乎时宜，还要尽量把个人和世界接触的范围缩小。”孙武所说的是真心话，同时也在暗示子胥，要他隐退林泉，颐养天年。然而子胥一门心思要动员孙武出山，并不理会他的这些话，只是一个劲劝说他为国效力。

孙武已经看出子胥态度的坚决了，硬顶着似乎于公于私都不太好，于是建议说：“再度出仕是绝不可能的了。不过，既然您专程来到富春，我就贡献一点伐越的战策吧，好吗？”

子胥无奈，只好同意。

孙武想了想，慢慢地说：“夫差为了征越而锐意练兵，越王勾践肯定会知道的。勾践年少气盛，又在三年前击败了吴军，一定心骄气傲，不以为意，不过越国的大夫文种、将军范蠢却都是智慧超群的人物，他们又一定会阻止勾践轻举妄动而以固守为其策略。问题的要害是要千方百计地激怒勾践，使文种、范蠢的约束失败。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我们可以派出一支轻骑兵，人数不要很多，五六千名即可，先从太湖渡船南下，在越的西北方登岸，不断地向越军挑衅，打打走走，灵活机动，意在惹恼勾践，即使文种、范蠢谏止，他也会出击的。只要勾践离开越都会稽，我军主力则由东直驱南面，轻取会稽。不管勾践是否回师往救越都，我军那支轻骑队伍都要不断地扰乱他们，当双方主力接触的时候，骑兵队可在敌人后方鼓噪呐喊，使他们心惊胆颤，并不断地突击，这样，越军首尾受敌，加上吴军本来就比较强大，胜利是有把握的。注意不要堵住越兵的退路，不要逼他们孤注一掷，作困兽之斗，而是让他大败而逃，然后穷追不舍，务必全歼敌军，以绝后患。”

孙武喝了一口茶，最后强调说：“这次战役有三个要点，其一为首先以骑兵队为诱饵，其二为不塞住敌军退路，其三为穷追不舍。我的这些意见，只是纸上谈兵，仅供吴王和您参考吧。”

后来的战争进程，果如孙武所料，吴军取得大胜，越王勾践夫妇被作为人质带到吴国为奴。只是由于伯豁受越人贿赂，没有对越“穷追不舍”，并说服夫差保留越国，以致10年后越又灭吴并称霸于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夫差获得大胜，凯旋回国后，派伍子胥前往富春酬谢孙武，然而孙武已不知去向。空留一座缥缈的山庄，默默无言地矗立在青山绿水之间。

对于孙武的一生，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吴王阖庐深知孙武能用兵，终于拜他为大将。在孙武的指挥下，吴军西向击败强楚，五战克郢，北向威震齐、晋两大中原强国，使吴国显名列国诸侯。这一切都是同孙武的功劳分不开的！”“吴国任用孙武为将，申明军法，严格赏罚，军力强大，终于称霸诸侯。”

孙子兵法 驰誉中外

孙武之所以享有盛名，主要并不是因为他西破强楚，北威齐晋的军功，而是由于他留下了一部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一部内容完备、结构严谨的古代军事名著。它的产生，为我国军事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孙武把与战争有关的军事问题，分作13篇加以论述，全书有完整的体系，新颖独特的论述形式。各篇既能独立成章，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上下承启，前后衔接，浑然一体，所以古人说：“其义各主于题篇之名，未尝泛滥而为言也。”直到今天我们阅读这些篇章，仍然为其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体系惊叹不已。

《孙子兵法》虽然包容了军事学的各个方面，但是关于进行和指导战争的论述，则是全书的核心内容，其他各个方面，几乎都是围绕这一内容展开的。

孙武研究军事是从研究战争入手的。《孙子兵法》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指出：战争是“国之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因此必须慎重对待，不可轻率从事，“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这就明确表达了孙武的“慎战”思想。孙武的“慎战”思想，反映在战争指导上则表现为“全胜”的理论，这是《孙子兵法》的精华所在。在“慎战”思想的支配下，孙武要求当权者不可轻易地进行战争，要进行战争就必须要有胜利的把握；只有一般的胜利把握还不行，必须要有“全胜”的把握才能进行战争。因此，他要求战争指导者尽最大的努力，创造最好的条件，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取得最完全的胜利。

（一）“先胜而后求战”是达到“全胜”的前提

孙武要求战争指导者，要在战前对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作全面的分析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了解敌我双方力量的优劣。因而也才能依据所了解的情况，制订夺取战争胜利的方略。所以他说：“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这就是孙武“知彼知己”，综合分析对比敌我力量的“庙算”知胜的思想。

孙武认为，为了做到“知彼知己”，除了善于通过各种征候“相敌”（即分析观察有关敌军的各种现象和动向）外，还要获得可靠的情报，派遣各种间谍潜入敌军内部，进行各种侦察，而且不被敌人发现。孙武十分重视依靠间课了解敌情，把“用间”提到了“三军所恃而动”的重要地位。

孙武在其“先胜而后求战”的思想指导下，要求战争指导者在战前要千方百计地消灭自己的弱点，使敌人无隙可乘，无懈可击，立于不败之地，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所谓“先为不可胜”，就是要树立随时准备作战的思想，对敌人不能存有侥幸的心理，要做好一切准备，使敌人的进攻无法得逞，并且以自己的充分备战措施，挫败敌人的进攻。在思想上提高警惕、常备不懈之后，还要在军事部署上，拟订周密的作战计划，考虑这种击败敌人的作战方案，这样就不怕敌人的突然袭击了。

（二）争取主动是达到“全胜”的必要条件

孙武提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要求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这是两千多年前孙武所说的争取主动避免被动的军事名言，这一名言历来受到兵家的重视，唐朝著名的军事家李靖，在《李卫公问对》中就曾经说过，古代兵法千章万句，不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

在战争中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对于实力优势较大的军队来说并不难做到，只要指挥无误，官兵善战，自然就能把握住战争中的主动权。对于实力并不处于优势的军队来说，要想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如果战争指导者能够正确进行指挥，恰当地部署和使用兵力，就可以造成一种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主动态势，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任势”。孙武认为，要使军队的战斗力能充分发挥出来，真正做到出奇制胜，就要使部队处于“势险”、“节短”的状态。

所谓“势险”，是指军队具有高速机动的速度，这种速度如“激水之疾”，它所产生的威力“至于漂石”，能把巨石般的敌人冲垮；这种军队蓄积和蕴育着极强的战斗力，如同拉满的弩机，紧张的弓箭，一触即发。要使具有这种极强战斗力的军队，产生强大的作战效果，就要使这种战斗力在极短的时间和距离内，以突发的冲击形式爆发出来，使敌迅雷不及掩耳，措手不及，这就是孙武所说的“节短”。他用“鸷鸟之疾，至于毁折”的形象比喻，要求枕戈待战的部队，在发起冲锋时，要像雄鹰在短距离内搏击小鸟那样，使敌束手就缚。

造成我之主动、敌之被动的态势，不但要使自己的军队蓄积极强的战斗力，具有突发的冲击力，而且要使敌军陷于被动挨打的不利态势。孙武认为，要使敌军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就要采取“动敌”——即调动敌人的手段，使本看不易歼灭的敌人，成为可歼灭的敌人。为此他提出：对于深沟高垒的敌人，要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法，把敌人调出来在野战中消灭它；对于急功冒进的骄横之敌，要先“避其锐气”，消磨其锋芒，使之疲惫，尔后“击其惰归”，将其歼灭；对于盲目来攻的敌人，则诱使其改变进攻的方向，使之“不得与我战”，尔后我可寻机将其歼灭。

除了“动敌”之外，孙武还采取了“示形”的办法，争取主动摆脱被动。孙武所说的形，是指客观物质力量。孙武说的“示形”，包括“形人而我无形”两个方面的内容。“形人”，就是要造成各种假象去迷惑敌人，诸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使敌人发生错觉，采取错误的行动，把军队拖垮，使官兵疲惫，让敌之真相暴露无遗，为我提供歼敌之机。所谓“我无形”，就是要隐行匿迹，深深地隐蔽自己的意图，达到“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的地步，这样就能增大己方进攻的主动性和突发性，扩大敌人的被动性和盲目性，就可以“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了孙子“示形”之说：“我们可以人为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避实击虚”、“以众击寡”，是孙武关于集中兵力，造成相对优势，取得作战主动权，战胜敌人的精彩论述。孙武用“水之形，避高而趋下”的生动比喻，要求战争指导者，指挥自己的军队，“避实而击虚”，攻击敌人防御薄弱之点，造成“兵之所加，加以击卵”的凌厉攻势，迅速歼灭敌人。

（三）灵活多变的战法是达到“全胜”的重要手段

有了充分的准备和取得一定的主动权后，并不等于已取得了胜利，如果战法呆板，照样不能打胜仗。所以孙武说：“兵无常势”，如同“水无常形”一样，只有“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才可以说用兵是入了“神”。孙武所说的灵活多变的作战指导，主要表现在正确使用兵力和灵活多变的战法两个方面。

在正确使用兵力方面，他要求战争指导者要“识众寡之用”，要根据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打法。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要采取不同的作战手段。“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远途奔袭时，要“并敌一向”，撇开次要敌人，攻其主要目标，这样就可以“千里杀将”；在兵力部署上，要如同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做到灵活机动，互相策应。

在战法变换方面，孙武主张“奇正”多变。他认为，虽然打仗的一般规律，总是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但是奇正之变，就像宇宙的万事万物那样变化无穷。他要求战争指导者，战法要灵活变化，计谋要不断更新，使人无法识破我在军事部署上奥妙机秘之所在；驻军要常换地方，进军要多绕迁路，使人不能猜测我的意图。这样就能稳操胜券了。

此外，《孙子兵法》还提出了“因粮而敌”的主张，并对不同的天候、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形，也提出了变换战法的一系列措施，对水战、火战、山地战的战法，也有一定的论述。

（四）良将精兵是达到“全胜”的根本条件

孙武在《孙子兵法》开卷的《计篇》中，把“智信仁勇严”的良将，以及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的精兵，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是达到“全胜”的根本条件。

孙武关于争取战争“全胜”的种种论述，无一不同贤良将帅的指挥才能和精神素质有关。因此，他对将帅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要求，归纳起来就是“智信仁勇严”五条；“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护士卒；“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孙武把智放在首要地位，表明他对将帅指挥才能的重视。孙武认为，两军相争，较量智谋为先，角逐实力次之，作为一个贤良的将帅，必须对关系战争全局的大事，要有深刻的了解，能明察事理，多谋善断；对于整个作战过程要善于分析判断，考虑利害得失，定下正确的决心；对于敌我双方的情况，必须有透彻的了解，既不可明于知己而暗于知彼，也不可明于知彼而暗于知己，只有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要想尽一切办法，消除自己的弱点，不为敌所乘；必须尽一切可能，暴露敌人的弱点，寻机歼灭敌人；对于复杂多变的战场，要能“通九变之利”，作出灵活的处置；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要能“因敌变化”而“料敌致胜”。

孙武认为，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的军队，是夺取战争“全胜”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他极为重视治军和练兵。他认为治军的基础是爱护士卒，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使士卒亲附，为使用他们创造条件。

但是，如果士卒亲附而不能用，厚待而不能使，那就如同溺爱的娇子一样，不能用以作战，因此孙武要求对士卒要“教之以文，齐之以武”，进行严格的训练，对他们明法申令，治乱去骄，使之畏服，听从指挥。

《孙子兵法》问世以后，得到了社会普遍的重视和流传，被人们推尊为兵学鼻祖。韩非在《五蠢篇》中说，战国时“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生动地反映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时期，人们研究军事、探讨兵法的盛况。司马迁称道：“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说明《孙子兵法》在汉代已成为兵学之冠。第一个注释和阐发《孙子兵法》的大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兵法》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他要求军事家们能领会书中“审计重举、明画深图”的真谛。明代中期抗倭名将戚继光则认为，《孙子兵法》是“纲领精微”的“上乘之教”。

明代后期的茅元仪用“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两句话，概括了《孙子兵法》在我国古代军事理论上的承先启后作用。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认为，“就中国历史来考究，2000多年的兵书，有13篇，那13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士哲学。”

《孙子兵法》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军事史，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不仅是我国现存的最古兵书，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士论著。它比希腊希罗多德（前484一前425）的《希腊波斯战争史》、色诺芬（前403一前355或354）的《希腊远征波斯记》、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廷（约35一约103）的《谋略例说》，不仅成书的年代要早，学术性更强，而且在内容上更加详备、系统和深刻。所以《孙子兵法》不胫而走，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早在唐朝就流入日本、朝鲜，1660年就有了日译《孙子兵法》；18世纪60年代，《孙子兵法》西传至欧洲，1772年，法国神甫约瑟夫阿米欧首次将它译成法文，在巴黎刊印出版；1910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以《孙子兵法，世界最古的兵书》为名，在伦敦翻译出版。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孙子兵法》译成本国的文字。这些国家的军事理论家们，对《孙子兵法》都赞不绝口，认为它的内容“阅阔深远”，“诡谲奥深”，是“最早最优秀的著作”；称道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奠定了古代中国军事科学的基础”；亚洲的许多国家，甚至把《孙子兵法》规定。

我们在充分肯定孙武在军事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吸取其中的精华时，也要看到他的不足，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对他在著作中所反映的唯心史观和机械论，也要精心地加以扬弃。例如，他把战争的发动和消弭，仅仅看成是国君的一念之差，从而模糊了产生战争的社会根源；他所研究的战争几乎都是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对奴隶阶级的起义和战争，几乎没有涉及；他对将帅作用的过分夸大，以及驱使士兵盲目赴战的论述，是应当注意剔除的糟粕。再者，在具体的战术上，虽然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原则，但他过分强调速胜，以为“兵久则国利者，未之有也”，又太绝对化了。他笼统地提出“归师勿遏”，“穷寇勿追”等，也是片面的。相反，有时就要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甚至“斩草除根”，不留后患。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一首诗中就曾写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沾名学霸王”，就是针对“穷寇勿迫”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