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丧葬文化：明清（3）

85岁高龄仍然写作，反复训诫子孙，只是为了死得其所

前面两期文章小编分享了明清时期几种常见的丧葬礼仪，本期文章小编要与读者们分享的是明清时期士大夫的丧葬观。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晚期，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些直接推动了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发展，反映在丧葬文化中便是反厚葬思想的活跃。其中，以黄宗羲、陈确二人最具代表性。

黄宗羲画像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他是清初杰出的思想家，著作主要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等书。

黄宗羲在著述中，首先对社会上的厚葬风俗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和批判，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说：“治天下者既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侈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皇帝大大虽然减轻了百姓的赋税，但是老百姓仍然富裕不起来，因为习俗未去，那什么是习俗呢？“丧之含敛也，设祭也，佛事也，宴会也，刍灵也。富者以之相高，贫者以之相勉矣。”有钱的人为了炫耀财力大肆举办丧事，而贫困之家为了举办丧事更加贫困，这就是习俗。黄宗羲指出了厚葬的危害性，厚葬习俗的风行，会导致僧、巫横行，有害于整个国家和天下万民的“财计”，使国家和人民处于贫困之中。因此，要救世弊必去厚葬。他说：“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而庶乎救弊之一端也。”市面上出售的货物全是与百姓生计无关、与厚葬有关的东西，应该全部禁止出售，这样就能革除厚葬的弊端了。

《明夷待访录》书影

那么，具体怎样做才能铲除社会上盛行的厚葬恶俗呢？黄宗羲明确指出，要从根本上铲除厚葬之恶习，就必须使民间吉凶等一切人生大事遵从儒家礼仪，特别是当时社会上通行的《朱子家礼》，除巫去僧，以明儒家之教。

为了表明他与当时社会上厚葬陋习作斗争的决心，他在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筑造生圹时，撰写了《筑墓杂言》，谕令其子黄百家及族人、弟子：“吾死后，即于次日至圹中，敛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钱、纸幡一概不用。”此外，他还作七绝《示百家》二首，告谕儿子黄百家千万不要循俗厚葬，违背父亲的意愿。

《朱子家礼》书影

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黄宗羲已是年届85岁高龄的老人，久病不愈的他，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写了《梨洲末命》一篇，再次遗命薄葬：“吾死后，即于次日之蚤，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棕棚抽出，安放石床。圹中须令香气充满，不可用纸块钱串一毫入之，随掩圹门。”黄百家与族人商议后，深感遗令难行，特别是“不用棺椁”更难奉行。黄宗羲知道后，又作《葬制或问》一篇，以释家人弟子之疑。他在《葬制或问》中，极力椎崇古人赵岐、杨王孙等人的薄葬行动，指出“不用棺椁”虽然与“送死者，棺周于身，椁周于棺”的古今通义有相异之处，但并不违背孔子制定的儒家礼仪，并再次重申了“不用棺椁”、“不循流俗”的坚定决心。

最终，黄宗羲的丧事均按他的薄葬意愿而行。据《黄梨洲先生年谱》和《宗谱》记载，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享年86岁的黄宗羲逝世后，其子黄百家“从《末命》，即于卒之次日舁至化安山生坊中，即闭塞圹门”。此外，根据当地百姓所说，黄宗羲的墓在十年动乱中曾被挖掘，墓室中仅出土书籍一部、笔一支、砚一方。这些证据更有力地说明了黄宗羲反厚葬的思想，身体力行，践行薄葬。

《南雷文集》书影

陈确（1604-1677年），宁乾初，浙江海宁人。他曾与黄宗羲同学，也是明清时期一位著名的薄葬论者和唯物主义思想家。

陈确的丧葬观主要集中在《葬书》，此《葬书》非郭璞所著彼《葬书》。在《葬书》中，他作有《俭葬说》一文，主张丧事应量力而行：“贫有贫之养，则贫亦有贫之葬，俭葬是也。”他还明确区分了俭葬与薄葬，俭葬不是薄葬，俭葬是指，儒家礼制禁止做的事情不做，力所不及的事情不强为。

《葬书》郭璞著

陈确认为“葬之所须，无先于椁”。椁也可以省掉，则自椁而下，都是徒具形式而已，于人亲毫无用处，完全可以去掉。至于为厚葬而破家，以骗得人们的称誉，“苟涂人目"，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难以理解。厚葬对于死者来说不仅毫无益处，甚至还有“大损”——“重宝殉葬，盗贼生心，文石树表，倾压可畏，罗城周环，水之所淤，动费千金”，凡是明智的人，是不会干这种蠢事的。

陈确的这种俭葬观，是针对当时的世风而发的。他曾同友人吴仲木同游山阴（今浙江绍兴），有感于“倪鸿宝先生之丧久而未举”，质责其子，其子说“举此须二千金以上，故难之”。陈确对此话感触颇深，为此，他又作了《养生送死论》下篇，系统地阐述他的生死观。在当时厚葬风行全国之时，陈确能对这种世风进行尖锐的抨击，有如石破天惊，令人倍生敬慕钦佩之心。

除了对厚葬大肆批评之外，士大夫们还把炮口对向当时盛行的阴宅风水说。

张居正画像

比如明万历年间位至首辅的张居正，他曾著《葬地论》，极力痛斥风水迷信。在文章中他摆事实、讲道理，对阴宅风水说的主要论点一一作了辩驳。人死后精神消散，剩下的只是一具尸体，如同“枯木朽株”，是无知无觉的。因此，即使将他葬入“吉壤善地" ，也不能通灵，保佑他的子孙。

地之美好是因为它能生长万物，但将“枯木朽株”栽植于其上，是无法使其起死回生的，更不能使其枝叶繁盛。如果风水先生们硬要说什么葬地的好坏可以决定人的祸福，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找块好地保佑自己的后人呢？如果说先人凭借“吉壤善地”就可以为子孙造福，那么这些风水大师们为了子孙的幸福就应该早日去死，选择一个“风水宝地”埋葬，又何必贪生恋世呢？如果说灾祸的到来是必然不可逃避的，那么他们何必干方百计地追求所谓的“吉壤普地"呢？这些论点可谓言简意赅，很有说服力。

袁枚画像

除了张居正之外，明清时期的王延相、唐顺之、袁枚、王贞仪也曾纷纷发文抨击过社会上一些封建陈旧的思想，他们的某些观点，或许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显得并不十分正确，但是他们简洁有力的文字，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我们国家的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为了人民百姓而奔走呼号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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