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大选前夕宋教仁突然遇刺 凶手却神秘死亡 袁世凯：此事蹊跷

上文书我们正说到，北京政府在民国成立后，由于政局动荡，一年之内变化了三次内阁，而南方革命党也不平稳，武汉军政府也是枪声不断。

作为起义功臣的张振武因为总是同上司黎元洪抵触，进而被黎元洪设计除掉。

这虽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声讨，但是黎元洪言之凿凿，列举了张振武的十几宗罪，别人也说不出什么。

在这样的背景下，孙文北上，第一次同袁世凯见了面。

这南北两大政治巨头的会面，进行的十分的顺利，场面十分的和谐。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孙文，袁世凯还特意把自己的专座一辆金漆朱轮马车派出来迎接孙文，并命人在马车两旁装饰上黄金绸缎。

要知道，这黄金绸缎放在几个月前还只有大清皇帝才能使用。孙中山坐着金漆朱轮马车，在一队仪仗兵的下，沿着清朝皇帝的御道从正阳门缓缓驶入北京城。

街道早就被打扫的干干净净，沿途左右两排军警阵势整齐，列队敬礼。街道两旁也是张灯结彩，沿街店铺被要求悬挂国旗，一面面五色旗迎风招展，蔚为壮观。

孙文入京的消息，早已传遍北京城。过去清朝的时候，孙中山被污蔑成“乱臣贼子”，今天却以“革命伟人”的胜利者姿态进入北京城。

北京的老百姓怀揣着强烈的好奇心，一齐挤上街头争相目睹伟人真容。于是乎，马蹄声、敬礼声、军乐声、欢呼声共同交融在阳光灿烂的北京城，一派过年的光景！

袁世凯把孙中山安排在自己原本的总统府就住以示尊重，而袁自己则迁往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居住。当天晚上，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派人去孙中山下榻处把孙请到了自己的总统府。

孙中山来到总统官邸，袁世凯亲自到门厅迎接。袁世凯搀住孙中山一直进入内厅，一副相见恨晚、英雄惜英雄的感觉。

袁世凯向孙中山求教：“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跌至，世凯识薄能鲜，深望先生有以教我，以固邦基。”

孙中山答曰：“如有所知，自当贡献。唯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敢筑中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

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和袁提出了大力修筑铁路的主张，此后二人就内政、外交、军事等诸多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一直聊到深夜才结束。

26日一大早，袁世凯又亲自来到孙中山下榻处回拜孙中山，二人又谈了许久。

28日晚，袁世凯在总统官邸宴请孙中山一行，各部总长、北洋高级将领、参议院议员、满蒙王族以及各界名流等五百多人列席。

席间袁世凯盛赞孙中山为共和做出巨大贡献，并感谢孙中山能在这一特殊时期来北京消除南北误会，最后袁世凯举杯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全场嘉宾跟着高呼，掌声雷动。

不得不说，袁世凯在接待孙中山的每一个细节上都是花尽了心思的。

从孙中山迈下火车的那一刻，无论是盛大的入城仪式，还是礼让的住宿安排，孙中山都感受到了袁世凯满满的诚意。此时此刻，孙中山是发自内心地信任袁世凯。

而这两大巨头的会面，也促成了南北的第一次协定。

袁、孙两人的会面，取得了极为积极的成果，似乎给当下混乱的局势指明了方向，但是就在人们满心欢喜，期待着南北可以精诚合作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此时同盟会的二号人物宋教仁，已经把原来的几个党派改组成了国民党，正式准备在国会中向袁世凯宣战。

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袁世凯现在只是临时大总统，日后如果想成为正式大总统也必须要经过国会的选举才可以。

袁世凯此时已经感受到了危机的存在，自己不能就这么乖乖的等待审判。

于是，袁世凯拿出了自己在前清西太后手下为官几十年所学到的精髓了，制衡。你宋教仁不是组建党派么，那我也组建党派，从而在国会中制衡宋教仁。

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有威望的党魁，这时候一个宋教仁和同盟会很不喜欢的人回到了国内，那就是梁启超。

作为国内立宪派的领袖，梁启超自从戊戌政变后一直是在海外流亡的状态，早在1911年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的时候，就曾经对梁启超抛出过橄榄枝。

但是出于对袁世凯的怀疑和戊戌变法时候的恩怨，梁启超并没有回来，但是此后袁世凯并没有放弃，而是一直保持跟梁启超的接触。

终于在1912年的冬天，梁启超终于衣锦还乡，这也是当时政坛上的一件大事。梁启超在京中十二天，赴会十九次，基本上快一天三顿酒了，各部的总长更是轮流做东。

此时梁启超回国后的任务就是改组共和党，共和党是立宪派的大本营，以黎元洪为理事长，党内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包括张謇、伍廷芳、章太炎等社会名流。

而且暗中还有袁世凯的支持，势力也是不小。

终于1913年春天，国会选战正式开打，宋教仁领衔的国民党一路势如破竹把共和党打的落花流水，参众两院，国民党拿到了八百二十个席位中的四百个。

组阁已经注定无疑了，内阁总理，宋教仁唾手可得，下一步就是通过选举在让袁世凯回家去抱孩子，那么这就算完事了。

但是此时放出的风向，宋教仁中意的大总统人选，不是孙文，更不是袁世凯，而是黎元洪。

原因很简单，黎元洪比之孙、袁，个人威望不高，而且其在北方本无根基，也更好操纵。

此时袁世凯眼看制衡之术已经没有用了，便只能再想其他的办法，危急之际，只能同宋教仁讲和，化干戈为玉帛，方为上策。

所以，袁世凯电召宋教仁进京，共商要事。

却不想，就在宋教仁即将登上列车的时候，突然之间一声枪响，击中了宋教仁的右腰，宋教仁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但是最终还是不治身亡，年仅三十一岁。

不得不说，相对于袁世凯和孙文，宋教仁是一个更纯粹的革命者，在生死存亡之际，他仍念念不忘自己未完成的事业。

为此他给袁世凯留下了遗书,言说道：“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宋教仁的这封遗书，读来着实令人动容。

宋教仁这一死，举国哗然，袁世凯也是吃惊不小，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限期破案。

程德全也是一脑门子官司，马上撒出人马，找。

终于，两个学生来到了巡捕房，供出了武士英的名字，警察马上到了武士英下榻的宾馆，发现武士英已经走了。

然后，只发现了一张写着“应桂馨”的名片。在一家妓院，应桂馨被警察逮了个正着。两天后，武士英也被抓住了。

在应桂馨的家中，查抄出了一大批电文，他们直接联络人正是内务府的秘书洪述祖。其中的一封电文“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望转呈”。

这“望转呈”又牵出了洪述祖的上司，当今的内阁总理赵秉钧。

宋教仁组阁，第一个影响的人就是当今的内阁总理赵秉钧，所以赵秉钧命令应桂馨在上海运作媒体，试图抹黑宋教仁。

他虽然也想杀掉宋教仁，但是他在等到宋教仁的风头再胜一点才行。所以当宋教仁开始到处演讲之后，赵秉钧感觉机会已经来临了。

不过他这一动，却把袁世凯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宋教仁出事后，袁世凯急召见洪述祖，问他宋教仁究竟是被谁所杀，洪述祖讲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

这句话差点没把袁世凯气吐血。

袁世凯虽然有杀人的动机，但是却绝对没有杀人的理由和必要。

第一、国会大局已定，杀一个宋教仁不会改变结果，反而会使得自己的处境更被动，给了国民党正大光明的理由和借口。

第二、自己是国家元首，不是界面上打架斗殴的流氓，遇到事不能都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按照袁世凯为官一辈子的经验，这点道理他不会不懂。

第三、并无任何直接的证据指向袁世凯与有关，所有的结论其实也都是推测而已。

但是此时群情激奋的国民党却不想去分析这些，黄兴直接献上了一副对联表达此时的心情：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就是袁世凯。

此时，宋教仁案件，已经演完了半场，我们翻回头再说说武士英和应桂馨。

这二位爷，被抓住后移交给了国民党上海当局，然后住进了号房听后发落。但是这怪事却突然接二连三的发生。

首先是应桂馨进了监狱以后，生活的十分洒脱，每天吃喝俱全，还能抽上几口鸦片，最奇怪的是没两天，居然越狱逃跑了。

而杀手武士英则更加的诡异，在牢中吃了一个毒馒头，当场暴毙。

要知道这是在上海，不是在北京，袁世凯的手可不会伸这么长。况且看守监狱的六十一团正是同盟会陈其美的亲信。

而且应桂馨和陈其美还同是青帮的兄弟，再联系到原来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种种言论，不得不令人产生遐想。

陈其美的动机不比袁世凯少。

第一、陈其美同宋教仁不和。宋教仁对于孙文很是瞧不起，经常指责孙文不能开诚布公、坦诚待人。而且还说孙文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

第二、妒忌宋教仁。按说陈其美也是革命成功的功臣，但是自从唐绍仪内阁关门后，陈其美从总长变成了下岗职工。

但是宋教仁年仅三十一岁，事业却是蒸蒸日上，这让他这个同盟会的元老脸面实在是挂不住。

第三、国民党内的党争。此时的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已经是分化出了孙文和宋教仁两派。

而且宋教仁对于孙文修筑二十万公里的铁路的说法十分的鄙夷，并且曾经在给友人写信的时候言说孙文“狂妄至极，简直是个疯子”。

但是就算到了如今，宋教仁的死依旧是一个疑团，最终的幕后主使是谁，到今天也无定论。

不过，宋教仁的存在，确实给了我们一次在1913年走向共和的机会。可惜，这个机会没有了。

而宋教仁的去世，也使得刚刚缓和下来的局面，又回到了武力解决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