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书写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2019年文学盘点
记者 | 董子琪编辑 | 黄月1
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明天的日出将是21世纪20年代的第一个日出。在过去连续一周的盘点文章里，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分别探讨了性别、儿童、劳动者、环境和科技等重要议题。这一系列文章一方面指向了我们作为女性/男性、作为劳动者、作为社会中的成年人、作为地球公民、作为技术使用者或研究者所面对的威胁与挑战、责任与权利，另一方面也将笔触延伸到了生于当下这个时代的我们的观念与行为，对于后代、对于世界、对于未来的影响与意义。在此过程中，界面文化编辑部努力拆解和深探重重现实问题，我们不仅希望以这些文章总结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更希冀以此为界回望整个2010年代。如果将眼光放得足够长远，当下种种重大的转变和危机或许不过是沧海细浪，然而，我们共同的经验和感受最终将构成历史本身。
今年的界面文化年终盘点将以文学议题作结。如果说前述的盘点文章反映了激荡于今天这个世界的种种利益或价值冲突、观念或话语更新，那么今天的文艺作品是如何关照这一切的？遥想未来，在21世纪的末尾，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在书写于2010年代的文学之中看到一个怎样的世界、一群怎样的我们、一种怎样的生活？
在下面这篇文学盘点中，我们将分析中国文学的若干写作趋势——从方言写作到科幻文类，从青年作家到城乡漂流，而后将视野放宽，从诺贝尔奖入手探索“故事”的存在与意义。我们无法为文学的走向铺设一个具体的时间线索，但它们无一例外都是2019年格外醒目的文学议题——既与当下的阅读者、写作者和评论者相关，更与未来无数的人们和无尽的远方相关。
“东北文艺复兴” ：打破窠臼还是重构窠臼？
关键词：双雪涛，班宇，《野狼disco》，“东北学”
近年来，东北作为一个整体，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进入大众视野。在文学领域，除了今年双雪涛的新作短篇集《猎人》——主题比前作更为开阔，地域也不再局限于东北——之外，他的前作和同为沈阳作家的班宇的《冬泳》都出版于更早时候。上海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被视为近年来吴语方言写作的代表，以双雪涛和班宇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东北作家也创作出了植根东北历史或现实、包含东北方言、颇具东北特色的小说，并在文学评论与媒体叙事中作为群体出现。
《平原上的摩西》（双雪涛 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与《冬泳》（班宇 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今年9月，由来自长春的说唱歌手董宝石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野狼disco》是今年“中国有嘻哈”唯一“出圈”的曲目，在走红网络的过程中引来无数效仿，“东北文艺复兴”的说法正来自董宝石。他与班宇本就相识，以音乐和文学两种形式同时在2019年“出圈”，成为了这场“文艺复兴”的两位标志人物。
“东北文艺复兴”的说法是否言过其实？今年4月，在《三联生活周刊》的“讲述东北”专题文章中，作家、学者梁鸿反对将地方文学的地方性看得太过特殊。她认为地方写作既要写出地方性，也要写出普遍性。梁鸿以东北作家迟子建为例，称其写作的主题既是地域生活，同时也是人类的大历史——真正使一位写作者脱颖而出的，还是“根本性的人类存在”。
从个体自发“讲述东北”到学者与官方旗帜鲜明提出“东北学”，只用了半年时间。今年11月，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80后东北青年作家有关的研讨会密集召开，第十届辽宁文学专设特别奖，三位作家同时获奖。同一时间，大连召开“东北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东北学”的概念在会上首次提出，会议发起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王德威在主题报告“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中强调，“东北学”的论述必须有文学的情怀，文学也是进入东北经验的开端。作家迟子建与班宇也分别发表了“东北写作”的意见，前者认为东北青年作家有其文学传统，无论是否命名都已形成对东北文学的重要贡献，后者认为面对九十年代的东北言说，需要生成一种语言来还原地域生活。
“东北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的讨论具有“战略高度”，也将所谓“东北文艺复兴”纳入了东北文学的发展史当中。那么，“东北文学”或者东北文艺究竟有何特殊性，需要被单独归类并赋予“战略高度”？在界面文化之前的文章中，我们以《野狼disco》和《冬泳》为样本分析了东北文艺的些许内在特质，诸如干仗叙事、“你老舅”的人物形象以及小品化的特色。
董宝石《野狼disco》
以干仗叙事来说，《野狼disco》的开头和结尾模拟了一个生活中的干仗氛围，面前唱跳disco的人，在这个场子结束后即将奔赴另一个干仗的现场，不禁令人联想起东北主题小说里相似的斗狠情节。在小说《冬泳》中，故事最高潮出现在主人公“我”给了情敌一记砖头，这次攻击行动被描写得既突如其来又仿佛经过深思熟虑。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也是从一场谋杀事故开始的。在这一类东北文学中，干仗斗狠不仅可以构成故事的转折点以及悬念，同时也是一种弥散于文本之间的氛围，干仗的激情迸发于冰天雪地之中，犯罪团伙成为茶余饭后的都市传说。
“你老舅”的人物形象也是其共通之处。代表着一类外表危险、内里脆弱，脆弱感可能来源于东北九十年代国企变革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在本世纪初的东北系列情景剧《东北一家人》中就可找到踪迹。小品化是东北文学与东北喜剧通用的语言特色，吸收了东北的方言土语，还可能来自对东北小品台词的改写，充满看似通情达理、高屋建瓴、合辙押韵的套话。如果模仿东北这类的“套话”来总结这样的语言特色，大概就是“你对社会理解挺深啊”。
除了以上内容和风格上的特点，东北文学还能为中国文坛提供什么新鲜的话语及力量吗？作家、文学评论家李陀在文章《沉重的逍遥游》中提出，班宇的小说不仅有一种贴近现实的语言（这也是前文所指出的），还估计到了一种“灰色雾霾一样”的贫困现实，一种旧贫困消失之后的容易被社会、富人和中产阶级忽略的新贫困，并成功塑造了“穷二代”的文学形象，而诸位“穷二代”在一起所做的就是“抱团取暖”。他认为，这些人物和故事就像直接从现实上搬入文本中，从这样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重返现实主义，即文学写作介入现实重获生命力的希望。
借由赞誉班宇对容易被忽视的贫困现实的书写，李陀也直指中国当代文学现实感的缺乏。近些年，对于主流文学缺乏公共性、与现实脱节的评论屡见不鲜。据《新京报》报道，在2018年底举行的《扬子江评论》青年批评家论坛上，有评论家指出，2000年之后的文学作品越来越缺乏公共性，好的作品太少，文学已经丧失了与其他学科对话的能力；也有人认为，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文学共识已经被打破，人们再也无法对一部作品形成共同意见。
在关于东北文学的讨论中，方言的意义是一个重要的面向。有人以东北方言贴近现实证明这种原汁原味、纷乱粗粝的语言的正当性，也有学者针对整体上方言文学卷土重来的趋势提出了反对意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出发，提出应当打破小说的方言神话，因为从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看来，文字应当来自方言又超越方言，作家们博采众长、将方言土语翻译成官话国语，才是对中国文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否则中国文学只会永远封锁在方言土语的囚笼里。虽然一地的写作者使用的是相同的方言，与郜元宝的观点遥相呼应，也有文学批评家指出，挖掘和重视东北作家彼此之间的区别，比将他们视为一个统一的群体，更为重要。
在所谓“东北文学复兴”方兴未艾之时，关于其可能会像东北二人转或东北喜剧一样流入“俗文化”漩涡的担忧之声已经出现，也有声音提出了对东北文艺中“反智”倾向的不满。这一“复兴”浪潮究竟是在将东北言说推向全国，还是再一次将东北印象锁在牢笼之中？我们仍需更长期的更丰富的高质量东北文艺作品来做出判断。
科幻文类的勇敢与保守：挑战主流还是皈依主流？
关键词：《流浪地球》，《三体》日文版，“医院三部曲”，茅盾文学奖，“幽暗意识”，“保险箱效应”
年初上映的电影《流浪地球》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中国科幻热，2019年于是也被影评人称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电影改编自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同名小说，讲述太阳即将毁灭时人类在地球表面建造出推进器，开启了带着地球在宇宙中流浪、寻找新家园的旅程。电影颠覆以往美国拯救世界的话语，以中国为核心的故事背景使不少中国观众兴奋不已；背着地球去流浪的选择也被认为体现出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思维，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写出的科幻，在此基础上也在社交网络上掀起了一场关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讨论。除了《流浪地球》，就在今年，刘慈欣的《三体》也出海成功。据《参考消息》8月报道，《三体》日文版由早川书房出版，出售一个月销量就突破10万册。
刘慈欣《三体》今年出版日文版
在国内，长久以来作为类型文学存在的科幻文学也正逐渐进入专业文学批评视野，部分评论者甚至认为科幻文类可与主流文学比肩。在2019年3月于北京大学举办的“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上，王德威将韩松的科幻小说“医院三部曲”与鲁迅的《狂人日记》视为“各据五四一端”的两部著作。他认为，病、医疗与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而韩松的“医院三部曲”是此主题上的一次“大跃进”。将“医院三部曲”与《狂人日记》并置，实属学界和评论界对于科幻文学地位的空前认可。在2019年公布的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公示名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科幻小说作家韩松（“医院三部曲”）与王晋康（《天父地母》）的身影，虽然二人并未最终获奖。此处需要补充的是，科幻类型不是在一夜之间进入主流视野的， 早在2017年，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就是围绕着“科幻”主题展开的。
“医院三部曲”
科幻小说开始靠近主流、普遍获得认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有何意义？在今年4月刊出的《中国科幻小说是否会梦见新浪潮》一文中，美国卫斯理学院教授宋明炜引用科幻理论学者达科·苏文的观点指出，“科幻文学正是有关差异的启示，不仅是宗教、种族、性别、阶级与民族认同方面的差异，还有思想、情感表达与人生选择方面的差异。”如宋明炜所说，在主流现实主义文学逐渐与现实脱节、迅速边缘化的过程中，科幻文学填补了这一片“完美的真空”。主流文学在现实和公共性方面的缺席，反而衬托出了其他文类的努力与进步。“填补真空”既是对科幻文学的褒赞，亦是对曾颇具社会轰动效应的主流文学的讽刺。——有意思的是，弥补主流文学在反映现实方面的不足，这一对科幻写作者给予肯定的理由，也正与对东北写作者的赞誉理由相似。
界面文化长期关注科幻文学的走向，曾将达科·苏文的“差异书写”理论应用于具体作品的分析，揭示了发表于《科幻世界》的几篇中文科幻作品对于当下现实议题——诸如国企改制、贫富差距、科技陷阱——的细致关照与可贵反思。以周华杰的《时间徒刑》为例，故事主人公在一次从21世纪40年代回到20世纪初的时空旅行中，将一张注定获奖的彩票递送给了经济状况不佳、靠破旧五金店维持生存的父亲手中。因触犯了时间旅行法规，他被处以为期一年的有期徒刑。刑罚是他将在一年内不断地回溯过去的某一天。他被“坍缩”的时间点正是90年代的某一天，借由他日复一日的游荡，故事交代了彼时正在进行中的影响深远的国企改制。时间刑罚更像是对他的一次奖赏，虽然无法改变幸运或不幸的命运，还是可以珍惜变革前风平浪静的一天。
中国科幻对这类现实题材的勇敢书写，也令人想到王德威2016年于复旦大学“科幻文学”主题工作坊上提出的“幽暗意识”。王德威认为，当代中国科幻作家所能提供的最重要的礼物就是“幽暗意识”——“幽暗意识”是相对于五四文学的“忧患意识”传统提出的，指科幻文学能够触及主流作品不曾注意到或者不敢书写的话题，充满“自愿站在边缘、甘居异端的能量和想象力”。
在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之后，我们也可以发现，所谓“幽暗意识”可能没有那么幽暗，而是与主流文学暗流相通。一方面，即使科幻作品描摹的是极端的反乌托邦世界，人物身上仍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主义色彩；另一方面，故事本身也往往流露出与主流相通的情感与意识，比如家国情怀、妻贤子孝的价值观等。在《流浪地球》的故事中，人们虽然杜绝爱情，却仍坚定地相信集体主义，并在集体主义的鼓舞下战斗到最后一刻；《时间徒刑》在讲述新世界时间穿越戒律的同时，也在反复强调父母的养育之恩，并在篇目末尾引用了《诗经·小雅·蓼莪》。
进一步说，也许正是这些“光明”意识而非“幽暗”意识，才构建出了科幻故事之下的潜文本（subtext）。这一点在庆祝《流浪地球》成功的狂欢浪潮之中格外明显。更有趣的是，在文化正面相遇或彼此冲击之时，这种潜文本往往会浮出表面。陈楸帆在5月3日于南京举办的“科幻小说出海反思与展望”论坛中表示，中国小说在“出海”时会因为对女性的特殊处理方式（她们总是脆弱的、无知的、天真的）而遭到西方编辑的怀疑。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也许是中国科幻故事表层下的“光明”意识之一。
《流浪地球》剧照
科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思考中国科幻文学未来的路径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在一篇题为《当代科幻的位置：遗骸、幻境或未来之乡》的文章中指出，科幻文学有一种对科学神话的质询，扮演的是“现代文学预警者”的角色，“发展主义逻辑的神话将会把人类代入梦魇般的、地狱般的未来。”而中国小说“元气”十足，这份“元气”是被未经反省的现代主义逻辑所支撑的，她指出，许多科幻作家的作品沉浸在科学神话之中。
中国科幻作家对所谓“元气”十足并非没有反思。刘慈欣就在写给儿童科幻作家翌平新书的序言中，提到儿童文学中常见的一种“保险箱效应”。该效应指的是故事主人公就像身处保险箱之中一般，无论遇到多么糟糕的经历，都会迎来光明的结局，拥有美好的未来，结局或未来总是“白胡子科学家老爷爷领着他们去逛的天堂”。 他更称赞的是一种能够突破这种安稳“保险箱”套路的儿童文学——能够解释世界的复杂与残酷之处，触及一些深刻的问题，比如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的关系、人工智能的伦理，而且在深刻认识之后仍为儿童保留着童心与好奇。虽然刘慈欣此处探讨的主题是儿童科幻写作，但他打破“保险箱效应”的愿望与戴锦华的走出“未经反省的现代主义逻辑”，本质上是一致的。
文学代际之争：批评青年浮躁，抑或鼓励青年革新？
关键词：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论坛，阿特伍德获布克奖，80后90后作家
据《文汇报》报道，在今年7月举行的论坛“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上，有评论家对文坛浮躁不良风气提出了批评，其矛头主要指向年轻作家，批评意见包括现在年轻作家迫不及待被“催熟”，这一点体现在他们“刚露面就拿奖，频频出书，虽然只能卖两三千册”。时过半年，在《文学报》的另一篇报道中，此观点得到了呼应。今年12月，第七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论坛”在杭州举行，主题是“西湖新锐与当下中国文学”，一些批评家在论坛上再一次将矛头指向了青年作家。一位文学刊物的主编提出，对比老作家，新作家——尤其是80后、90后作家——的写作确实存在更大问题，问题主要在于文字叙述能力还是没有过关、写作上存在着严重的同质化，相比老作家而言更加功利、更缺少情怀。也有评论家认为，青年作家对写作缺少敬畏心，也缺少实际生活经验。
文学批评家和期刊主编根据对青年作家作品的分析提出批评不无道理，但我们需要辨析的是，这种批评背后是否有着代际冲突的因素。是否存在着对年长作家更为宽容、对年轻作家更为苛刻的情况？是否批评青年作家要比相较年长或著名作家更加容易？革新是必要的，也是需要被鼓励的。北岛即使对年轻人写作太快提出了批评，但同时也在鼓励年轻人勇于向上一代人挑战，“下一代的诗人需要向我们这代人挑战才有可能往前走，才能打开可能性，”北岛说。
公平地说，写作者的代际问题并不只存在于当代中国。上世纪的美国作家冯内古特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就曾指出，某些年轻作家为了谋生，不得不寻找某个职业，他自己就曾做过公关和广告人，他认为这一糟糕状况的源头在于势利的文学生态制度——“由于出版社不再投钱出版处女作，杂志都死掉了，电视也不买年轻自由撰稿人的作品，基金只会补助我这样的老人，年轻作家只能做丢脸的雇佣文人来养活自己。”年轻作家为争取出版机会要克服重重困难，而冯内古特说，自己已经足够老了，所以不管写什么都直接排印，不管是出版商还是编辑，都完全不会提任何意见。就在2019年，79岁高龄的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35岁的英国黑人作家伯纳德·埃瓦里斯托共同摘得布克奖，前者也在颁奖仪式上表示，自己和年轻人一起得奖实在有点令她蒙羞，“对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再赢得奖项并阻碍某些年轻作者获奖是有些尴尬的。”
阿特伍德（左）与埃瓦里斯托共同获得2019布克文学奖
文学评论家对年轻作家“催熟”或“功利化”的评价，指的或许是青年作家迅速蹿红、名不副实的状况，也从侧面道出了在文学创作之外写作者熟知门径的重要性。然而，这些门径历史久远，与文学期刊的体制密不可分，并非今日青年作家所独有或独享。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年轻作家想要闯入文坛也须明白路径是什么。某作家曾总结自己的经验是盯住几家刊物“硬碰硬”，反反复复投稿，如果编辑不回应就走到编辑部上门自荐， “《人民文学》《收获》《钟山》《花城》《作家》就这几家。有人告诉我，这几家比较好，比较难，但是，一旦发了，关注的人多，所以我就盯着这几家投。”
在为青年作家提出批评建议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从一些青年作家的身上发现新的创作亮点或可能？他们的创作是否在为文坛增添并非千篇一律的，带有新经验、新视角的作品？在体裁和体裁等方面，是否有希望与上一代作家有所区别或有所革新？
在今年出版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90后作家李柳杨的小说《对着天空散漫射击》如同寓言，用荒诞的笔法切中现实问题，有回到农村经历尴尬相亲的大龄女作家，也有对房产渴望焦虑甚至最后变成房子的女人。80后作家春树的《乳牙》以长篇自白道出了身处海外的“我”的难题，包括言语不通、育儿焦虑、金钱匮乏等等，以及对于缺乏敏感与同情心的现代心理诊疗手段的质疑。远子《白日漫游》的主人公通常从事着一份与文字有关的工作，他抱怨城市生活，却回不去家乡，只能无穷无尽在此间游荡。以上作品看似背景、题材、人物迥异，本质上却有着一个共同特征：作者都穿梭于本土与异乡之间，过着某种双重生活。
《对着天空散漫射击》（李柳杨 著）《乳牙》（春树 著）《白日漫游》（远子 著）
近年来，由年轻人的打工故事、租房经验、城乡漂流编织而成的作品并不罕见。70后作家张忌的《出家》从一对乡下夫妻的城市打工生涯写起，魏思孝的《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集中展现了“五线城市”和城乡结合部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与他们压抑的性欲的故事，作者自述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他所感受到的真实状态就是如此。
这正是重点所在，这些作品均取材自年轻作者各自鲜活的当代现实经验，这些经验无疑与前辈作家的经验区别甚大。郜元宝在《找个地方很重要》一文中提出，在日益萎缩的乡土文学和前景莫测的都市文学之外，二三线城市乃至乡镇生活中的作家为当代中国文学支撑起了另一片更广阔的空间，散居在二三线城镇和无数市镇的“小镇畸人”是中国文学的“唯一的希望”。
文学奖与当下写作：故事不是过去之事，应与当下有关
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彼得·汉德克，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布克奖
在2018年的诺奖停颁事件之后，2019年10月，瑞典学院将2018年的文学奖授予了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将2019文学奖授予了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二位作者在授奖仪式上分别发表了获奖演讲。
2018诺奖得主托卡尔丘克（左）与2019诺奖得主彼得·汉德克
汉德克的演讲围绕着母亲、童年与家乡展开，母亲反复为他描述村里人的故事，为他持续一生的写作提供了冲动。这不禁令人想起2012年莫言的诺贝尔获奖演讲《讲故事的人》，主题也是母亲、童年、家乡以及讲故事。托卡尔丘克的演讲关键词之一也是“故事”，与汉德克和莫言相比，她将重点放在揭示讲故事本身意味着什么：
“故事永远在意义周围游荡。即使它并不直接地将道理表达出来，甚至有时它形成，故意拒绝追求意义而专注于形式或实验来寻求新的表达方式。……故事是一种在时间中编织起无限量信息，打开它们向过去。现在、未来的道路……”
托卡尔丘克的写作与她所做的宣言一致。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以及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万物有灵”的词条。在“太古”里，不仅有主角的“时间”，还有一些无名物件的时间，比如椴树的“时间”、房屋的“时间”、洋娃娃（一条狗的名字）的“时间”和咖啡小磨子的“时间”。如果主角的“时间”是以有行动的事件构成的，那这些植物或者物件的“时间”就是存在本身。通过讲述万物各自的故事，托卡尔丘克阐释了她的无限量与开放性，将人类的意义与中心置于怀疑的位置。
但是，故事，真的那么重要吗？让我们来听一些反对意见。郜元宝在《各式各样的小说》中对只想着讲故事的写法提出了批评——如果迷信文学是讲一个或一串生动曲折的故事，他认为，就会引导读者随着起伏跌宕的情节顺流而下，而缺少琢磨与品味，作家应该有的视野、思想、激情和人道情怀便容易萎缩，小说家诞生，作家消失。1990年以来流行的大量“小长篇”就有这种问题，要么成为荤素杂糅的段子集锦，要么一味尚奇，把小说写得离奇古怪，仿佛只有把小说写得离奇古怪才能反映稀奇古怪的现实——用他的话说，只有故事的小说会像是鼓书艺人说书一般。在界面文化今年年初对刘亮程的专访中，刘亮程也尖锐地指出，中国小说长于塑造人物的曲折命运，营造惊天动地的事件，靠故事的机器来碾压人性、压榨人性。
故事崇拜并非今日的产物。在2019年出版的《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中，夏志清对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故事崇拜提出了批评。以《水浒》为例，夏志清点评道，随着《水浒》故事的发展，“在路上”的好汉被收编为守规矩的集体分子，更不要提梁山伯领导艺术中的“残酷”与“计谋”：
“中国读者一向对这种cunning（计谋）很有兴趣，但这种cunning迹近侦探小说所exploit（利用）的cunning，对成熟读者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中国公案小说发达得早，原因也在此。”
《小说说小》（郜元宝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 卷四》（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9年）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夏志清等人对故事崇拜——只在乎情节、计谋，缺乏品味——提出了批评，但故事情节与人道情怀并非不可共存。托卡尔丘克也意识到了故事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2019年，布克奖颁给了两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伯纳德·埃瓦里斯托。这两位作家写的一样都是故事，前者获奖作品《遗嘱》是《使女的故事》续篇，后者获奖作品《女孩、女人和其他人》跨越100多年从多视角讲述了12位黑人女性的故事。布克奖评委会认为，这两部作品的优势都在于直面当今世界并提供了深切的洞察，创造出了与当下有关并始终与我们有关的人物。
从布克奖的评价标准看来，作家写故事，并不只是成为过去事情的转述者，而应当与现实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故事”不是讲述古老、有趣、猎奇或残酷之事，而旨在洞察、关切和处理当今世界的现实性与公共性。
结语：文学与我们持续相关
我们讨论文学，却不仅仅在讨论文学。
一方面，这篇盘点文章中的文学现象或趋势或多或少与其他文艺形式相关联。比如，在方言文学受到重视的同时，方言歌曲也正在崛起，继川渝rap流行之后，吴语rap、客家话摇滚也在过去一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再如，“故事机器”的说法不仅可以用来解读文学，也可以延展至解读当下流行的演技类竞技节目中对戏剧性的过分强调：这些节目通常会偏爱一些高潮片段，而这些片段倾向于以极端的、巧合的、荒诞的状况考验、压榨出主角的情感。在某个节目的片段里，姐姐刚刚得知自己患上癌症，还要面对家中罹患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弟弟。在另一个片段里，误杀妹妹的姐姐回到家里与养父相认，而养父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充满戏剧性却缺乏文学性，也许正是这些片段让观众感到生硬尴尬的缘故。
从另一方面来说，文学可以启示现实甚至预言现实。今年备受争议的真人秀表演，难道不让人想起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吗？身体力行向众人表演饥饿的艺术家最终饿死，死于人们的注意力，也死于必将丧失人们的注意力。文学洞察现实的力量，与我们有关，并持续与我们有关，这正是卡夫卡的意义，也是文学大于故事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