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唤醒中国民智的一代宗师 也是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一词的人
轮回千载时光去,历史长歌代相传,大家好,我是轮回千百。
今天,我们用一个历史故事的方法来讲一讲我们要说的这个人物,大家都知道,凡我华夏人民,对外都称我们为华夏儿女,我们华夏有五十六个民族,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团结一心,我们有一个很美丽很统一的名字,那就是"中华民族"。那么关于"中华民族"这个名字的由来,我们就要说到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了,那么他是谁呢,接下来大家一起就来看看他的历史故事:
一九零零年,对于中国来说是风雨飘摇的时刻,人们封建思想的沉沦,总是对于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中国,就像是一个破旧不堪的老房子,当外面的冲进这座老房子强取豪夺的时候,而我们家里的人却只是冷眼旁观,好像这些事与他们毫无干系的事情,甚至有的人还说了一句"这房子是慈禧老佛爷的,抢人家的东西,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而这就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们的思想。
就在人们都沉浸在这种思想中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此话说完,寂静了很久,终于有人鼓起了掌声,而说这句话的人,当时也就二十七八岁,正在被清政府全国通缉,他的名字就叫做"梁启超",而此时的他已经被迫流亡日本。
说到梁启超,我想大家最先想起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就是"戊戌变法",我们也称之为"百日维新",没错,根据于史书的记载,梁启超在流亡日本之前也是万千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他的最大志向也是金榜题名,光耀门楣,直到他遇见了一个人,可以说这个人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个人就是康有为,当时的康有为可以说是个名人(注:康有为当时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梁启超当时对于康有为的大胆举动和一些新颖独特的见解十分钦佩,以至于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遂决定拜康有为为师。
在梁启超拜入康有为门下以后,两人经过交流,可谓是志同道合,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现状做一些事情,那么自己一介文弱书生,要怎么样才能引起朝廷的注意呢,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写新闻,而就在这个时候,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一项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可谓是群情激愤,就在这个时候,康有为决定,让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绝和议",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而公车上书的实行也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随着公车上书的进行,康有为和梁启超觉得应该把这种新的思想传播出去,那么要怎么样传播这种新的思想呢,思来想去觉得办报纸比较靠谱,但是,当时的中国报社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也只有那么几家的外国的传教士报社,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一个叫做《万国公报》的报纸,这个时候康梁灵机一动,决定自己的报纸也叫作《万国公报》。
有的人就会问,为什么也叫《万国公报》,用咱们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人家名气大,咱们蹭点流量和热度呗,容易宣传,就这样康梁二人风风火火的开始了自己的新闻创作大业,当然梁启超是这家报社的主要撰稿人,在此期间梁启超每天都会写上一篇几百字的短文,而内容就是鼓吹变法的好处,或者介绍一些西学之类的,但是,你还别说,人家这家报纸还做的风生水起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圈了无数的粉丝,上到朝廷官员,下到黎民学子,而梁启超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巨大的锻炼,使得他的才华和能力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梁启超也从以前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学子,成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而《万国公报》也正式更名为《中外纪闻》。
可是好景不长,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因为《中外纪闻》的传播对于清政府影响太大,所以清政府强力镇压,致使于刚刚才崭露头角的《中外纪闻》被迫停办,虽然报纸停办了,但是梁启超这份报纸却在人们的心中撕开了一个新思想的口子,而这个口子却永远的合不上了。
在《中外纪闻》以后,真正的让梁启超名声大噪的就是他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在光绪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一八九六年,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邀请梁启超担任主笔,梁启超在担任主笔以后,直击当时社会痛点,宣扬变法和不变法的利弊,意图唤醒大众,共同逼迫当权者实行变法,而且梁启超以新颖犀利的言语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一时间这篇文章快速的传播开来,可以说当时的热度占领了整个报纸行业头条,而《时务报》也因为梁启超的参加,影响力迅速扩大,稳居报纸行业榜首,而当时就有人评论说:自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无人不知新会梁启超,梁启超也因此,一时之间声名鹊起。
而随着梁启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的文笔也是越来越犀利,他在一片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怪……"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直接抨击清政府和整个政府官僚,讽刺他们要么是外行领导内行,要么是贪权好色,要么毫无作为,可以说是言辞犀利,丝毫面子都不留,也正因为这样导致了梁启超最后只能被逼迫离开《时务报》。
而随着梁启超的离开,《时务报》也逐渐的没落了,到后来,逐渐的被人们所遗忘。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出逃到了日本,而在逃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一系列革命党人来往较为密切,并且此间曾经试图和革命党人联合立会,而且梁启超曾经也在《清议报》中发表过"排斥满清"的言论,后来这件事情被康有为发现,斥责梁启超撤回报纸,重新印刷,说到这里,可能有的人就会问,梁启超这个人是不是立场不坚定,比较多变,人品是不是有问题,这里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处在每一个动荡不堪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这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每一个人也是在改变着,探索着,而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位心忧国家和民族的人来说,多变也许正是他能够一直站在时代前沿的方式,而不像他的老师康有为在经历了戊戌变法以后,就慢慢的被历史潮流所淘汰,而对于此时的梁启超来说它可能更像是一位革命党人,而不像一位"保皇派人"。
后来,经过他的老师康有为的训斥,梁启超也意识到自己和革命党人不是同路人,于是继续跟随康有为的脚步宣传变法的思想,可惜的是一九零一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这场属于《清议报》的历史"革命"(注:这里指变法)。
但是,这场大火虽然烧毁了《清议报》,可是并没有烧掉梁启超的忧国忧民之心,两个月之后,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了一间名为《新民丛报》的报社,继续宣扬自己的变法主张,没多久《新民丛报》就广泛的传播开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读者更是遍布全球多个国家,而《新民丛报》也成为了梁启超一生中所办报社的最巅峰之作,后来黄遵宪更是在给梁启超的写信时说道:"半年之内,中国就有数十家报刊在模仿《新民丛报》"。
民国元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一二年,在外流亡了长达十四年的梁启超回国了,由于梁启超名声在外,所以他的声望也是很高的,而回国后的梁启超也决定做一番事业,当然自己的主业是不能忘的,梁启超自己这样说道:"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也",所以梁启超还是打算办报纸,于是,梁启超在天津办了一个名为《庸言》的报刊。
这期报刊一经发布,可谓是风靡一时,销量竟然达到了一点五万份,成为了当时全国销量最高的报纸,当然了,我们这里说一下,这期报纸的生命周期是很短的,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到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只有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虽然说这期报纸的生命周期很短暂,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梁启超此人当时的号召力是何等的庞大,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梁启超就是当时新闻界的大咖。
说到这里,可能有的人就会问,为什么梁启超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呢,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忠实读者呢?
这里我们就来解读一下,梁启超的文章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一个字"新",没错就是这个字"新",我们打个比方,就是在当时别人还在用难以理解的文言文来写文章的时候,而梁启超却用了最大众化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写作,这样既给人以最直白的感受,又让人很快的可以接受理解。
而且他写的文章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文章富有感情和激情,使人读之情绪随文章所动,就像他那篇最火爆的文章《少年中国说》,以富有感情的手法写作,让人读之富有激情,将所有振兴国家之追求大声地呐喊出来,使人血脉喷张。
小编认为梁启超的文章与其说是"新",不如说是与时俱进,和历史时代潮流相结合,正是因为这样,才能使人引发共鸣,让人们所接受。
记得文学家郭沫若曾经这样评价过梁启超:"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而当时的少年毛泽东也是梁启超文章的忠实读者,毛泽东说,他曾经把一本《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为止,而后来在湖南办报撰稿,他采用的正是"新民体",结果也是大获成功。
有的人会说,像梁启超这么厉害的新闻大咖是不是不会遇到什么舆论危机,当然不是,正所谓常在河边走,难能不湿鞋,梁启超作为一个很厉害的舆论新闻利用者,也遇到过两次重大的危机,差点就导致自己人设崩塌,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呢,让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次梁启超的危机是来自于袁世凯袁大总统的复辟,话说大家都知道梁启超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民国成立后,梁启超和一帮人组建了一个进步党,而梁启超和进步党是拥护袁世凯的,可是时间不长,袁世凯竟然打算复辟帝制,这无疑是狠狠地打了梁启超一个耳光,而且还把这么多进步党的裤子给扒了,而对于这种事情梁启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当时的梁启超是怎么回应这件事情的呢,梁启超迅速的发布了一篇名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讨袁檄文,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而且文中还提到自己拒绝了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这篇文章的发表真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将自己完全和袁世凯划清界限,并且最后自己也加入了讨袁的队伍,而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袁世凯倒台了,而我们"善变"的梁启超先生也从袁世凯的拥护者变成了讨袁的大功臣,而这次的事件,历史上称之为"护国运动"。
还有一次大危机是来自于张勋复辟,其实这次的事件本来是和梁启超没有关系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时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却是张勋的拥护者,在那个时候,经历了戊戌变法之后,人们习惯的就认为梁启超和康有为是一起的,虽然有的人知道梁启超当时已经和康有为的思想是不同的,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康梁是一体的,所以这个时候的梁启超坐不住了,觉得自己不说话是不行了,要不然真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所以梁启超发文先是斥责康有为的做法,再就是表明"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
大家都知道在十九世纪,国民受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压迫,思想还比较愚钝,一直墨守成规,就像小编文章刚开始是说的那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他们对于国家兴亡可谓是毫无概念,更别说什么责任感了。
但是梁启超却恰恰认为,国民是可以引导的,只是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他们开化民智和思想,只有这样,他们的力量才可以发挥出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可以从他发表的《新民说》中找出来,他在文章中这样说道:"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所以,我们只有用教育来正确的引导和开发民智,培养新一代的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而在开启民智的过程中,梁启超着重强调"共同体"的构建,希望可以让国民有着共荣共辱的概念,去除掉国人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旧的封建思想,为此,梁启超在一八九九年第一次从日本引进了一个叫做"民族"的概念,之后在一九零一年的时候,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一词。
一九零二年,梁启超在原来"中国民族"一词的基础上,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词,而他也是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的人,而这个词语,我们一直沿用到了今天,梁启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在这之后,梁启超专门从历史角度出发,写道: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是多元化的混合民族。
直到今天,我们不可否认的,中华民族一词的应用,对于我们华夏儿女的民族凝聚力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
我记得有的人说梁启超其实是一个很悲剧的人物,虽然对于文学和舆论的运用来说他是很成功的,但是对于国家改变来说,无疑是失败的,有的人说梁启超就像是看家门的忠犬,活着的时候吼了几十年,但是却没能叫醒这只沉睡的中国雄狮,但是当我们苏醒以后,在回过头来看时,却会发现,他正是那开启中国国民民智的一代宗师。
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梁启超先生于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终年五十六岁。
而在他逝世之后,只留下了一块没有写任何生平的墓碑,正如梁启超先生生前所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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