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老子身份和著作争议切入 探究《老子》之源流
老子的真实身份，是古今一直存在的争议。老子是否真有其人？若真有其人，那又该是谁？又《老子》是否是一人独创之思想？针对这些问题，学界早有一番论辩。
郭沫若先生曾作《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一文，论及老子其人及其书的问题，就提到“老子是谁”的问题来自汉初，无论成书与作者至今都还争辩未决。
不过，玲珑认为老子确有其人，因为无论《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及儒家资料都承认确有此人，这是事实，无可否认。
既然如此，玲珑试图寻找其可依循之脉络，以老子身份与成书时期的争议切入，来探究《老子》之源流。
“老子”可能身份之探究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的记载叙述，老子之身份呈现了三个可能：一是老子即是李耳、老聃，曾任周守藏室之史；二是老子是老莱子；三是老子是太史儋。
老子画像
关于老子是否是老莱子，玲珑以三点来论证老子与老莱子并非同一人。首先《仲尼弟子列传序》云：“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其次太史公说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又说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著篇数不同，内容亦不同；最后太史公在叙述老莱子时，特冠上一个“亦”字，而说“亦楚人也”，这是表明老莱子与老子的关系，仅仅是“老乡”而已。
至于老子是否是太史儋，此争议在先贤之《道德经考异》和《老子考异》则力主老子就是太史儋，然而在《史记老子传证》则予以驳斥，其结论为“老子与太史儋绝非同一人”。
在玲珑看来，太史儋极有可能是老子的后裔，所以在当时人们也称其为“老子”。老子为史官，后离周适秦而隐，百年后传至儋为周太史，也一样去周适秦，是以二人同姓、同官、同行踪，而“聃”又与“儋”同音，所以后世就将二人混为一人。
在三种老子身份的可能性中，后两者（老莱子与太史儋）已被推翻，而关于《老子》作者的疑惑，早在北魏时期，崔浩就已经提出，但后世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其书是春秋后期老聃所作。
如胡适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资料，认定老子是楚国人，曾为周守藏室之史：“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聃。”与此同时，胡适先生也推断孔子与老子之关系和年龄，这也是肯定老子身份与存在性的论述。
《东周列国·春秋篇》孔子剧照
事实上，老子身份呈现三个可能性都有其历史根据，但真实身份则没有明确的证据来予以定论。如此，要定论出一个真实身份，就只能三选一；但，若就多重作者可能性来看待，如此，《老子》之作者就不只此三个可能，或许还存在更多名不见经传的隐匿者，而种种可能性，我们都必须去尝试推测。
而关于老子年代问题的分析，梁启超则曾经有两次截然不同的见解。在《老子哲学》一文中，梁启超根据文史资料研判老子的生年应在孔子之前，约长二十至三十岁左右；然而，七年之后，梁启超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墨家与道家皆起于孔子死后数十年乃至百年之间，而《老子》一书甚至成在孟子之后。
为何梁启超对老子年代之论述，前后有不一致的论点呢？梁启超的推论，主要是根据《老子》一书内容的研判，这凸显了一个问题：尽管老子存在，但《老子》是否就固定为某一位作者所撰写？或者还有更多可能性？
我们发现如果将《老子》视为特定一位“老子”的个人著作，依史料论述，将会呈现多处矛盾，而梁启超关于老子生平与老子成书之论述，就非常明显地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这些问题随着帛书《老子》之出土，学界争议就更多了。因此，现存史料都难以对《老子》为某“一人、一时、一地”著作这一论点提供论据。
老子画像
“老子”身份与背景渊源推演
老子思想是否只凭借一己之力独创而生？伟大著作势必有其文化思想的渊源可依循，如果就文化起源的脉络来解析，不可忽视的，便是地理、人文、环境与背景。
依老子身份来探究，有些文献认为老子具有“史官”之身份。在玲珑看来，“史官”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历史上的“史官”可不止一位，很多“史官”都可以加入《老子》一书的写作。
此外，就地理环境而言，“老聃”不仅是楚人，而且他居住之地原属于陈国，后并入楚，这种文化地理的影响是必须要被考虑进去的。
而就身份背景而言，老子为隐逸之士，老子的思想与殷商遗民发展又存在某种关系。
由此来看，“老子”可能是“史官”，也可能是隐逸之士，又可能为殷商遗民。种种对老子身份的推测，都具有多重身份。可见，“老子”的身份并非只限于《史记》所载。
《史记》作者——司马迁
一方面，从《老子》文本诠释出先秦道家的渊源，追溯其哲理玄思由来，可以理解道家与原始“巫史传统”、盛行于南方楚地的“巫文化”也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关系。《老子》思想源于楚地，如此，古老信仰文化背景对老子思想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没有影响。然而，到底它又是如何影响的？
楚国的宗教信仰是一种自然崇拜的多神教，楚人崇巫信鬼，他们通过频繁的祭祀活动和自然神灵共处，借仪式来表达感恩之心。正是山川鬼神的自然崇拜、丰富的神话想像和宇宙论思想，这三个成分酝酿出老庄思想。
老庄思想是楚文化的特殊产物，它代表古代人文精神的跃动。由此可知，楚地有其特殊的人文风貌，并且酝酿相当丰富的“巫文化”意涵，而这些文化与古老信仰或宗教仪式，都存在密切的关联性，故说其演变过程是有迹可循的。
另一方面，老子身份与其治理思维密切的关联性，以及其对社会、人间的关怀，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很可能来自于史官角度传统进谏模式。就历史的角度来看，史官的进谏是既有的传统模式，而老子的身份恰恰是一位史官。关于史官的职责，除了负责记载所发生的史实之外，他们也担任执政者的参谋、顾问，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有很多，不枚胜举。
史官剧照
在中国历史上，史官具有重要的身份，而通常都被统治者赋予宗教与参谋的国家事务，我们从相关史实中可以发现，史官不仅要通达天文星宿之理，更要对甚深的天道有一定的体会，正如所谓“吉凶由人”，某种程度上已经展现了史官对天命的思维观点。因此，他们不仅仅从事国家的宗教活动，还要留意国事，记录历史，并且能够推判吉凶祸福与成败存亡。这便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模式。
因此，就老子与宗教的关系来论述，说明老子“道”的思想，起源于宇宙论的根基，但就另一个政治影响力的面向来说，老子的“道”思想也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君王治国的思维。
就中国之思想史来推测，人与天的关系，就是宇宙起源的思维作为最初老子思想发源的基础。故老子“道”的哲学需要古人对天地宇宙观的奠基，而逐步发展出成熟的文本。若以此观点，老子思想源流亦可从隐逸之士集体创作来推测，而非局限单一著作者来思考。
综上所述，玲珑大胆假设：《老子》的原始文本，是经过远久流传、多方汇集与修润，最后才逐渐成形的。《老子》之思想源流，将不被限制在单一作者思维的局限性中，而可以从哲学整体发展脉络来看，并就每个不同时代的思想演进来探索。这包括了一群参与《老子》写作的人，从不同时代历程来演化“老子”之思想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