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自古而然 所历 所见是我们创作的铁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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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自古而然。宋代的理学家和儒学大师朱熹,他不仅懂这个道理,而且“以理语成诗”,用形象思维的比兴手法,把它表达出来。他把书比作“半亩方塘”,他觉得打开书就象打开一面镜子,塘水清澈,天光云影的自然美景映现水中。如果人家问塘水为什么这样清澈,他说:因为源头有清新流动的活水,不断输入进来。书中的思想那样精纯,因为它有丰富的写作源泉一这源泉,就是生活,就是实践。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这话没有错。但读书,是“流”,不是“源”。真正的“源”是生活。唐代以画马著称的大画家韩干,杜甫称赞他“韩干画马,毫端有神”(《画马赞》)。这位画家,很懂得向生活学习的道理。天宝年间,受到唐玄宗的赏识,召他入宫,充当“供奉”(一种专门为宫廷服务的官职),叫他向画马名手陈闳学习。他却天天跑到养有许多匹马的御马厩里,对各类马进行仔细的揣摩研究。当他受到玄宗的责问,回答说:“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也”(见《唐朝名画录》)。韩干画马能够自成风格,独步画坛,正由于他不满于只向老师学习,而更潜心于向生活学习的结果。初唐诗人宋之问有一次路过杭州,去灵隐寺游览。月色山光,触动诗兴,写卜《灵隐寺》一首:鹫岭郁岩晓,龙宫锁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夙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器。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
灵隐寺在武林山(又名灵隐山)下,寺前有峰,以其形似鹫头,又名鹫岭。起两句,一写飞来峰山势高峻,葱茏苍郁;一写灵隐寺门关闭,一派肃穆空寂。五六句写桂子从天上飘落人间,芳香随着白云飘向远方,显示出佛寺的空灵神秘。七八句“扪萝登塔”、“刳木取泉”写山行途中,警援登高、寻幽探胜的乐趣。九、十句写深山秋景。最后回忆早年喜欢游赏奇景,说对着惬意的景色,便可洗涤尘世的烦恼。所以现在仍有“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的打算(天台山在浙江省,天台山的植溪上有石桥)。真是豪情满怀,游兴不减当年。这首诗虽非名篇,但其中的二、三两句却是历来为人传诵的“佳句”。《全唐诗》引《纪事》云“之问贬黜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行吟日:‘鹫岭郁岩晓,龙宫锁寂寥’。久不能续。有老僧点长明灯,问日:‘少年夜久不寐,何耶’?之问日:‘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即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道丽。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
此事怡好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路经杭州只作一夜游的宋之问写不出,而隐居寺中的“老僧”骆宾王却若有灵感似地一下就吟了出来?说登上寺楼,可以眺望大海中的日出,灵隐寺的大门,正对着汹涌而来的钱塘江怒潮。事实上却是见不到,这是诗人的夸张。但是它使“之问愕然,讶其道丽”,后世也认为“乃一篇之警策”。究其原因,生活一平日对灵隐寺的观感,起了决定作用。如果只靠“耐得半宵寒”或“捻断数茎须”的营吟,恐怕是写不出来的。陆游在他逝世的前二年,即嘉定元年(一二O八)的秋末,在山阴给他的幼子陆子遍写了一首《示子通》。这位八十四岁的老人既是教育儿子,更是对他一生创作经验的严肃总结,诗云:“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原注:晋人谓戏为狡狯,今闽语尚尔。)?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开头说他十多岁作诗,那时只追求华丽的词藻,到中年以后,稍有领悟,好象逐步才进入“宏大”——注意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方面了。接着叙述他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也曾走过弯路。写出过一些奇险怪异的作品,那些诗就好象水石冲激而成的“湍濒”。陆游推尊李(白)杜(甫),说自己还没能领会他们的创作方法,常引以为憾事。元稹、白居易也才靠近李、杜的门口,温庭筠、李商隐就更不能与杜甫相提并论。学诗如果不遵循李、杜的创作道路,纵然使出扛鼎那样大的气力,也难得到作诗的三昧一诀窍。诗是诗、书、易、礼、乐、春秋整个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哪能用来作为儿戏呢?这里,我们尽可不同意把元、白、温、李贬抑那么低,但陆游最后关于写诗得出的结论,却是不可否认的真理: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工夫在诗外”,这是陆游七十年创作经验的结晶。他学江西诗派走过曲折的道路。只有四十六岁以后,到了川陕前线,亲身经历抗击金人的斗争生活,才进入他创作的黄金时代。“万里客经三峡路,千篇诗费十年功”。
在陆游九千三百多首诗作中,大量有价值的作品,写于这十年间。和韩愈以余事作诗人”一样,陆游正是以“余事作词人”的。在为数仅一百三十余首的词里面,写川陕前线的作品,虎虎有生气,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如[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乾道八年(一七二)三月十七日,陆游到了南郑。他从二十岁抱着“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壮志,如今当他四十八岁的高年,一旦宿愿以偿,而身临军事最前线的时候,真是衷心欢跃,夔州时代的颓唐,一变而为奋发鹰扬了。南郑附近有很多名山胜地。春天的黄昏里,诗人登上韩信坛和武侯祠,怀念他们的丰功伟业,青史垂名;伫立在汉高祖当年的试剑石旁,更忍不住心绪如潮。他勉励自己说:“登临不用频凄断,未死安知无后期。”诗人满怀壮志,多么想千一番顶天立地的事业!
秋天到了。月色异常胶洁的七月十六日夜晚,陆游和同僚们登上南郑城内西北角的高兴亭。亭子遥对长安城南的南山。长安,是敌人在西北的军事重镇。沦陷了的长安城里的爱国人民,经常冒着生命的危险,提供敌方情报,有时甚至把洛阳的春笋和黄河的鲂鱼都带过来。在这与敌人咫尺相隔的地方,面对着喝得酒酣耳热的同僚们,和弹着琵琶、奏着羯鼓的红袖青衫的歌女们,诗人即席挥毫,顷刻而就,写出了这首[秋波媚]。秋到边城,画角鸣咽,这声音经常只会引起人们的哀思。边城上的烽火,也是为了报警用的。这时候,“患歌击筑,凭高酹酒”,诗人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怀:“此兴悠哉”!“此兴悠哉”!此刻,陆游心中的确充溢着欢乐的感情潮水。中原沦陷四十七年了,诗人多么想看一看如今正在计划着要收复的长安呀!南郑据秦岭的高处,下面是褒城、骆谷,有一条大路直通往长安。现在从那个方向照过来的火光,不久之后进军的时候也将要看到呢。
从前,当燕太子丹遣荆轲去刺秦王的时候,在易水河畔,高渐离曾为他击筑,荆轲引吭高歌,他们是怀着胜利的信心的。现在,望着报警的烽火,伴着筑声和以酒酒地对收复失地的祝祷一这一切,怎能使诗人不感觉“此兴悠哉”呢!下阕从方才声情激越的情境,铺展开一个清新绮丽的场面。“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南山”,即终南山,也叫秦岭,它座落在作者的脚下。这时,秦岭上的暮云,似乎特意敞开自己的胸怀,使得终南山头多情的明月,越发皎洁了。这里是藉景抒情,仍是为了衬托诗人“此兴悠哉”的心情。灞桥,在长安城东,是历来为行人送别的地方。曲江,在长安城东南,和灞桥一样,都是有名的胜地。这里,作者既用它们代表长安,也有泛指整个沦陷了的山河的意思。接下去“应待人来”句,明白地表示出诗人的愿望一但更是长安人民和整个沦陷区人民的愿望:盼望着宋朝的军队早日收复失地呵!这首词虽没有昂扬蹈厉的气魄,但却生动地坦现出诗人“此兴悠哉”的喜悦心情。如果陆游不亲临其境,没有深厚的生活底子,是写不出这样血肉饱满的作品来的。
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非按舆地图便可云‘平野入青徐’也,抑登楼所得见者耳。隔垣听演杂剧,可闻其歌,不见其舞;更远则但闻鼓声,而可云所演何出乎?”“铁门限”一词,出自佛家的故实。《法书要录》载,南朝陈代智永禅师,为了不使求经书的人踏破门槛,用铁裹住自己所住的永欣寺的门槛。由此引申“铁门限”含有限制严格的意思。王夫之认为:王维在《终南山》一诗中,能够描绘出众壑阴晴不定的微妙变化;杜甫在《登岳阳楼》中写出那样气压百代、景象闳放的诗句;以及在《登兖州城楼》中,写出“平野入青徐”那样特异的风光,都是由于诗人们亲临了终南山,登了岳阳楼,漫游了齐鲁,有过实地观察和真实的生活感受,而不是按照舆地图写出来的。写“目之所见”,寓意必“心之所感”,“心目相取”,而不“强括狂搜”,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反之,道听途说,缺乏真实的生活感受,那就如隔墙听戏“可闻其歌,不见其舞”,看不见表演者的真实面貌,如果离得更远一些,那就连演唱的是什么也听不清了。
王夫之的话,为无数事实所证明。就以他举的杜甫和王维的例说,杜甫如果不遭逢安史之乱,不在兵荒马乱中挣扎一番,便写不出那么惊心动魄的“诗史”;没有“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的“壮游”,便观察不到“平野入青徐”以及“齐鲁青未了”等美景;王维如果不是“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在长安附近的别墅里住下来,他就不可能对“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的终南山千变万化的奇妙景色,辨识得那么清楚。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明显的如:李煜如果不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能把宫廷里欢歌纵舞的生活,写得那么真切?而如果不是“一旦归为臣虏”,他也写不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铭心刻骨、动人肺腑的诗句。李清照把她的青春少女的生活写得那样跳跃动荡:“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把她新婚少妇的美满生活写得那样温香旖旎:“晚来一阵风兼雨,洗尽炎光。理罢笙竇,却对菱花淡淡妆。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今夜纱橱枕簟凉”([丑奴儿])……这不都是由于她的亲身所历、亲身所感吗?
王夫之把“所历”、“所见”作为创作的“铁门限”,强调作家要尽可能亲历、亲见,对生活要有真实深刻的理解,无疑是很有见地的。陆游的“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郑肇的“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元好问的“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都穆的“但写真情并实意”以及画家们的“以造化为师”(张璨),“以厩马为师”(韩干),“搜尽奇峰打草稿”(石涛)等等,都是强调生活的重要性。这些古人们的真知灼见,对于我们今天的创作,不仍有着现实意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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