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 人格的崇拜 对自主及自我的转变！

国内学界对心理学知识的推广和对心理治疗的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推动力。这股力量也得到了市场的助力，除了传统的纸媒，网络以及社会媒体的兴起，也令公众对心理知识咨询的消费变得更加的便捷。良好的亲子关系的指导，家庭的治疗以及儿童的情绪的管理等在大城市有广大的拥趸；职场人际沟通的心理以及自我心理测试等APP更是陆续的进攻市场，面对这些的变化，社会学家敏锐地指出现代社会中，存在“心灵”的无处安放问题。

现代人以及生活的方式逐渐开始向“心理学化”的方向发展。转向的前提便是个人获得相对的独立性。个体在社会中拥有了某种独立自主的个性，具备了个体的人格。

随着劳动的分工不断的专业化以及社会的流动不断的加剧，个体不再像原来那样依赖于血缘以及地缘的关系，而是更倾向于从事特定的社会活动的团体中生活，作为传承集体意识来源的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习惯和共同信仰也就越来越无法阻止个人的自由变化和发展。在共同意识对个体的社会控制日渐削弱的同时，对共同意识的侵犯行为则与日俱增，导致其逐渐丧失威严。而且，一旦人们由于摆脱了这些意识的束缚而享受到一定的自由，个体人格也就不再受到来自外部的集体意识的控制；与之相应的是，个体的差异和个性发展的空间增大了，每个个体显现出多样性，开始进行相对独立的思考，并随其自身的思考而行动，进而萌发了自由的思想观念。

在世俗化进程之中，神的位置被社会所取代了，正是社会建构起人格崇拜，把人塑造成了彼此相互扶持的神。而人格一旦成为唯一和共同的崇拜对象，也就成为社会秩序重要的纽带。

个体人格的形成必须依靠社会力量才能实现。没有人能外在于社会而追求自我，换言之，个体只有通过追求社会性自我才能完善其人格。而个体崇拜的对象实际上也是具有社会性的人格，而非个体自身。同时，这一崇拜的对象构成了个体的神圣性基础。作为普遍性的社会存在，人格崇拜为每个个体的心灵治理，提供了自我审视的价值基础。

如果说生活在现代社会早期的涂尔干，对于人格崇拜的洞察是面向人类社会的总体层面，那么伴随着现代社会的演进，这一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则集中体现在戈夫曼身上。他从人们基于礼仪的行为互动中鲜明地揭示出了个体人格被赋予神圣性的社会事实。

脸面是一种自我印象的符号，在得到他者积极肯定时，才彰显出自我的社会属性以及社会的价值。脸面并不是我们身体的附属物，而是由社会的互动构建而成的；同时脸面又因人而异，最具个体性。当人们感到保住了脸面，就会感觉安心、安全，并显示出自信；而当丢失脸面，则会陷入心烦意乱之中，感觉羞耻和窘迫，甚至因产生劣等感而丧失继续参与社会互动的能力。

随着现代社会进步，尤其是在服务行业发达的后工业的社会，个体化色彩再强的情感也难免受到商业化和制度化的操控，人的神圣性追求因而出现了新的转向。心灵成为神圣之物，不仅是个体向内心寻求自我的神圣性而导致的结果，还是社会化的自我在面对流动以及不确定的社会环境时，情感法则在具体情境下不明确的时候，遭遇行动的危机而导致的。

尽管在理念的层面上，心灵成为现代社会的神圣性的符号，但现实生活中，人们一方面关心自身可能遭遇的心理侵害或心理创伤，甚至为此陷入不安和焦虑之中，另一方面则时刻警惕，以防范他人可能施加给自身的非理性行为。

心理学在从专注于为心理治疗提供知识转向对普罗大众的观念变革之后，便不再停留在例如接受治疗的前提是由被治疗者自主决定是否接受治疗这类问题上，而是追求在生产组织之中的更广泛的运用，以促进经营管理的进一步理性化。而一系列的心灵治理机制之所以能顺畅运作，也与其治理过程中不断增强的自主自律的自我观密不可分。首先，受到心理学知识的影响，自主自律的个人主体性可被具体化为动机、自我引导和自我责任等维度来衡量自己。每合格的的劳动者都会自觉或者是不自觉地参照这些维度，明确自身所投身工作的积极动机，自主开展自我的管理。这种以依靠自身处理与自身的关系为特征的自主选择的能力，不但为人们提供理解自我的基础，促进人们能够反观自身，对自身欲望、行动的模式自我操控。个体在自我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对自身日常生活方面加以改善，达成心灵治理的目标。

不管人们是否相信心理学知识，这些“理性化”了的知识都有效对接了生产组织对个体的心灵需求，把自主和自我的观念，在行动中将自我实现的观念与心灵的神圣观紧密的结合起来，实现“自我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