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日记中的书帐谈起 说说鲁迅的爱书生活
鲁迅记日记,从一开头就有记书帐的习惯,一直到1936年10月逝世,没有一年断过。尽管1936年6月连日记都暂停了,后来也没有补记,但书帐上还是补记了重病期间买的书。
1912年5月鲁迅到达北京,他的书帐题为《壬子北行以后书帐》,这说明在北行以前也是有书帐的,只是因为北行了,原来的日记本留在老家没有带,所以从北行开始重新记录。
一、访书的痴迷
鲁迅从1912年5月5日抵达北京,开始了他十四年的“京官”生涯。他的日记也从这时开始保留下来。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买书的情况。
当时,鲁迅的月薪是80元,还要寄回绍兴养家。在这种情况下,每月花20多块大洋买书,可见,他买书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鲁迅买书不大挑剔。1913年1月4日:“晚留黎厂肆持旧书来阅,并无佳本,有尤袤《全唐诗话》及孙涛《续编》一部,共八册,尚直翻检,因以五金买之。”
1913年6月29日:“上午书贾持旧书来,绝少佳本,拣得已蠹原刻《后甲集》二册,不全明晋藩刻《唐文粹》十八册,以金六元六角买之。”明明知道绝少好的版本,却还是挑了已经蛀坏的和不全的两部书买下来,花的钱还不少。那时,6元钱是教育部门卫一个月的全部工资。
鲁迅没事常去逛琉璃厂旧书市场,没有好书可买时,会感到不尽意。1914年2月1日鲁迅是这样过的:“……盘桓于火神庙及土地祠书摊间,价贵无一可买。遂又览十余书店……”想买书,又嫌贵,却又不甘心,竟一连逛了十多家书店!
2月8日:“……同至留黎厂观旧书,价贵不可买,遇相识甚多。出观书店,买得新印《十万卷楼丛书》一部百十二册,直十九元。其目虽似秘异,而实不耐观,今兹收得,但足以副旧来积想而已。”
花19块大洋买了一大摞书,也没多大用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曾经渴望得到这部书的夙愿而已。甚至自己也明明知道这点,但还是要买,“买书”这件事已经成了“瘾”。
1921年2月3日:“收去年十月分奉泉三百……还齐寿山百元,寄日本其中堂信并泉四元四十钱购书。”一拿到工资马上就做两件事:一是还钱,二就是买书,而且是汇款到日本去买书。
有时候,鲁迅也会发出“买这么多书干什么”的自问。1913年3月16日:“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叹也。”但是,爱书人对书的痴迷,是无法用常理来解释的。
二、读书的享受
买书是为了读书,读书是鲁迅的人生一大享受,我们来看看鲁迅是怎样读书的。
有一次,天很冷,鲁迅感冒了,“首重鼻窒似感冒,蒙被卧良久,顿愈,仍起阅书”(1913-1-6)。蒙头睡了一觉之后,感觉好多了,于是又爬起来看书。病稍好就要看书,可见,看书已成为鲁迅人生的第一需要。
鲁迅把看书当作一种精神调节。1912年9月2日:“夜书致东京信两通,翻画册一过,甚适。”写完了信,翻翻画册,感觉舒服极了。享受读书的乐趣,真是读书之佳境!
为了有个良好的读书环境,鲁迅喜欢僻静的住所。1916年5月6日:“下午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住。”那时鲁迅住的绍兴县馆常有客人借住,这些来客又常常亢奋得很,吵吵嚷嚷,喝酒赌博,打闹嬉戏,甚至通宵达旦,弄得鲁迅无法工作。经多次交涉,效果不佳,只好敬而远之,自己搬到里院的补树书屋去住。目的只是为了能安静读书。
鲁迅晚年住在上海,1929年5月回北平探亲,25日,他到孔德学校去访旧友马隅卿,同时也不忘了顺便看看该校所藏的旧书:“往孔德学校访马隅卿,阅旧本小说,少顷幼渔亦至。”马隅卿是著名的版本学家马廉(1893-1935),当时是孔德学校的教务长;而“幼渔”就是他的二哥马裕藻(1878-1945),是鲁迅的好友
到后来,鲁迅读书的范围更加宽泛了。1934年6月6日:“托商务印书馆买来《“Capital” in Lithographs》。”(石版画《资本论》)这是英文书,鲁迅不是很能读懂,但他买来倒不尽是为了研究《资本论》,而是为了其中的石版画。
三、品书的发现
鲁迅读书,往往带有一定的目的,即使是“随便翻翻”,也有一定的倾向。更可贵的是,鲁迅在读书时目光敏锐,常能触类旁通,有所发现。
1912年8月20日,鲁迅作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陪同司长夏曾佑及本部同事四人一起“往京师图书馆阅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写经,又见宋人刻本不少”。鲁迅注意到其中有不少是宋元刻本,说明这批书卷并非限于唐代,后代陆续还有入藏。
在1927年的日记所附《书帐》结尾,鲁迅还专门写了一篇读书笔记《西牖书钞》,里面摘录了一些古籍中的人物轶事,内容很散漫,鲁迅抄这些,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但第一段中有一句:“语极萧散有味,录之于此”。
晚年鲁迅在上海时,日记中很少记到读书,他的生活节奏大大快于早先了。但实际上,书是不能不看的,记得也含蓄了。
例如,1934年6月1日:“紫佩寄来重修之《芥子园画传》四集一函,又代买之《清文字狱档》七及八各一本,共泉一元。”《清文字狱档》全称《清代文字狱档》,共九辑,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印,1931年至1934年分期出版。这是一批珍贵的清代档案史料集。
过了几天,鲁迅大约读到了其中第八辑(1933年7月出版)中关于“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的记载,6月10日,鲁迅就写了《隔膜》一文,主要通过引用冯起炎冤狱,痛陈人心隔膜的可悲。显然,这就是读这书的发现了。
到12日又记:“得燕寓旧存《清代文字狱档》(一至六辑)六本,子佩代寄。”显然是鲁迅读到这书后,又写信叫宋琳寄来的。这部书是1932年11月鲁迅北上探亲时,好友沈兼士送给他的。当时还只出了六册,鲁迅没有带回上海。可现在读了宋琳寄来新出的第七、第八册,有所收获,于是想看其它各册了,就请宋琳寄来当时沈兼士所赠的前六册。
果然,到7月10日,鲁迅又写了《买〈小学大全〉记》一文,谈的还是《清代文字狱档》里的事,只是这回引用的是第六册,说明他已经读了这书。
四、无书的无奈
鲁迅虽然热衷于买书,但也常常面对无书的无奈。这有几个原因:一是鲁迅经济一直不宽裕。二是他涉猎太广,无法都买到手;三是有些买的书在兄弟决裂时被周作人拿去了。
我们看鲁迅的日记,刚到北京时,已经出现买不起书的现象了。1912年10月21日:“晚书估持旧书来售,不成。”为什么不成?多半是因为价格谈不拢,小半是因为书的质量不佳。我们看另两处记载就会知道,1914年2月1日:“……赴留黎厂,盘桓于火神庙及土地祠书摊间,价贵无一可买。”
又1915年2月20日:“下午往留黎厂及火神庙,书籍价甚昂不可买,循览而出。别看书肆,买《说文句读》一部十四册,价四元。”很显然,鲁迅不买主要还是因为太贵买不起。后来还是买了一部比较便宜的《说文句读》。
再如,1913年1月18日:“午后往留黎厂书肆,见寄售敦煌石室所出唐人写经四卷,墨色如新,纸亦不甚渝敝,殆是罗叔蕴辈从学部窃出者。每卷索五十金,看毕还之。”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太昂贵了,价钱也不必谈,只好“看毕还之”。
鲁迅有时为了买书不得不卖书。这事恐怕知道的人不多,我们还是看日记。
1921年4月7日:“卖去所藏《六十种曲》一部,得泉四十,午后往新华银行取之。”这时正是鲁迅经济上最拮据的时候,各单位都欠薪,家里周作人一家又奢侈,周作人还生病。鲁迅甚至开始借高利贷(本月12日从义兴局借钱200元,利息一分半)。
鲁迅卖书得了钱以后干什么用呢?换小说。这时鲁迅正在北大等校开讲中国小说史,急需关于小说的参考书。鲁迅将《六十种曲》卖掉后,陆续买了《青箱杂记》《投辖录》《五余读书廛随笔》等古代小说笔记等,以及部分佛经。
最后,经济上终究无法承受,许多书只好不买,但又要用,怎么办呢?只有借。鲁迅在北京时,从日记可以看到他经常去图书馆借书的记载。
那时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工作,负责博物馆、图书馆等事业,新建的京师图书馆还是鲁迅负责筹建的,他去借书自然方便。
鲁迅在教育部还参加筹建过一个通俗图书馆,也常去借书。该馆馆长不仅和鲁迅熟悉,鲁迅有个杭州时期的学生叫宋琳,后来也在该馆工作,所以常通过他向该馆借书。
根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藏品记录,现存鲁迅藏书有一万多册,可是在鲁迅日记上看到的,远不止这个数。有不少在日记上记载的,藏书里却没有,这是什么道理呢?
比如有一部书,叫《雅雨堂丛书》,鲁迅原有一部,后来在北京又买了一部,其中有不少缺页,鲁迅花了半个月时间把它抄配齐了,也寄给了在绍兴的周作人,后来这书就成了周作人
1923年7月兄弟俩决裂了,鲁迅一怒之下搬走了,藏书都没拿走。第二年6月,实在没法忍受无书的日子,鲁迅决定回去拿,谁知周作人夫妇竟然大打出手,鲁迅有些书就留在那里没有拿出来。这是鲁迅后半生抹不去的内心创痛。
五、爱书的精细
我们从鲁迅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爱书的精细。鲁迅在日记里写到处理书籍的事很多,最突出的就是装订旧书,他喜欢自己装订旧书。
1912年10月13日:“星期休息,腹仍微痛。终日订书,计成《史略》二册,《经典释文》六册。”头天晚上他肚子“大痛良久,殊不知其何故”,而第二天竟然在肚子仍在微痛的情况下,装订了一整天的书。但也就装了8册,可见工夫的细致。第二天又“晚丁《经典释文》四册,全部成”。(后来这书也让周作人拿去了)。
26日更加入魔了:“夜修订《述学》两册,至一时方毕。”装订两册书,到半夜一点才完成,简直痴迷了。接着11月30日有这样的记载:“自二十七日起修缮《埤雅》,至今日下午丁毕,凡四册。”四本书,竟然订了四天!
装订的活全由自己做,总有点力不从心,于是请书店来订。1913年9月14日:“上午本立堂书贾来持去破书九种,属其修治,豫付工价银二元。”
到12月29日:“晚留黎厂本立堂伙计持前所托装订旧书来,共一百本,付工资五元一角五分。惟《急就章》装订未善,令持归重理之。”竟然足足装订了三个月!要求还挺高,装订质量不好的,退回重订。
这样的事还不止一次。装订了还不算,还要做书夹。1914年1月15日“作书夹五副”,对书的爱护真可说无微不至。
1920年7月24日:“买书架六。下午整理书籍。”第二天还是整理书籍。原来,这时鲁迅刚迁居八道湾不久,还来不及理书。当时周建人的儿子沛因病住了好久医院,鲁迅跑前跑后,没有消停过。这时刚出院,才有时间来整理藏书
这之后,鲁迅一面托人修理改订,例如让学生宋子佩到京师图书馆去改订,他还托直隶官书局订过书;一面也经常自己动手修订旧书。他自己穿线,自己装订,甚至自己做书帙,在日记里都有记载。
1923年2月10日夜、11日上午“制书帙二枚”,12日“重装《金石存》四本,制书帙二枚,费一日”。
5月19日“重装旧书三部,共十二本讫。饮酒”。做完了工,一高兴,还犒劳了自己一回。同年6月18日,“连日重装《授堂遗书》,至夜半穿线讫,计十六本,分为两函。”为这部书,竟花了好几天工夫。
直到离开北京,这习惯也没有改变。1927年8月12日,鲁迅已经快要离广州了,住在白云楼,还饶有兴致地自己装订买来不久的《六醴斋医书》。
后来到了上海,大多是买新书和洋装书,旧书买得少了,也就很少再自己修订书,但也没有完全改变这个习惯。
1933年12月10日“夜修订旧书三种十本讫。胃痛”,居然支撑着病体在装订旧书。至今上海鲁迅故居里还保存着一套修书工具。
直到晚年,鲁迅日记上,竟然还有把书寄到北平去托宋子佩找人装订的记载。1935年12月10日,鲁迅寄书四部给宋,“托其付工修整”,到1936年1月11日,就得到宋寄回来的四部12册修好的书。
如今爱书、买书、藏书的人多了,但爱书到鲁迅这种地步的,恐怕还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