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永无止息 我们要拼命寻找光

1949年1月27日，年关前从上海最后一班驶向台湾的渡轮启航，932名乘客登上了这艘船，他们想赶着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

23时45分，这艘船在舟山群岛海域与建元轮相撞，沉没只用了几分钟，落水者或冻死或溺毙，超过900人罹难。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太平轮事件”。我从前写过，想要了解这一事件的，可戳：一个不做老赖的傻瓜资本家

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有幸结识了《太平轮一九四九》的作者、台湾作家张典婉。尽管更多死难者已经永远沉默于大海，张典婉的努力值得我们所有人满怀敬意。

每一个名字的背后，也许藏着你想不到的秘密。比如，乘客名单里，三等舱有一位叫“孙敬”的乘客，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柳龙光。

2018年，柳龙光后人来到基隆太平轮纪念碑悼念父亲。

photo by 张典婉

柳龙光罹难之时，他的家眷都在台湾等着他吃团圆饭，妻子腹中怀着他们的孩子，是个男孩，成了遗腹子，连父亲的面也没见上。

消息传来，这位伤心欲绝的妻子不久做出了一个决定——带着孩子回大陆。

这是一个颇为冒险的决定，柳龙光曾经在北平沦陷时期担任华北作家协会干事长，按照当时的界定算是“文化汉奸”。他的妻子比他名气更大——

她便是今天故事的女主人公——梅娘。

1948年年末在台湾的梅娘和她的两个女儿。右上角被剪掉的是柳龙光。

今天是梅娘去世七周年纪念，2020年是梅娘百岁诞辰（一说梅娘生于1916年，在这里我们仍旧采取官方说法。）

她和张爱玲同年。

我知道梅娘，源自多年前忽然兴起的一阵“南玲北梅”的称呼。

南玲，指的是张爱玲；北梅，指的是梅娘。

这个说法得到了梅娘本人的直接认可，在《梅娘近作及书简》中可以看到：

一九四二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北梅说给南玲的话》

但很快便受到了质疑。众多反对声中，止庵老师的观点最为中肯：

1、张爱玲在“一九四二年末”不可能被推举为“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她甚至连“女作家”都不是，因为后来收入《传奇》、《流言》的作品，一篇还没有写出来。2、《宇宙风》杂志在“一九四二年末”不可能参与此项“读者调查”。该杂志社最初是在上海，一九三八年五月迁广州，一九三九年五月迁香港，一九四四年八月迁桂林，一九四五年六月又迁重庆。这不是沦陷区的杂志，不会去调查那里女作家受欢迎的情况。查该刊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所出各期，均无此类内容。《宇宙风》迁穗后，上海“孤岛”倒是有份《宇宙风乙刊》，不过一九四一年底就停刊了。 止庵，关于“南玲北梅”

这两条论据都属实，1942年的张爱玲确实还没有成名，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在1943年5月的《紫罗兰》杂志上连载的。1942年的梅娘则已经成为华北沦陷区的重要作家之一，她的代表作《蚌》《蟹》《鱼》等均已面世，从出道早晚来说，梅娘实际上算是前辈。

但也有赞同这一说法的，论据大多是和他们同时代人在公开场合的发言。比如，柯灵在1997年8月16日为《虹影丛书·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写的“序”中有这样一句话：“北平沦陷区，则有著名的梅娘，当时与张爱玲并称，曾有‘南玲北梅’之说。”

梅娘和张爱玲是否有过交往呢？梅娘专门写了一篇《我与张爱玲》：

“正是那年（指1942年）的夏初，北京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之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从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

（批注：实际上，张爱玲成人之后从未去过北京。）

1943年8月，日本召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我在写关露的文章里讲过，名单中有关露也有张爱玲，张爱玲找了理由没有赴日。获奖者归来之后，梅娘的丈夫柳龙光邀请他们到北京座谈，关露参加了，甚至还去了梅娘家：

在柳宅你静静的听着别人唱着程腔的玉堂春时，你就想起锁麟囊来，你说你很喜欢程砚秋的戏。——璇玲，寄关露，中国文学》第五期（1944年5月）

关露做答《覆璇玲》，文中出现了梅娘，是典型的招待周到的主妇：

那时我独自吃着豌豆黄，喝着顶好的香片茶，无言的望着水里的荷花。

卖白兰花的老翁从面前经过，花香扑满了胸怀。

梅娘送给我们每个人两朵白兰花，我们都是一样的带在衣襟上，彼此都愉快的笑了！

照片出自谢其章先生，前排左起，章克标、陶亢德、柳雨生、徐白林。后排左起，陈绵、关露、蔡培、沈启无、周越然、柳龙光、陈廖士、张我军、（隔一人）谢希平、（隔一人）鲁风。

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同样邀请了张爱玲、苏青和关露。1944年10月8日的《申报》有一则《文学者大会沪代表决定》：

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筹备会，七日举行五次会议，由龚持平主席，上海出席代表为周越然、张资平、陶晶荪、傅彦长、包天笑、张若谷、潘予且、杨光政、顾凤城、文载道、吴江枫、路易士、张爱玲、冯和仪、关露等十五人。

冯和仪就是苏青。这一次张爱玲仍旧没有参加，但梅娘作为华北地区代表参加了，当时候选作品是谭维翰的《海市吟》、丘石木的《网》、马骊的《太平愿》和梅娘的《蟹》,梅娘获奖。

由此可见，梅娘和张爱玲是数次擦肩而过的。

不管如何，“南玲北梅”就这样叫起来了，我开始准备这篇稿子的时候，曾经和藏书友借了南京档案馆的《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其中有周作人回应给梅娘的童话写序一事，书友对梅娘的第一反应是，知道知道，“南玲北梅”嘛！

可惜的是，豆瓣的梅娘图片仍旧是关露。

这个春天，在读完了梅娘的作品集之后，我却深深为这个“南玲北梅”的称谓而感到遗憾。这不仅仅是因为梅娘自己也曾说“我不喜欢利用‘南玲北梅’这种商业意义的炒作来借张扬梅。”（《致刘洁信二通》），更因为——

她完全不需要蹭张爱玲的热度，仅凭她的人生，就足够在历史上有属于自己的地位。

梅娘当然是笔名，她的原名是孙嘉瑞。

我一直猜想这个名字的由来，也许她爱梅花？也许是听了《梅娘曲》？结果却那么直接——

梅娘，是“没娘”的谐音。

梅娘出生在海参崴，从没见过自己的生母。那个女子生下梅娘之后便被太太赶出了家门。很久之后，梅娘在父亲的软榻下面找到一些俄文纸条，是父亲和生母的甜蜜记录。

梅娘的父亲孙志远从小工能够成为长春著名的企业家，他的成功离不开与中华民国驻长春镇守使女儿的婚姻，也因为此，父亲默认了正房太太赶走梅娘生母的举动。父亲爱梅娘，为其延请了教读经写字的清拔贡秀才、教数学的老教员和教英文的沙俄老太太。

梅娘从小所生活的长春，在1932年就已经成为伪满洲国的“首都”，可以说，梅娘的整个少女成长期，所接受的都是伪满洲国的教育。15岁，父亲去世，梅娘高中毕业之后，因为无法兑换国民政府的货币前往北京等关内高校，最终选择了赴日留学。

也是在日本，她认识了丈夫柳龙光。

柳龙光，1911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父亲柳惠生是吃皇粮的满清皇族，祖辈有过四品带刀护卫，宅院位居古都城西的按院胡同。“满洲国”成立的次年1933年，柳惠生到长春在“满洲国”谋了个职位，但似乎生活颇不如意，很快又回到了北京。柳龙光学习非常刻苦，先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理学院，后又赴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和日本东京专修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到长春《大同报》报社任职。

因为养母已经给梅娘选定了亲事，她和柳龙光的爱情被家庭阻挠。为了和柳龙光结婚，她没有拿一分钱嫁妆。

1941年，柳龙光夫妇从日本回国，定居北京。1942年9月，华北作家协会成立，柳龙光担任干事长，从此成为华北作家协会舞台上绝对的主角。

对于这一段历史，梅娘总是三缄其口。1996年4月6日，《沦陷区文学八年》暨华北沦陷区文学座谈会上，梅娘情绪有些激动地说：“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习惯于不是黑就是白，缺少中间色，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亵渎。抗战期间，中国有一半的国土沦丧，我生活的地方，它就沦丧了，个人无法选择。怎么能说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就一概是汉奸文人呢？怎么能对他们的作品统统不予理睬，不予承认呢？”

是的，无论是苏青、张爱玲还是梅娘，他们都是“沦陷区”的“在场”者，这一身份无论从哪种语境来看，本身就是一种不幸。

由于丈夫的关系，梅娘则在战后受到双重的清算。

1946年，周作人汉奸案在南京审判期间，一位杨姓北京市民给首都高等法院邮去梅娘所写的《青姑娘的梦》童话书，控告周作人奴化儿童。当法官出示这本书时，周作人是这样回答的：

而实际上，梅娘当时在沦陷区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写作和翻译。她能如何与日本人勾结？反而是后一句话“反对我的思想”露出玄机，周作人真正想要批判的，应当是梅娘的丈夫柳龙光。

日伪文艺界以片冈铁兵、林房雄、柳龙光为号召，在大东亚文学家大会中，日本代表片冈铁兵公然主张扫荡华北老作家，认为周氏思想落后、行动过于消极、未与彼辈少年作家同流合污，目之为残余敌人之一。——徐祖正等：《周作人服务伪组织之经过》1946年6月28日

柳龙光由于时任北京市长熊斌的帮助，提前得到了文化汉奸的名单，随后带着妻女逃离，梅娘研究者陈言在《太平轮上的柳龙光》里披露了柳龙光的逃跑路线：

他们乘火车到天津塘沽，再坐船到营口，然后坐胶皮轱辘的马拉车到沈阳，最后转乘火车辗转到梅娘的老家四平。从营口到四平，一路都是共产党设立的关卡，梅娘同父异母的二哥拿着东昌实业公司的介绍信去营口迎接他们。到了四平，梅娘的家人通过关系给柳龙光报了户口，改名“孙敬之”。在四平滞留一年多，然后到了上海，又摇身变为“孙敬”。

如果只用一种视角来评价柳龙光，那他被视为文化汉奸是毫不冤枉的。不过，我们不应该忽视他曾经保护东北反日作家袁犀，他曾经在日本各地采购磺胺制剂送往国内抗日战场。一个人，终究是复杂的，一棍子打倒，用单一标准评价，难免失衡。

柳龙光和梅娘

大到国家兴废，小到个人得失，所有的身后事都不得不由后人评说，太平轮里的孙敬永远回不来了，那一年，梅娘才29岁。

在她决定回到北京的那一刻开始，有更多苦难在等着她。

梅娘晚年对柳龙光进行了回忆，据说，这个口述史做的极其艰难。

但梅娘讲述的柳龙光有一种苍白的“伟光正”，比如，她说柳在太平轮遇难之前，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正在根据中共北方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的秘密指令，争取国民党蒙疆军总参谋长乌古庭率部起义。刘仁在1973年受迫害去世，这段话是九十年代才说的，我们已经无法印证。

也因为此，梅娘口述史遭到了一些学者前辈的质疑。

即使是虚构杜撰的，我也完全理解梅娘。如果你也如她一样，在回到北京之后吃了那么多的苦，也许你也会回避，也会重新构建一个故事。

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如何养活孩子们？

一开始，由于唐大郎的帮助，梅娘得以在《新民报》和香港《大公报》上写稿，以稿费养家。当然是化名。很快，她在1955年“肃反”被定为 “重点审査对象” ，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按右派的一级条款处理进了劳教所。

她所念念不忘的，却只有一个：活下去。

她去建筑工地，像男人那样搬砖挑土和泥，为的是一天挣九角钱。

她买不起煤，生不起火炉，左邻右舍做饭时替她蒸几个窝头对付着，二十年来，一直没有炉子，没有煤。她把别家搬完煤的煤灰扫起来，合水撮成小球，当煤球烧。

冬天，她一个人去扛冰冻的冬储大白菜，一百多斤“压在背上，沉得直不起腰，冰得背生疼”。

她去人家家里做老妈子，做佣人，在那时，真正是《锁麟囊》里的薛湘灵，一霎时把七情俱已昧尽。

每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便会来人审查，审查这个人和她的关系，审查那个人和她丈夫的关系。审查到最后，都是一句：“你要老实交代”。但她心里惦记的，仍旧是赶紧赚钱。我读她的这篇《往事》，几乎要哭出来：

梅娘的小女儿柳荫13岁时因脑膜炎去世，儿子又得了肝炎，梅娘为了筹钱四处告借，最后由街道担保，才送进了医院。最终，儿子因医治迟误死去，年仅23岁。儿子去世之后，梅娘坚持从每月绣活挣来的十几元钱中抽出十元还给医院，断断续续还了四年，医院不忍，把剩下的欠款一笔勾销。

她有一种难以想象的坚强和乐观，一如无论多么困难，她都把自己拾掇的干干净净，亮亮堂堂的，用她自己的话说，要做一个“标志的小寡妇”。

蒙难时，不愿痛哭，为的是激励自己，以渡难关；昭雪时，不愿痛哭，庆幸那得来不易的苟安；孤独时，更不愿痛哭，为的是制造一种假相，似乎一切心满意足——梅娘

她的绣工好，劳教所的朋友惠沛林说，梅娘绣一叠枕套才三毛钱，自己的女儿拉练需要五毛钱，梅娘二话不说给了孩子五毛钱。

梅娘和三个孩子

为数不多的朋友，居然是东四派出所政治学习班的“同学”遇崇基。遇崇基得到陈毅批准，翻译了一本日本围棋著作，得了稿费买了米，就让儿子送一小包给梅娘，虽然很少很少，但梅娘懂得感激。

她也是发自真心喜欢遇崇基的儿子，常常给他讲诗词。1965年底，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遇家年轻人写了批驳的长文，想找梅娘做推荐。梅娘看了看文章，说：

“我可以推荐，但发表之后也许会很危险。”

最终，拗不过年轻人，梅娘把这篇长文介绍给《文汇报》，发表的题目是《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文章中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不久，梅娘在居委会门洞旁的牛奶箱里看到了这年轻人写的另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于曾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都如雷贯耳——

遇罗克，因为这篇《出身论》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执行枪决。

遇罗克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1952年6月6日，梅娘在《亦报》上连载了小说《母女俩》，这是一部配合宣传“三反五反”的小说，进步女儿带动落后母亲，这显然有自己和女儿柳青的影子。在文章的最后，她这样说：

妈妈现在最爱的就是你，你是我全部的安慰和希望，如果我永远停留在现在的阶段里，不前进，不抛掉思想中这些旧意识，你会逐渐离开我，甚至我有一天成为你前进的障碍，像你爸爸的情形一样。

一语成谶，文革中，因为梅娘的身份，柳青不得不和母亲划清界限，断绝来往。后来，她多次撰文忏悔自己的这个举动：“党可以不了解我妈妈，社会可以不了解我妈妈，我不可以说不了解我妈妈。”

但在那样的岁月里，难道只有一个柳青吗？被划清界限的，难道仅仅一个梅娘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梅娘被重新挖掘出来，我似乎也是在那个时期读了一点梅娘的《蟹》，觉得有些说不出的怪，后来才知道，《蟹》和很多其他小说都被她不同程度地改写，文本更多地加入抗日反战主题和民族意识，这就造成了一种内容的错位。

今年重新回看的是原版，反而更加真情实感。那个时代的梅娘，可以说是新时代女性的指明灯吧。

本世纪初，邢小群老师曾经在一次采访中问了梅娘“沦陷区创作”问题，她的回答颇为尖锐，但说的，也都是大实话：

你这样提问题，是用后来的字面知识来套指那段历史时期。那时我们只是二十几岁普通的青年学生，对社会、政治懂得很少，想得十分简单……依我们那时的认识，还认为文学不是政治，文学就是说人间事……生活是复杂的，历史也是复杂的，是由各种具体的存在组成的。那个时候怎么会有在沦陷区就怎么怎么样，到大后方就怎么怎么样，到解放区又怎么怎么样这种想法？这些政治意识都是以后强加给老百姓的。当时要知道后来是这样看问题，我们也不会有那种选择。

人间的事哪能这么简单的评判！

1972年底，史铁生受伤回京养病，双腿瘫痪的他万念俱灰，同学跟他讲起孙姨，一个特棒的老太太，1957年的右派。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她只能在外面偷偷找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

在知道孙姨就是梅娘之后，史铁生感慨道：“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梅娘和女儿柳青

今天是梅娘七周年忌日，今年是梅娘百岁诞辰。当我们在纪念梅娘的时候，我们在纪念什么呢？

梅娘的一生是悲苦的，一出生就没了母亲，十五岁失去父亲，二十九岁丈夫去世，子女们夭折，更不用说几十年的审查劳教和右派帽子……这些苦难，在常人看来简直不可承受，可她却依旧微笑着面对，不轻易流露悲戚，不随便展示痛苦，她就这样坚强的活着，执着于困苦中得到的点滴安慰，回味寒夜里些许温暖，从而反馈到她的文字上，她永远都在传达生命的美丽与尊严。

我永远记得她的那句话：“生命必然七灾八难，韧才能支撑人类到达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