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锁桥Vs许知远：从梁启超到林语堂 历史传记该如何写作？
12月6日，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与单向空间举办了“智性传记如何可能——以林语堂、梁启超的最新传记为例”对谈活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锁桥与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就各自的新书《林语堂传》与《青年变革者：梁启超》进行了分享。
活动现场
钱锁桥的《林语堂传》中，他沿着林语堂的思想轨迹，寻绎其生平，藉以重新发现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希望还原出兼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许知远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第一卷则写作了梁启超早年的岁月：从出生到戊戌变法失败，短短二十五年间，梁启超从一个边陲之地熟读四书五经的少年，蜕变为将孔子改制与明治维新嫁接一处的年轻变革者。
钱锁桥认为《青年变革者：梁启超》普适面非常广，“许知远在这本书里要给大家还原一个时代的观念，而非仅仅一个人，要讲清楚一个时代的事，需要牵扯到一大波人，这其中有我所关注的，也有我之前没注意的，包括晚清最重要的几位，他们对彼此的看法和通信，对我来看是全新而且是非常有意思的。”
关于对《青年变革者：梁启超》的一些争议，钱锁桥表示有所耳闻，他认为，首先不必如此苛刻，这种方式的历史传记写作，是很新颖的。在钱锁桥看来，这本书称得上是一本历史性传记，依照历史背景对某一具体事实各抒己见，是没有问题的，而许知远多元化的背景以及写作方式，让这本历史性图书变得更具有阅读性。
许知远称自己是历史传记领域的“闯入者”，他谈及钱锁桥的《林语堂传》时说：“林语堂是一个被高度低估的人物。在今天这个时代，钱教授敏锐地抓住了林语堂与此刻的现代世界，以及与此刻转型中的中国之间密切的关系。其实，传记写作在中国是一个尚未被塑造的传统。传记写作从梁启超开始，但如果按照西方传记的写作传统，传记不仅是记录这个人的立体面，还融杂了社会学，经济学甚至政治学等人文学科在内。与我看来，这类型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一个综合体，这样的传统在国内尚未开启，所以当我看到《林语堂传》时，我非常高兴。在其中你可以看到人物的性格，以及人物穿梭于不同时代背景下，与周遭的关系。”
许知远认为，在不同思潮下，主人公对时代的回应是传记文学最为迷人的部分，林语堂作为跨越双重语境的人，他奔忙于不同国家颠沛流离的一生，他的焦灼和认同是非常值得阅读的。《林语堂传》回应了20世纪那部分被忽略的历史，“我们经常以为，中国的历史只是在内部发生，其实19-20世纪的历史很大程度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林语堂这种人物，可以称之为桥梁，他双重语境下的写作，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诠释者。我觉得今天的世界环境更需要林语堂这样的人被不断讨论。” 钱锁桥的写作完成了一种基本框架，在许知远眼里，这会激发更多关于林语堂的研究。
林、梁二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一再被描写，而为何还要继续讲述，钱锁桥表示，开始传记写作是一种意外，他的目标原本是理论研究，但更深层次的了解使他觉得，相比其他热门人物，林语堂实在太被淹没了，“鲁迅的传记出了无数本，而林语堂的非常少，他的女儿写过一本生活传记，非常可爱，但要讲清楚林语堂的文化成就，还需要更专业的书。” 为了写好林语堂，钱锁桥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搜集资料，从英文到中文逐一审阅，从一箱一箱的信件里寻找出关键资料，力求做到书中所有细节都“有理有据”，“我的重点就是追本溯源，向世人展示林语堂的真面目”。
但钱锁桥也指出，史料不是死的，可以参考，但不能迷信史料，“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叙述方式，传记写作要依靠史料，但叙述方式才是写作者更要注意的地方”，只有对史料恰到好处的拼接，才是好的写作，钱锁桥认为《梁启超传》就是一本很妙的例子，对于历史片段的引述富有创造力而令人印象深刻。
在许知远看来，史料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写作者的想象力也同样重要，“思想是靠情感驱动的，你没有见过全息的世界，你接触到的只是只言片语，如果今天的此刻，我们在这个空间里，说着笑着，但可能留下的就是一篇短短的新闻稿，其他细节呢？并不会被记述。” 如果只是史料堆积，很容易变得枯燥无力，“比如公车上书或者百日维新，这个历史节点上，皇帝在干嘛？六君子又在干嘛？他们之间的冲突又是怎么样的，如果想要更好得理解，想象力不可或缺。”
“历史不是一束光，历史是一面棱镜”，许知远认为我们的世界太相信可见之物，“事实”不是唯一而不变的，“写梁启超给我很多慰藉，让我看到了这群年轻人其实并不是历史书上很抽象的一行字，他们身上充满了矛盾，他们的纠结和困境”，鲜活而真实。传记写作不应该只留存一种视角，历史需要不断被书写，“每代人都会用一种新的视角理解历史，而史料也会随之重组，被忽视的细节变得重要，人是复杂的，你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会在哪种时刻变得更加重要。” 重要的事情和人需要被重新解释，而在这个过程中，许知远说，我们会获得对自己时代重新的解释。
与传主类似的是两位作者也游走在不同文化之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许知远看来不会妨碍自己的写作，他认为写一切都是在写自己，“我们都是被个人经验深深塑造的，我非常想写那个时代，梁启超是新旧价值转移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他能够回应时代的问题。” 许知远的梁启超写作计划，目前正进行到第二卷，为了写好这个人物，他特意跑去日本，寻找当年流亡日本时梁启超留下来的蛛丝马迹，他甚至亲自跑去陈天华投海的沙滩实地观察，想象历史的发生。
钱锁桥觉得，自己的英文背景更好的帮助自己了解那个时代，“1930年代的上海，精英知识分子之间中英文并用，林语堂很多的英文写作，如果你没有当地的生活经验，和外部文化接触过，你不会了解他当时的写作动机和背景。” 林语堂之后，钱锁桥会继续保持对那个时代的追问，“智性传记是一种载体，承载着时代灵魂，在日常琐碎的生活中如何要过一种有灵魂的生活？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让这些中华英烈的灵魂在自己体内被唤醒。”
无论是林语堂还是梁启超，作为垂名于史、留下巨大精神遗产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必然复杂而多元，在这个思想与学术的全球化时代，聚焦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和中外知识交往史的“智性传记”写作就成为一种迫切需要。在对知识分子传统的重访中，清季民初士大夫和知识人对知识价值、智力生活本身的尊重与寻求，他们的家国情怀和对国家变化的忧虑与考量，都成为当下值得承续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