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读不完的大书——纪念柯灵逝世20周年
根据绍兴日报的报道：
1945年夏，柯灵被日本宪兵拘捕，日本宪兵手执他的著作《市楼独唱》，问他写抗日文章究竟受谁指使，他虽已受刑不支倒地，仍大义凛然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你们打死了我，也就是这两句话。”这就是柯灵，一位有骨气的爱国文人。
晚年，柯灵坦然而深情地写道：“生活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生而有涯，每个人只能读到有限的章节，因此必须认真读。”
今年6月19日是柯灵逝世20周年纪念日。近日记者前往上海寻访柯灵故居，追忆他的往事。
上海复兴路的柯灵故居
精致的洋房，在绿叶的映衬下，散发着历史的气息。
上海复兴西路147号是一栋西班牙风格的公寓，建于1933年。1959年至2000年，柯灵与夫人陈国容在这幢公寓的203室居住，直至柯灵因病去世，享年91岁。其间，柯灵撰写大量散文、杂文、小说、电影剧本等各类文学著作。
上海柯灵故居馆馆长郭皓是柯灵故居的守护者之一。他说，这处故居不仅在柯灵个人创作史上举足轻重，也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坛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2016年2月6日，柯灵故居正式对外开放，一层作为柯灵生平展厅及书信展厅，二层复原为柯灵居住时的原貌，包括卧室、书房、客厅、饭厅、厨房等。
“柯灵先生原名高隆任，字季琳，祖籍绍兴，生于广州。中国著名作家、编辑家、电影剧作家、文学评论家。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民进中央名誉副主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郭皓这样介绍。
1930年，弱冠之年的柯灵赴沪谋生，在开始了大半辈子与上海共命运的同时，也正式以笔名“柯灵”开启为之奋斗一生的“煮字生涯”。
柯灵故居二楼的饭厅，是柯灵夫妇平时吃饭的地方。柯灵喜欢喝酒，故乡绍兴产名酒，来拜访他的友朋也会捎带些各地特产酒以飨老友，从中能感受到柯灵恬淡朴实的生活情趣。
柯灵故居二楼的客厅内，摆放有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郭皓说，《二十四史》是柯灵最喜爱的书籍。尼克松访华时，中方希望将这套书赠予这位美国总统，以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但当上海市政府工作人员上门时，逢柯灵因岳父辞世而奔丧，没来得及取书，此书也得以保留至今，因而弥足珍贵。一旁的书橱和对面的两处定制书橱都摆放着柯灵收藏的由1929年至193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影印本《万有文库》，共1721种、4000册，极为珍贵。在这个客厅里，柯灵曾接待过巴金、夏衍、张乐平等重要作家和画家。
柯灵的书房正中央放置着一张书桌，四面环绕着书橱。郭皓说，1943年，张爱玲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上发表作品，两人因此结识。柯灵曾经帮张爱玲改编《倾城之恋》，也收集了张爱玲的全部作品。如今书房中的一个书柜上陈列着张爱玲的小说《海上花》与《倾城之恋》，表达了柯灵对张爱玲这位中国近代传奇才女的欣赏与追忆。柯灵时常在书房伏案写作直至深夜，为了不影响夫人休息，柯灵就在书桌边放置一张小型钢丝床。每当写作过晚，他就会在这张钢丝床上过夜。
“当年邻居们只知其名，不知其从事的职业。由此可以看出，他为人相当低调。”郭皓说，虽然为人低调，但在入住该公寓期间，柯灵发表和创作了大量的电影文学剧本。1949年回上海后，他曾任上海《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大众电影》主编、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上海影协常务副主席等职，改编或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腐蚀》《不夜城》《秋瑾传》等，著有《月亮姑娘》《蝴蝶的故事》《掠影集》《飘》等多部儿童剧、童话、散文集、文艺评论集及《柯灵电影剧本选集》等著作。70多年中，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就是在病重住院前，他仍在为编撰六卷本《柯灵文集》而挑灯审读，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专家：文坛多面手
柯灵曾总结自己的文学生涯：“纸上烟云，恰如屐齿印苍苔，字字行行，涂涂抹抹，成就斑斑点点浅浅深深的生命留痕。”
在郭皓看来，柯灵的成长，离不开家乡绍兴的熏陶。
郭皓说，柯灵1909年生于广州，3岁时举家迁回家乡绍兴斗门，6岁丧父，从此家道中落，他小学毕业之后，无奈辍学。绍兴朱储村务实小学的校董陈宛香是柯灵长兄高伯琳的朋友，有一次在高家看到柯灵临摹的一幅画，连声称赞并询问作者，于是长兄就把柯灵叫到陈校董面前。恰逢学校正缺教师，陈校董便想请柯灵去试试，长兄一口答应。就这样，1924年，柯灵成了一名教师，在理应求学的年纪就已经为人师表，他却为自己仅有的小学文化程度而忐忑不已。第一堂课点名时，柯灵读错了学生的姓名，被学生当堂纠正，他羞愧难当。热心的陈校董就赠予柯灵一本字典并教会他如何查阅。于是，柯灵一边教人，一边自学。教师的身份勉励着柯灵奋发自学。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四年后，绍兴县教育局调柯灵赴任陶堰镇浔阳小学，担任校长。从教师升格为校长后，他不断摸索管理学校的方法，最终将学校治理得井然有序。
在阅读与自学的过程中，年少的柯灵萌生了写作的冲动。于是，他先是写日记，之后就开始向报刊杂志投稿。对于柯灵而言，他有两篇不同意义上的“处女作”：从写作时间上来说，柯灵的“处女作”是作于1926年9月1日的叙事诗《织布的妇人》，发表于上海《妇女》杂志1926年10月号；而柯灵本人最早看到的也是给了他第一次发表作品激励的，则是作于1926年10月11日的散文《记禹门乡之提灯会》（“斗门镇”当时称为“禹门乡”），发表于1926年10月17日绍兴《越铎日报》。《越铎日报》由鲁迅发起创办，报名亦由鲁迅拟定，在当时的绍兴颇负盛名。因此，柯灵的文章一发表，立刻在当地引起轰动，人们都说：“禹门乡出了一个十五岁的小秀才！”多年后，柯灵回忆往事，将《记禹门乡之提灯会》定为“第一篇习作”，将《织布的妇女》定为处女作。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陈子善眼里，柯灵是一个文坛多面手、杂家，他做过小学教员、当过新闻记者、编辑，办过报，担任过杂志主编，从事过电影工作，发表过散文、小说、诗歌、电影文学剧本、杂文等，但其中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当数散文。
陈子善与柯灵有多面之缘。在他看来，柯灵是文坛公认的散文大家，代表作品集有《晦明》《长相思》《香雪海》等。柯灵的散文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抒情散文，特点是精致清雅、锻文炼字；序跋散文，特点是严谨求实、一丝不苟。柯灵应邀为他人作品集作序题跋时，必定先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将原稿读透，方肯下笔。柯灵是鲁迅的同乡，自小拜读鲁迅作品，深受鲁迅杂文影响。他的杂文语言简劲，一针见血，承继鲁迅杂文“为匕首、为投枪”的战斗传统，与瞿秋白、茅盾、巴人等形成了杂文写作充满战斗精神的“鲁迅风”派。
上海电影家协会理事汤惟杰说，上世纪30年代初，柯灵从绍兴来到上海，开始投身影业，先后在天一、明星、联华电影公司供职，是中国早期电影史上少有的在三大电影公司都工作过的人士。1956年初，柯灵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在宴会上，柯灵被安排在“第一席”：与毛主席、周总理同席。同席的还有科学家钱学森、社会学家吴景超、南通大生纱厂厂长张敬礼，等等。柯灵还接受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文化部给他的重要任务：写一部反映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剧本《不夜城》，剧本发表后又被拍摄为电影。
据陈子善介绍，柯灵的作品中，有大量诞生于抗战时期的檄文、影片。《救亡日报》《民族呼声》两份报章、《乱世风光》《恨海》《不夜城》等影视剧本、《文汇晚报》副刊《灯塔》以及由他主编的杂志《万象》，无一不是苦难岁月里人民的精神慰藉。而在抗战胜利后，他创办《周报》，担当《文汇报》主笔，以笔为枪，或撰写、或刊登大量揭露反动当局压制民主暴行的文章。此后，为《新民晚报》编《十字街头》副刊，转移至香港时又与徐铸成共同创办香港《文汇报》，柯灵始终战斗在文化一线。尤其是1937年上海沦陷后，占领当局统制新闻、文艺、出版各界，对抗日进步的书报和人士实施查抄、封存和抓捕。汪伪政权刊登通告：限令抗日分子登记，抗日书籍上缴。登记，就意味着投降附逆；不登记，则意味着生命危险。柯灵拒不登记。随后汪伪政府在报纸上颁布通缉令，通缉83位当时的著名爱国抗日人士，柯灵名列其中。虽然屡遭通缉，两次被捕，但柯灵宁死不屈，坚持为抗日事业作贡献，直到抗战全面胜利。
柯灵晚年立下一大宏愿：倾其毕生之才华，创作一部描绘上海百年历史变迁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上海百年》。虽然遭受疾病侵扰，又有来自各方络绎不绝的约稿占用了大量的时间，柯灵还是坚持完成了小说第一部《十里洋场》的第一章。这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成为柯灵终生的遗憾。
乡人：文坛楷模，越中贤达
柯灵与很多家乡人有过交往，绍兴鲁迅纪念馆原馆长、越文化研究专家裘士雄是其中之一。
裘士雄告诉记者，他与柯灵最初的交往是在1984年举行的绍兴市第一次文代会。当时，柯灵亲赴绍兴祝贺指导，他去宾馆看望。不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根据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计划出版一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丛书》，市委、市政府把编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绍兴》的任务交给市政协，并聘请柯灵、陈桥驿和陈从周三位专家任顾问。他作为此书编委，与柯灵有了较多联系。至今，裘士雄仍保存着柯灵给他写的15封信和3张贺年片，时间从1985年一直延续到1998年。
裘士雄说，柯老对家乡人关怀备至，有求必应。仅以题词为例，他经手的就不下10件。
1993年，裘士雄策划印制发行“越中名贤系列纪念封”。柯灵知道了，即来信鼓励：“纪念越中前辈，这自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并应邀先后为徐锡麟、秋瑾、孙伏园、张岱、董秋芳、魏金枝6位越中名贤的纪念封题字。
1995年，当时的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出资修复位于柯桥区福全街道的秋瑾祖居，柯灵也题了词：“青史璀璨，故里馨香”。有关方面寄去润笔费，他坚持退款，分文不取。
1998年周恩来总理诞辰100周年，裘士雄给柯灵寄去两张纪念张，柯灵用毛笔题了“不朽”两字寄回，字体苍劲有力，凝聚了柯灵本人对敬爱的周总理的至诚至爱。
裘士雄说，柯灵对故乡及晚辈非常关爱。平时，绍兴鲁迅纪念馆出版了什么书刊，总不忘寄给柯灵。柯老有大著面世，也常送给家乡人，其中有《柯灵散文选》《天意怜幽草》《燕居闲话》等。
散文大师秦牧在《一份精美别致的讣告》中说：“……活着的时候，努力学习，尽量工作，在面对自然规律，面对自己的衰老和死亡的时候，豁达安祥、泰然自若，这是真正具有科学的人生观、革命的人生观才能够采取的卓然态度。”在裘士雄眼里，柯灵就是这样的人。
裘士雄说，柯灵惜时如金，“认真”二字又是他一生创作、工作和办事的准则。柯灵晚年时，时间紧迫感越强，面世的作品也越多。1985年秋，柯灵曾想“回乡避嚣，埋头写作”，借绍兴鲁迅纪念馆池塘边上一间幽静房间，创作反映上海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上海百年》，但后因故“打消此意”。但从这件事可看出柯灵在垂暮之年还有宏伟的创作计划。
1987年初，《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出版了，由柯灵作序。“我们按规定给柯灵汇寄150元稿酬和审稿费，他回信说‘这是我应尽和乐尽的义务。同志们竟致以重酬，在我完全是一种意外，我在此表达感念之情，乞代致意为幸。’”裘士雄说，柯灵把为故乡办事视为“应尽和乐尽的义务”，充分显示了他爱国爱乡的崇高思想。
《野草》杂志首任主编陈雪琛与柯灵互通书信有70余封。柯灵35封亲笔信，经其生前病床上审定，有32封入编其文集。而陈雪琛寄呈柯灵之信，除受人之嘱，也有约请柯灵撰写府山“飞翼楼”碑文等内容。
柯灵与绍兴著名书法家沈定庵也曾有来往，并为沈定庵的《定庵随笔》作过序，他对沈定庵的老师徐生翁也非常敬仰。
在他们看来，柯灵的人品、文品，称得上德艺双馨，是当代的文坛楷模、越中贤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