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悲剧——浅析《雷雨》中周繁漪的角色形象

《雷雨》 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部多幕话剧，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新旧社会交替、新旧思想撞击的背景下，封建大家族内部的一个悲剧故事。

周繁漪是《雷雨》中一个最具典型的女性形象，也是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之一，在初版本的序言中，作者曹禺将繁漪比作“雷雨 ”的化身，寄予周繁漪以“操纵全剧，是整个剧本的动力”的重要地位。周繁漪这一女性角色，就像一道光一样，将旧社会家庭的黑暗与罪恶暴露在幕前。在当时的背景下，虽然新的追求自由的思想萌生，但在封建家庭中，男性话语还是具有绝对主导权，通过周繁漪这一女性角色视角，可以看出旧社会对于人性的控制和摧残，也可窥见中国现代史上女性解放运动先驱的一隅。

一、 新旧时代更迭下的现代女性角色

周繁漪是贵族家庭小姐出身，生于封建王朝分崩离析的前夕，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荡，身上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17岁的周繁漪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训导下，嫁给了比自己大20岁的周朴园，当她跨入周家公馆，做成明媒正娶的周太太时，她的悲剧命运便开始了。

她和周朴园是门当户对的结合，然而，他们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截然不同。她是接受过文明教育的新时代知识女性，而她的丈夫却是旧社会封建统治者的维护者。她知书达理，有着自己对幸福、爱情生活的追求，渴望被人尊重，也追求爱情。然而她对生活的追求和对封建家长的反抗却被周朴园视作“疯子”的行为。在周朴园这样一个封建家长的禁锢下，周繁漪虽然有着太太的头衔名号，但一切都要听从周朴园的安排。

当被周朴园逼着喝药时候，她的回答由“我不愿意喝这苦东西”，变成了“留着我晚上喝不成么？”，最后还是带着极大的愤怒把药喝了。作为新旧时期女性的代表，承受着在社会变革时期来自家庭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宗族的压力，她就像“一朵黑色的玫瑰在满园的暮色里散发忧郁的芬芳”，渐渐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

18年婚姻生活的孤寂、痛苦和空虚将她生命中的颜色逐渐漂白，直至枯萎。作为一个女人，她有着自己的想法，不想过着于听命于人的生活，却又逃脱不出。她渴望在周朴园身上得到爱情，周朴园却只希望她乖巧听话，两个人互不能理解对方的价值观，二者便不断发生冲突，她的反叛越来越激烈和尖锐，直至最后悲剧的诞生，二人的婚姻最终如期走向了破裂，一个家庭也四分五裂，被压抑的反抗最终走向了悲剧命运的结局。

二、 扭曲爱情观下的牺牲品

作为周家的大太太，周繁漪在物质生活上并不缺什么，同当时所有的富家太太一样，金银珠宝想要什么便有什么，然而物质的需求并不能填补精神的空虚。在偌大的周公馆里，她感受到了无尽的禁锢，在命运的捉弄下，她爱上了丈夫比她小几岁的儿子周萍，走上了乱伦之路。

周萍的出现，宛如是给落入水中的繁漪伸出了一根稻草。当繁漪收到周萍对自己的爱慕时，压抑已久的希望被他身上迸发出来的热情重新点燃了。为了握紧她的爱情，繁漪不惜乞求、妥协，委曲求全。渴望周萍带她逃离现在的生活，甚至接受周萍的新欢四凤，把生命、名誉丢掉也在所不惜。但扭曲爱情观下的极端行为是很难有圆满结局的。一厢情愿的繁漪只是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徘徊。

繁漪被爱情蒙蔽了双眼，忽视了周萍实质上是一个对封建家庭有着很强依赖心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一股脑将自己对于整个爱情和自由的渴望都寄托在周萍的身上，周萍毕竟是周朴园的儿子，他不可能也做不到离开周家独立生活，更不敢背弃封建礼制的束缚，周萍在事发不久就意识到了乱伦的罪孽给自己带来的负罪感，并且通过爱上女仆的方式来逃离内心的愧疚，回避繁漪的爱情。甚至想要撇下繁漪 ， 一走了事。陷入盲目荒唐的暧昧中的繁漪终是错付了。

三、 女性悲剧的衍生

繁漪是美丽的、真实的，同时也是极度不理性的。曹禺在创作出繁漪这一戏剧人物后曾说： “我喜欢看繁漪这样的女人。我会原谅她，虽然她做了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抛弃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责。”

繁漪的悲剧源于她自己的矛盾人格，也和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她死于自己扭曲的爱情观，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在积极的一方面，她拼命反对封建家长的控制，大胆追求自由与爱情，因此她能够区别于其他大多数默默忍受政权、父权、神权、接受命运安排的妇女形象而独立出来。

但另一方面，她身上仍未脱离诸多封建落后思想的局限性，她逃避现实生活的唯一办法是私奔，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爱情上面；她痛恨周朴园，却又不敢自己离开周公馆。同时，她对鲁侍萍、四凤抱有的阶级偏见，也明显表示出她并未脱离封建贵族意识、等级观念、门第思想和家长意识，可以说她的爱情是自私的，她追求自由也是不顾后果的一意孤行。

女权主义指出“在父权制社会中， 支配群体通过控制言论来控制现实， 他们剥夺了妇女的发言权， 使她们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 周繁漪所处的时代，使她无法摆脱家庭、社会的束缚，无法获得她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一个沉默的群体必然成为被掩埋的群体”，繁漪的深层意识里存在着软弱和妥协的因素，她从未意识到，自己人生的悲剧一再重演，是因为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男人身上，她就像一只浮萍随波逐流，没有生长出自己奔走的能力。她也从未意识到，她只有将自己放在和男人同等的平台上，才能真正实现人格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