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

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 吴楠/摄

9月18日，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主办、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承办的“疫情下的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和腾讯会议同步进行。外交部前驻摩洛哥大使孙树忠，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齐国强，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安春英，旅居南非25年、在南非文化艺术部工作的油画家崔宁等与会，并围绕疫情下的非洲粮食安全、疫情对非洲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南非法律体系与国家治理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张振克和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成富及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蔡斌分别主持了研讨会。

开拓中非合作新局面

齐国强表示，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国际经济合作的大趋势来说，我国要特别要注重开拓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局面。首先，在国际贸易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我国要采取一些手段，借助一些平台重新建立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联系。“一带一路”倡议在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基本正常运行。所以我国要积极创造条件，把“一带一路”倡议建成一个最有力的大平台，把投资的关系重新修复。其次，全球产业链的修复要从中国做起。中国复工复产以后，出口增加，满足了全球很多刚性需求。再次，要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建设。最后，要坚定信心，积极推进中非合作论坛后续项目，深入研究疫情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得出正确的结论，找出正确的措施，重新塑造中非合作关系。

孙树忠以“非洲抗疫启示”为题，从“好学生”卢旺达、摩洛哥的困境和“拯救非洲生命、拯救非洲经济”三方面展开论述。孙树忠表示，卢旺达在疫情防控方面卓有成效，体现了其在治国理政方面做出的切实举措和相应成效。摩洛哥在抗疫中面临着对生命或生计的抉择。他介绍，非洲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速度慢，非洲疫情集中在非洲国家的大城市，非洲年轻化的人口结构有利于抵抗病毒的传染，非洲国家抗疫行动迅速，措施得当。

针对如何拯救非洲生命和经济，孙树忠提出，在合作框架内开展中非合作，有利于支撑非洲的经济增长和民众生计。首先要及时重启非洲经济支柱的矿产业，有关中国企业可考虑规划重启生产，必须切实保障矿工的健康，并能与合作伙伴、矿业工会达成一致，得到政府的支持。其次，全球产业链布局将出现不利于非洲的调整。我国在不断优化国内产业链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对非投资结构，以市场和资源为导向，培植在非适销对路商品的生产体系，坚持发展非洲产业和市场相结合，坚持互利共赢的投资合作模式。再次，中非合作做好蓝色经济大文章。非洲大陆横跨大西洋和印度洋，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在疫情消退后，可启动中非蓝色经济合作，着重做好海洋捕捞、海洋养殖、海洋运输、海洋深水港口、海洋环境保护、临港工业园区等合作项目。最后，疫情发生以来，非洲数字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网络农产品出口平台成为农产品交易的新宠，中非数字经济合作前景广阔。

崔宁介绍了疫情发生以来南非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他说，疫情对南非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据Worldometers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9月19日，南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65万例。南非，特别是开普敦，主要是靠旅游业发展经济。疫情和封锁措施对南非旅游业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42亿兰特，约合人民币220亿元。但与此同时，南非抗击疫情的举措很坚决。很多国家和城市采取了封城的举措，行人在南非街道上不戴口罩将会立即被拘留6个月。

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 吴楠/摄

深入推动中非减贫合作

今年对中国和非洲来说都是不寻常的一年。在全球减贫治理合作由千年发展目标迈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当下，中非减贫合作应向何处去？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安春英从话语体系、合作模式、合作路径三方面进行解答。她表示，中非减贫合作观从援助减贫合作观，到经济增长减贫合作观，再到经济发展减贫合作观，体现了人们对减贫驱动力认识的不断深化。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中非减贫合作模式有三大变化，一是援助主体从以政府援助为主，向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互动参与合作转型；二是中非合作内容从农业、医疗、卫生领域向聚焦发展能力建设升级；三是合作机制从双边国别层面向双、多边减贫合作演进。

在后疫情时代，如何进一步推进中非减贫合作？安春英表示，首先要重新认识减贫合作在中非合作中的地位和独特作用。中非减贫合作能够惠民生，大大拉近中非民众之间的距离，优化中非合作的舆情环境。其次，要以确保非洲粮食安全作为中非减贫合作的切入点。农业发展和减贫有很强的相关性，已有研究发现，每一个百分点农业增长，将会导致贫困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下滑2.9个百分点。再次，要加强中非减贫知识产品共享机制建设。未来中非之间还要加强一国一地一策的精准减贫合作研究，在这其中要关注青年这个特殊群体，因为青年是社会最活跃的力量，还是国家未来发展的蓄力者、领导者。此外，减贫合作的效果还得用事实说话。未来有可能在非洲选择一些国家建立10—20个中非扶贫合作示范中心。

南非国家治理以法治化为根本遵循。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吕建高介绍了“南非法律体系与国家治理”等相关情况。吕建高表示，南非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是追求法治化的，但它的法治化面临着贫困、文化惯性、腐败、犯罪率高四大挑战。应对这些重大挑战，需要南非全社会共同努力，推进更为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减少犯罪，杜绝腐败。

张振克以“非洲《2063年议程》与后疫情时代非洲发展的思考”为题作了汇报。他解读了非洲《2063年议程》的内容，分析了其中的七大愿景，介绍了21世纪非洲发生的变化。他认为，“一带一路”作为共商共享共建的渠道，可以助力非洲愿景的实现。非洲的自主发展、复兴、一体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增强，中非合作找到共同的话语十分重要。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游滔汇报了他对“疫情对非洲经济的影响和多边国际发展合作”的思考。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刘立涛以“疫情下的大国关系与展望”为题作了报告。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郭未介绍了“疫情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海榕就“中非水利合作与河海大学法语非洲研究中心建设构想”作了报告。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教授黄贤金对学者发言进行了点评和总结，他表示，希望南京高校能相互合作、共同努力，为中非合作发展及相关研究做出更多贡献。

与会学者 本网记者 吴楠/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吴楠 沈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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