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里江山中感受美的愉悦
编者按
在以往出版的书籍中，艺术画册、书法史论、影印古籍一类的图书，因其受众窄、定价高，往往被视为“小众”。在实体书店和纸质书备受冲击的当下，这种小众图书是否最容易受影响，甚至淡出读者的视野？事实上，这种担忧属于多虑。近年来，艺术类图书为更多家出版社所看重，出版总量和图书质量也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
自古以来，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书、画、印流传有序，雅俗共赏。现如今，从书画特展上的“故宫跑”到校园里的书法课，再到遍及民间的收藏热，普通百姓的日常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往更远一点说，一个民族文化艺术上由于共同工具、共同思想、共同方法和共同传统所合成的“信号”，并不会因时代的推移而衰减，它将生生不息。
本期光明悦读分别从绘画、书法、篆刻三个方面，选取新近出版的三种图书进行解读，与大家分享美的“信号”是如何一代代传递的。
在千里江山中感受美的愉悦
——读《百问千里：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问答录》
作者：刘亚刚（北京语言大学教师）
2017年9月，故宫博物院举办“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因参观人数过多、排队时间过长，引发蔚为壮观的“故宫跑”。观众们大多是奔着此次展览的主打展品——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而去的。如今，虽已过了整整三年，但关于《千里江山图》的热度依然在持续和发酵。2020年5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由故宫博物院余辉所著的《百问千里：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问答录》，全书采用问答式的行文、口语般的文字，引导读者层层深入，去了解《千里江山图》。此书历时三年乃成，既是对当初展览的延续，又可谓一种升华。
千里江山图（局部） 资料图片
千里江山图（局部） 资料图片
如今的画展不少，国内外的经典之作时有展出，为何唯独这卷《千里江山图》能引发如此火爆且持久的关注？大概原因有二：一是神秘。《千里江山图》早在1953年11月于故宫博物院曾展出过一次，之后就长期藏于“深闺”。二是传奇。宋徽宗赵佶在翰林院成立了培养画家的机构“画学”，未满18岁的少年王希孟得皇帝亲自点拨，创作了这幅巨制。短短十多年间，画家王希孟英年早逝，徽宗遭遇“靖康之变”而沦为阶下囚，北宋王朝也就此覆亡。神秘和传奇，足以让许多人下定决心去排长队而一睹其芳容。
《千里江山图》高51.5厘米、长1191.5厘米，运用了大量的石青和石绿，画在由宫廷特制的绢上。要完成这样大规模的作品是非常不易的，单从这些高端、大量的绘画材料所需的花费来看，若没有宫廷的支持，普通画家很难办到。余辉在书中做了估算：时在禁中文书库任职的王希孟，月收入大约2000铜钱。按当时的购买力计算，这些钱刚够两个人粗茶淡饭的简单生活。这卷画要耗用40宋尺绢，即使按当时普通绢的价格也要花费大约600钱，况且这种特制的宫绢价格只会更贵，若再加上画笔和颜料，需要花费不菲的成本。即使得到宫廷的鼎力相助，有充足的材料保证，画面的精细程度和巨大的幅式也需要画家投入极多的精力。溥光题跋称“予志学之岁，获观此卷，迄今已仅百过。其功夫巧密处，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所谓一回拈出一回新也”，就描述了他对这卷画作精巧程度的感受。
回顾《千里江山图》的鉴藏史可知，除了常年藏于深宫大内，宫外的藏家只有北宋蔡京、金代高汝砺、元代僧人溥光和清初梁清标四人曾收藏过。除了画上蔡京和溥光的题跋，关于此画的文献，也仅康熙朝的梁清标、宋荦和顾复三人有过记载。这不禁让人深感疑惑：这样一卷长期深藏宫廷又不见载于古代画史的作品，是如何影响后世的呢？它的经典性体现在哪里？余辉此书详细推论了《千里江山图》的方方面面，进而还原了一幅有血有肉的《千里江山图》，也带领读者走近一个活灵活现的北宋末年。
在王希孟之前，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莫高窟的唐代壁画等也曾出现过以青色和绿色表现山水的画作，但尚未定型，北宋中后期逐渐出现了“小青绿山水”。王希孟使用了大量的石青和石绿，以石青表现远山和山阴，以石绿表现近山和山阳，并以透出的绢色表现氤氲的雾气和阳光，使整个画面显得富丽堂皇，形成了所谓的“大青绿山水”。不久，北宋灭亡，南宋承《千里江山图》之余脉，出现了许多设色浓丽厚重的青绿山水，使青绿山水分解成大青绿和小青绿，形成金碧山水、文人青绿等类型。之后的朝代，青绿山水的佳作屡现，人才辈出。或许《千里江山图》对后世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但其开创之功和弥漫的影响力也足以支撑它成为经典之作。
故宫博物院展览时，因为参观人数太多，耐着性子排了数小时长队终于走近《千里江山图》了，却被安保人员和后面的观众催着往前走，难以停下来细品，于是有人问：“排几个小时长队，就看两眼《千里江山图》，值不值？”我们说，观赏一件画作，生发的是审美的愉悦，其价值很难用金钱来衡量。《千里江山图》引发的“故宫跑”，反映出这些年有很多人开始追求通过鉴赏美术作品去欣赏美和享受美。关于这方面，我们能够发现一些近年来润物细无声的转变：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千里江山图》的高清图片、印刷品随处可见，同时也成为文创的一个大IP，印有《千里江山图》的杯垫、箱包、抱枕在网上和文创商店都可以买到。另一方面，许多原本身居象牙塔内的专家学者开始展现出亲民的姿态，愿意将自己原本小众、艰深的学问简化成普通人容易接受的形式，与公众交流。余辉这本书就有这样的特点，他在自序中说：“我的想法是把发表形式弄得轻松一些，以两个人按专题对答和讨论的形式，用一种自然活泼的方式展示出作者思考的方法、过程和结果，其中包括调查、访谈和收集资料的阶段，夹叙夹议、边考边论，还要分析不同的观点，所有这些都佐以大量的图片予以论证，论文写作的论证思路也就萌发于其中，还能不失去学术的严肃和严谨。”
近年来，古代书画逐渐进入民众的视野。比如，2015年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特展”、201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唐代颜真卿《祭侄文稿》在日本的展出，都备受关注。此外，故宫博物院、恭王府等文化机构根据古代书画所开发的文创产品也卖得火热。由此，我们不妨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众对美的渴望与日俱增，美育需要提上议程。关于美育，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曾经，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创办的《美育》杂志，在创刊词中写道：“我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美的思想’，所以对于‘艺术’的观念，也非常的薄弱，现在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呼声一天高似一天，所以这个‘艺术’问题，亦慢慢儿有人来研究他，并且有人来解决他了。我们美育界的同志，就想趁着这个时机，用‘艺术教育’来建设一个‘新人生观’，并且想救济一般烦闷的青年，改革主智的教育，还要希望用美术来代替神秘主义的宗教。”这也是沿袭了蔡元培的主张。结果大家是知道的，并不成功。有次拜访一位学者，说起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她认为蔡元培只是提出了理念，但难以找到实际可行的路径，所以很难成功。直到今天，我们面对一些雷人的建筑、广告、服装时，也常有人感叹这是美育的缺失。事实上，美育不只是关乎艺术家和教育家的事情。只有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活富裕、民众受教育程度提升的大环境下，人们才有精力去顾及自己的审美水平，才有闲暇去享受书画带来的愉悦。现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和机会去感受这种古画之赏心悦目，接受美的教育。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31日 15版）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