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遭窃有个中国师爷是帮凶 莫高窟发生的奇人奇事 之二十一

莫高窟景区

游客来到莫高窟景区，旺季每人看八个洞窟，讲解比较快，跟着讲解走，有三个必看洞窟，其他五个就看跟着哪个导游了。耳塞式的耳机讲解，入口凑够20人跟着导游走，跟紧点，不然信号不大好。

漂亮傲娇的导游腰上挂着一串儿各个洞窟的钥匙，最少有几十把。游客们都很羡慕导游腰间叮当作响的宝库钥匙，导游选择三个必看洞窟外的，完全是看客流情况而随意选择。

导游随身携带的，还有个神器，那就是一支小小的手电，只能发出一束很细小的光柱。在漆黑的莫高窟洞窟里，这是唯一的照明了。当然，这完全是出于对莫高窟的保护了。

导游反复强调，洞窟内绝对不能拍照。可是，总有那些挑战规则的大叔大婶们，我们20人小团队里就有这么几位，总是偷偷摸摸的拿出手机伺机偷拍，所有企图都被火眼金睛身经百战的导游当场揭穿，当面斥责，好不尴尬。

回归正题吧，一次常规的莫高窟景区游，对于了解莫高窟是远远不够的

莫高窟景区

莫高窟景区九层楼

关于英国人斯坦因盗走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历史，过去我们都知道，在上世纪初，身为佛教圣地的敦煌千佛洞竟然是由一个道士王圆箓管理的。他在一次清理洞窟中风积尘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进而发现了大批的中世纪佛教经典数千卷。后来因为王道士的无知和贫困，被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典、日本等国的文物盗贼以极低的价格和美丽的谎言，将其中大部分价值连城的经典骗走或者盗走。当然，学者们关于王道士的历史评价还是很有争议的。

莫高窟景区精美绝伦的洞窟

在《西域考古记》的开头斯坦因是这样记载的：所以老友马继业就给我介绍了这位叫蒋孝琬的中国师爷，做我的中文秘书。蒋孝琬以助手身份和我一起去过敦煌，是我在中国考察的关键人物，他同时还教我学中文，协助我处理各种闲杂事务，帮我疏通各种官场和地方关系，更让我感谢的是，他帮我从王道士那里弄到了许多珍贵的经卷及佛画......

蒋孝琬

蒋孝琬，又名蒋资生，湖南人，光绪年间到新疆，在县、州做师爷，光绪十五年（1889年）后，一直在莎车县衙任职，1908年后担任英国驻疏勒总领事的翻译。

斯坦因接下来对其盗取敦煌藏经洞文物蒋孝琬所起的作用有更详细的记载：

蒋孝琬在我探险过程中所作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敦煌的千佛洞和王道士的周旋，并最终说服王道士，使我成功的带走了我所想要的一切宝物，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蒋孝琬的努力周旋，我的探险考察就极有可能不能成功，而且就算是我能拿到那些藏经洞文物，也非常有可能在半路上被那些劫匪抢去，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蒋孝琬对我有多么忠心。

我来到敦煌之后，在和王道士打交道的过程中，起初并不十分顺利，因为王道士不相信我，对我有疑虑，而且当地官府也早就下过命令，不让他私自出卖藏经洞文物，要他好好看管。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加上我是一个外国人，面孔不一样，所以我根本无法与王道士作进一步的交流，最后我只好把这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工作交给蒋孝琬一手处理。

1915年，我带着570余卷从敦煌千佛洞找到的经卷和壁画回到疏勒，就是蒋孝琬给我整理的，后来马伯乐做边幕考释工作时的轻松，也得益于蒋孝琬做得非常完善的初期整理。总之，蒋孝琬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中文翻译和助手，给了我很大帮助。

莫高窟藏经洞

在《西域考古记》中的第十四章《敦煌密室》中，斯坦因对盗取敦煌藏经洞文物作了更详细的记载，当我们千夫所指王道士的时候，殊不知一个更大的汉奸蒋孝琬才是敦煌藏经洞文物被盗的始作俑者。

王道士的罪过在于没有文化，不懂得这批文物的价值连城，被蝇头小利诱惑而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卖了这批文物作为蒋孝琬来说，能在县衙当师爷和给英国驻疏勒总领事当翻译，本身就说明了他的文化不低，但有文化的蒋孝琬在中国文物被盗的历史事件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更甚王道士强千倍百倍。

当蒋孝琬用花言巧语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为西方文物盗贼大开方便之门。因为就是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衍生了考古学上一个极其博大的门类——敦煌学。然今，我们的考古学者要研究自己的敦煌文化却要千里迢迢的跑到国外去观看研究本属于我们中华民族遗产的文物。

斯坦因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简称斯坦因，原籍匈牙利，是一名犹太人，1904年入英国籍。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是今天英国与印度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

他的许多著作至今仍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的案边必备之书。曾经分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进行了著名的四次中亚考察，考察重点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所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物及其他中亚文物是今天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文末，我们仍要重温陈寅恪在莫高窟藏经阁石头上刻着痛心疾首的呐喊：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