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淮生：精读《红楼梦》的“大家小书”——胡菊人著《小说红楼》

胡菊人是香港著名的报人、专栏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据陈浩泉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香港文化界，胡菊人这名字是无人不晓的。”①

他不仅热衷于编刊办报，同时热衷于文学评论，他在文学评论方面的著作有《〈红楼〉〈水浒〉与小说艺术》《文学的视野》《小说技巧》等。

1991年4月5日香港作家联谊会宴会，左起：阿浓、余光中、曾敏之、胡菊人、黄维梁。

陈浩泉在《小说红楼》“代序”中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技巧》与《<红楼><水浒>与小说艺术》两书。这两本书都有港、台两个版本，前者的台湾版更两个月未到就再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红楼><水浒>与小说艺术》对两部古典小说有深入独到的分析，是很好的文学欣赏辅助读物。”②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胡菊人的《红楼梦》评论合集《小说红楼》一书于2017年5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报刊文章结集堪称“大家小书”的精彩之作。

说起“大家小书”，不能不提及另一部由报刊连载文章结集成书的《红楼小讲》，这部“小书”作者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由于这部“小书”满足了读者阅读需要而一版再版。

袁行霈曾在《红楼小讲》“序言”中说：“‘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③

可以说，《小说红楼》《红楼小讲》都是“大家”写给大家看的学术性“相当重”的“小书”，它们的可比较之处颇多，有兴趣的读者（或研究者）可以将两书合观，应该会有可观的收获。

胡菊人在谈及《红楼梦》的形象和颜色时说：“现代学术昌明，新派学问不断出现，一定已有一门新的学问，叫作什么‘色彩心理学’了。有也好无也好，说个笑话，即或真的有了，我们也不必出洋镀金镀银，只要在家里精读《红楼梦》，就可得这门学问的大要。”④

《红楼·水浒与小说艺术》

胡菊人倡导“在家里精读《红楼梦》”，即便足不出户（即“出洋镀金镀银”），同样可以获得“这门学问的大要”，“这门学问”即“色彩心理学”。如果引申言之，亦可指代各种新派学问，这些新派学问如果引入《红楼梦》评论中均可作如是观。

黄维樑说：“胡菊人的文学批评，基本上循美国新批评学派路数而进行，认为小说乃艺术，细读细析才显真章。”⑤

如果黄维樑所言中肯，那么，胡菊人也是通西洋文学批评之学的，不过，笔者在通读《小说红楼》的过程中并未发现他带着西洋墨镜来“小说”《红楼梦》。

而胡菊人在《文法语非实生活》和《推窗才可望月》两篇短文中的两段话竟给笔者留下印象，现摘录如下：

“自‘五四’以来，有‘新文学’及‘白话文’运动，中国文学语言有了重大的改革，这自然是由积极的贡献和意义。但是由于盲目西化的结果，对低能的中国作家写中文创作，也带来若干坏的影响。”⑥

“什么是‘肌理’？牵涉到多方面。肌理本来可以称为‘布局’，或叫‘情节’。但都不及‘肌理’二字，来得恰当。因为：布局或情节，只是‘肌理’的一部分，并非全部。肌理——是全面的表现方式问题。在本世纪初，西方小说的大革命，主要是反对传统的‘布局’，布局虽可反，‘肌理’却不可反。任何小说，都得有‘肌理’，不管那是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或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反小说主义，无论什么主义——这原是西方的叫法，但都不能没有‘肌理’。”⑦

《文学的视野》

笔者按：胡菊人在《文法语非实生活》一文对中国文学语言改革的评估以及盲目西化的负面影响的评估十分中肯，这样的评估对今天的作家和读者（包括文学评论者）是有极深刻的启示意义的。其实，这种盲目西化何止对低能的中国作家写中文创作带来若干坏的影响，它对低能的中国读者鉴赏或评论中国古代经典作品也同样带来若干坏的影响。

周汝昌曾在《什么是红学》一文中反对用“十六字真言”（“形象鲜明、性格突出、语言生、动结构谨严”）评论鉴赏《红楼梦》，这“十六字真言”正是 “洋八股”的“套论”。他强调“中华文境”，且标举“雪芹笔法”（即“红楼笔法”），他的《红楼小讲》、《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等鉴赏和评论《红楼梦》之书总能娓娓道来不拘格套地谈讲他自己对《红楼梦》的感悟和理解。

吴小如曾在《红楼艺术》序言中说：“最近读完周先生的《红楼艺术》，不禁为他鞭辟入里的创见新解而倾倒折服。他不仅是曹雪芹的知心人，是《红楼梦》的鉴赏家，而且通过此书还证明了一个事实：没有受过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长期熏沐陶冶的人，是不易真正理解‘红楼’三昧的。”⑧

笔者引述这段评价的用心是在告诉读者：胡菊人受过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长期熏沐陶冶，所以他的《小说红楼》能够真正理解“红楼”三昧。读者在《小说红楼》一书中是看不见“十六字真言”的影子的，所看到的是作者对《红楼梦》题旨和艺术的知音会赏，所看到的是作者对《红楼梦》题旨和艺术的“疑义”解析得入情入理。

《小说红楼》

遗憾的是，“十六字真言”已然遗憾无穷了，甚至已经积重难返了。由此遗憾读者亦可见笔者评介胡菊人《小说红楼》一书的用心吧！

至于胡菊人所谈的小说“肌理”观，读者是否感到似曾相识呢？清代翁方纲推崇宋诗，提倡“肌理说”，“肌理说”与“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为清代前期诗歌理论的四大流派。由诗论借鉴至小说论，可谓顺理成章，由此可见胡菊人在评论鉴赏《红楼梦》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解和借鉴能力。

笔者尤其欣赏胡菊人决然自信的态度——不管那是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或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反小说主义，无论什么主义——这原是西方的叫法，但都不能没有“肌理”。

可见，胡菊人对于所谓的“主义”并不那么热心。他最热心的是《红楼梦》文本：只要在家里精读《红楼梦》，就可得这门学问的大要。

《小说红楼》是胡菊人精读《红楼梦》的心得，他将这些心得分享给读者，无疑是在分享他对《红楼梦》研究这门学问所得到的大要。由此说来，《小说红楼》这部“大家小书”竟可成为读者进入《红楼梦》研究领域的“宝筏南针”了。

《红楼小讲》

“宝筏南针”一词是借用梁归智为《红楼小讲》所作序言中的评语：“周先生的这册《红楼小讲》，我只看到了目录，但已经感受到是能够引领普通读者进入《红楼梦》真境圣境的宝筏南针，能够让读者对曹雪芹的‘痴’所体现的中华文化之精义初尝滋味。”⑨

当然，无论是进入《红楼梦》研究领域的“宝筏南针”说法，还是进入《红楼梦》真境圣境的“宝筏南针”说法，这类评价都可能是一种“诠释暴力”即评者以己意强加给作者或读者。

试问：评者果真先于作者或读者持“南针”乘“宝筏”浮于“红海”了吗？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得道者才可能有此自信，然而，果能得道则何其难哉！

其实，自有《红楼梦》以来，各种读法说不胜数，笔者仅例举两种说法以供借鉴。譬如境遍佛声在《读红楼梦札记》一文中说：“读《红楼》之书，须具两副眼光：一眼看其所隐真事如何穿插，一眼看其所叙闲文有何关系，两不相妨，方能有得。若拘拘于年齿行辈，时代名目，则失之远矣。读《红楼》不可只读本文，须并其批评读之。”⑩

境遍佛声不主张“只读本文”，这一点就与胡菊人的意见不同，是否他们所面对的阅读对象的层次有所不同呢？

再譬如俞平伯说：“应当怎样读《红楼梦》呢？只读白文，未免孤陋寡闻；博览群书，又恐迷失路途。摈而勿读与钻牛角尖，殆两失之。”（11）俞平伯同样不主张“只读本文”，他同时指出“只读本文”的弊端，又谈及阅读《红楼梦》的两难处境问题。

《小说技巧》

胡菊人在《小说红楼》中并没有思考境遍佛声和俞平伯所谈及的问题，不过，如何读《红楼梦》的具体经验已经提供给读者了。

陈浩泉在谈及胡菊人《小说技巧》时说：“《小说技巧》一书在胡菊人与白先勇对谈后所写，他从小说的文学特性、心理描写、叙事观点等各方面来探讨小说的创作技巧，还有许多名家作品的实例，其中也有一章专论《红楼梦》的象征意义。胡菊人虽未写过小说，但阅读小说超过千篇，其中篇章可说是欣赏的心得，也是小说写作极好的一本参考书。”（12）

陈浩泉的这段评价完全可以借来评论《小说红楼》一书，这部小书在探讨小说的创作技巧方面既有实例且细致入微，譬如“《红楼梦》的文字”“形象和颜色”“动作和对话”“小说的肌理”“《红楼梦》的象征意义”等部分，其欣赏《红楼梦》创作技巧的心得俯拾皆是，的确是《红楼梦》鉴赏或研究极好的一本参考书。

《坐井集》

胡菊人在《小说红楼》一书中特别擅长在中西小说比较中将学理寓于鉴赏之中，现将若干精彩段落例举如下：

你问：《红楼梦》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我会说：是肌理。……你问：与西洋小说比较又如何？我说，在曹雪芹那个时代，西方小说还在起步的阶段，在各方面来说，自是无一能比。我们实在不懂这位曹雪芹，为什么走得这样快。

至于往后来数，以英国来说，约在半个世纪之后，出现了一些大小说家。其中最为特出的如珍·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狄更斯（《双城记》），他们就写下不少不错的小说。但就全面技巧说，比曹雪芹仍是大逊。就肌理来说，奥斯丁并不差，可能优于狄更斯，然与曹雪芹比较，仍得再多借鉴学习。

若问：全面比较又如何？你是说，把曹雪芹置于中西自古至今的大小说家之林，他的地位高低？我说，能与他相比较的，数不出十个或者五个。这是纯就技巧来论，而不及于题旨，因为内容是难说得很。有些八股家可能将高尔基、鲁迅摆在他之上，据说那是什么“革命文学”。但技巧是实实在在的，无法在大口号上取巧。

在技巧上我们可以说自清末至“五四”直至今天，在中国言，无人能与曹雪芹并肩。他的技巧，尤其在肌理上，细心研究，令人惊骇，以为是神鬼写下的文墨。

又问：在小说史上，无论中外，最重大的进步是什么？现今的进步是否超越了曹雪芹？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不过这个题目太难太复杂。

若果要避难就易，大题小讲，挑最概括最重心的一点，无疑就是在“肌理”方面，肌理是现代小说的进步关键，是“现代”与“传统”最大的分界之处。因为小说技巧最重要的一次革命，其实根本就是“肌理”问题。（13）

《小说水浒》

笔者按：以上这段评述见《肌理 进步 革命》一文，其中所涉及的问题面比较多，内容很丰富，若拈出几个最紧要的关键词来，至少应该包括“曹雪芹”“红楼梦”“肌理”“技巧”“古今中外”“难以并肩”“小说史”“进步关键”等，这些关键词足以帮助读者清楚地理解这段评述的大要。

笔者以为，如果胡菊人根本没有“阅读小说超过千篇”的阅读经验，想必不敢轻言“小说史”，想必不敢轻言“现代小说技巧革命”。

《小说金庸》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菊人对有些八股家将高尔基、鲁迅摆在曹雪芹之上的所谓“革命文学”颇有微词，由此可见他的小说观的鲜明立场。

美国小说家之著名者，晚于曹雪芹一百多年，有亨利·詹姆士，两者同可称为“人情小说”家，詹姆士亦喜以女子为题材，若就探讨人性之深刻，观察人情之细致，以及在人生观、生命观、宇宙观之博大，则詹姆士万万不及。

曹雪芹所提出的问题有普遍性意义，如时间、如欲望、如人生之解脱。詹姆士的眼光主要是欧美两个社会的文化对比，美国人在欧洲之“不相谐性”，意旨有所局限。有趣的是詹姆士所重视的小说技巧——主观笔法、人物重于故事，在一百多年前的《红楼梦》里都已经用上了。

詹姆士的小说理论，在现代西方文学界极为重要，有前驱功绩，人物重于故事，以《红楼梦》言诚合。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些人，不同性格、不同背景、不同人主观的彼此纠缠和矛盾，正是故事人生悲剧和性格悲剧之由来。

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最大的分野，是前者以说故事、情节布局为主；后者以人物个性和主观描写为主。照此而论，十八世纪中叶左右的曹雪芹，处于传统小说的时代，但他的小说却极富于现代性，《红楼梦》的中心思想，亦是现代人可以心感深受的思想。一部作品，所谓长存不朽者，即在于此了。……

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交融于一，梦幻世界与现实世界互相映照，经常出现于《红楼梦》情节之中。透过窗前的大镜贾宝玉做梦与甄宝玉相见的一段，是极新款的手法。主观与客观交错并行笔法，亦屡屡可见，有时还用上“旁观”笔法。

这在至今为止的世界第一流小说里，亦未必能充分运用。现代小说所谓“view-point”的转移使用，曹雪芹是先声夺人的第一响。（14）

《戏考大全》

笔者按：以上这段评述见《主观眼与客观眼》一文，集中谈讲了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最大的分野问题，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启人心智。其中对《红楼梦》处于传统小说的时代却极富于现代性这方面的阐述体现了胡菊人对中西两种文化博观圆照的功夫，他熟知西方文学界关于“客观外在”和“主观内在”方面争论以及中国古代关于主观客观方面融合的背景和得失。读者从以上这段评述中是否果真体会到永忠所说的“传神文笔足千秋”这句诗的真义了呢？

在曹雪芹以前，几乎无人（？）能脱“说书人讲故事”的若干习惯，在小说艺术上便进步极少，甚至在曹雪芹以后，仍没有显著的大突破。

百来年间，曹雪芹的优点竟没有多少人能学到。如何由一事转到另一事、由一情节带入另一情节，由一人物接到另一人物，在小说演进史上极端重要。外国虽或没有“说书”的传统艺术，但亦遭到同样的难题——如何避免讲故事的人现身，而由书中人物自己发展情节，是要到非常晚才创造出来的技巧。

白朗蒂姊妹诚然是好小说家，《呼啸山庄》和《简·爱》至今为人盛赞不衰，她们约当曹雪芹之后一世纪，像中国清末小说家，仍脱不了站在读者面前说故事的旧习——这个旧习，是由一百年前左右英国小说开发期的艾狄逊、狄福、理查逊、费甭丁等人，写“传奇故事”而遗延下来的。

《简·爱》第十一章的开始，因为要转接故事的另一阶段，便这样说：“一部小说中新的一章，就如同一篇戏剧中新的一场，在我这次拉起幕来的时候，读者啊，你必须想象你看见……一间房屋。”

像这样转接，就是“欠肌理”，作者到此竟束手无策，不得不自己跳出来。……好小说家会给你舟船或一道桥，坏小说家则只能自己出来一手把你掷过去。至于曹雪芹，在这搭桥或引渡的技巧上，如何天下独步？下回分解。（15）

《呼啸山庄》

笔者按以上这段评述见《渡河必须搭桥》一文，可见胡菊人对中外小说史的熟稔，没有这一方面的功夫，自然做不好小说鉴赏的文章，当然还包括审美感受力和审美见识力，这两方面基本功夫的兼美，使《小说红楼》一书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家小书”。

当今之世，已经发表的《红楼梦》鉴赏文字连篇累牍，已经出版的《红楼梦》鉴赏著作积案盈箱，能与《小说红楼》一书媲美者几何？

其实，《小说红楼》一书中最能令读者愉悦的还是那些结合人物情节娓娓道来地品鉴《红楼梦》艺术表现技巧方面的文字，这里就不再举例赏评了。

笔者在此分享自己阅读《小说红楼》的别样感受：读《小说红楼》既容易走进去也容易走出来，是一种“无我之境”的感受，这一感受是与阅读《红楼小讲》比较之后的体验。

怎么理解呢？《红楼小讲》是周汝昌借以表达他所理解的《红楼梦》的真貌或者说他自己的红学观的媒介，给人以“有我之境”的感受。这样的导读往往不容易引领读者走进去，一旦果真走进去了又最怕走不出来了。

《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高淮生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当然，《小说红楼》《红楼小讲》这两种导读对于读者而言往往因各取所好、各取所需而获得不同的阅读体验，倘若能够因此获得有关《红楼梦》以及《红楼梦》研究这门学问方面的新认识、新眼光、新方法，的确就是一种福气了。

注释：

①胡菊人：《小说红楼》，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②胡菊人：《小说红楼》，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③周汝昌：《红楼小讲》，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④胡菊人：《小说红楼》，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⑤胡菊人：《小说红楼》，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⑥胡菊人：《小说红楼》，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⑦胡菊人：《小说红楼》，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

⑧周汝昌：《红楼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⑨周汝昌：《红楼小讲》，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⑩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6页。

（11）俞平伯：《红楼心解——读<红楼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76页。

（12）胡菊人：《小说红楼》，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7-18页。

（13）胡菊人：《小说红楼》，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63-64页。

（14）胡菊人：《小说红楼》，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75-77页。

（15）胡菊人：《小说红楼》，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75-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