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写和文字之间——兼谈创作和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
在当今，往往会把从事书法工作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书法研究，一类是书法创作，并且，两者之间的分水岭是比较清晰的，在谈论到某一个人的时候，非此即彼。记得有一次和一个不太熟悉的朋友聊天，他讲了一句，你是做理论的？我开玩笑的说，你是做理论的，你们全家都是做理论的，还有一次，一个朋友偶尔问我，你当初加入中国书协是通过理论还是创作。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觉，可能是因为2008那一年，我最后一次投全国展入选，发现完全符合中国书协的入会条件，从那时起，除了两次必须要投的稿子之外，我就再也没有投过稿有关。也大概是与近年来，我在专业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书法研讨性的稿件有关。于是就将我归到理论研究的系列中去了。
选择放弃投稿，并不是拒绝展览、创作，我近年来参加了一些邀请、学术探讨性质的展览，基本根据个人的审美需求以及所理解的书法史的脉络，从“心”的角度，尽量排除外界干扰，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临摹、创作方向。从心理上来讲，我并不是轻视展览，在当今引领书坛风潮者，大多是通过中国书协的展览获奖进而出名、获利的，不投稿的原因，一是认为要在书法创作上硬要分出来个一二三来是是比较难的，并且这样的结果无法保证其时效性，30多年来在中国书协展览获奖、入选且保持良好创作状态的少之又少，能够一直引领风骚者，大多在创作之外从事某一方面研究，理论研究与其书法创作相互促进，如曹宝麟先生的宋代书法史研究、黄惇先生的元明书法史、印论研究、丛文俊先生的先秦及秦书法史研究等等。二是作为评选，有评选就必然会有评委，评委的导向将决定展览的风向，评委的认识水平决定展览作品的高度，评委的意识决定评选的公平性，如果要投稿，在很大程度上要揣摩评委的审美取向、评选意向，还要遵守展览的要求，诸如尺幅、内容、时间等等。古代的书家没有如当今般的书法创作任务，不会为了一个目的性的展览连班加夜的重复、制作一件作品，多在闲暇的读书之余，信手抄录一些文字，随手书写一点感想，没有成功失败的概念，故而当今流传的书法名作尤其是明代以前的作品多为手札，很少如后世的专为悬挂的巨轴大作，是真正的书与人的完美结合。对于书法创作的态度，我也是如此。毛笔已经远离现代人的生活，使用的频率降低，往往拿起毛笔来的时候，心中所想的是创作，意欲取得迥异于他人的风格，实际上大多是不太高明的程式化的东西，独立的风格没有得到，书法传统所表现的雅致、醇厚、萧逸、散淡、富贵等意蕴也没了。
梁启超曾经这样教育梁思成“况且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及附带学术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单纯的就写字而写字是很难成就的，自古以来，书法就未曾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我们谈及欧阳询、颜真卿、柳宗元、柳永、姜夔、赵孟时，这些人都是书好、鬻书且能获利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除却书家的身份外，他们更重要的身份是高级官员、文学家、词人、学者、画家等等，在作为书法家之前首先他们的文章做的好、官做得有滋有味、词写得缠绵动人，书法仅仅是他们的余暇。书法作为独立的艺术时间并不算长，不可能脱离诸如文学、绘画等单独存在，需要其他门类的艺术、哲学、文学等的滋养。当然，这样的滋养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转换到书法中来，这样的转换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对于古人而言，这样的技术基础一般不需要刻意的转换，作为日常应用及科举考试的要求，使得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大致完成了技术的锤炼。当今脱离了日常应用，书法创作赖以存在的书写的量以及日常书写的自由与散淡，都已经日趋减少。没有日常的书写、创作体验，就可能会缺乏对书法深刻的认识，与书法创作关系最为紧密的是书法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其中的欠缺。
在创作之余进行一定的理论研究、探讨，要感恩我的两位老师，蚌埠的张乃田先生和南京的黄惇先生，两位先生都是上世纪40年代生人，他们虽经历过诸多的社会动荡，但他们承继了民国以来的的学术风范，在各自的领域有着精深的研究或体悟。在习书之外，两位先生强调的是读书和研究，他们的经历、成就告诫我，不可做一个职业的书家。我也逐渐的体会到了读书、研究的乐趣和好处，书法上诸多的体会即来源于读书，而为文的过程中加深了我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如我对包世臣书论中用曲的认识、对书写速度的看法、对李倜等人的评价等等，都是学书过程中读书思考的结果。
当今书法理论研究，其方向大致有三：一则为书法史研究，是站在史的角度上，考察书体演变、书家书迹流传、书家个案、书法现象的发生及流变等，是历史学科与书法的交叉；二则主要研究书法的审美本质、审美特征以及书法审美的心理机制等，此类研究与美学等相关，是艺术美学与书法的交叉；三则为书法技法的研究，是对于书法本体的研究，涵盖了传统的笔法、章法、墨法等，将技法单列一类，实际是为与前二者有所区别。理论研究与书法创作，二者须臾不可分离，书法创作的通晓是书法理论研究深入的基础，否则审美研究会流于表面，书法史研究只会局限于书法史料的整理、堆砌，这样的研究单纯历史研究学者即可完成；理论研究的精通为书法创作的深入、形成传承基础上的个人风格提供了可能。
书法理论研究与创作在当今已日趋分离，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一点在白谦慎先生在为黄惇先生《风来堂集》的序言里已经提及。书法理论研究与创作分离产生的原因很多，在当今社会浮躁的风气下，对于问题的认识、看法流于表面，理论研究、书法创作追求短平快，书法理论难以对书法创作产生作用，缺乏深度思考的创作也难以形成独到的理论；另外理论研究者出现断层，当今上世纪40、50年代出生研究者多承毛笔日常书写的余响，二者兼习，60、70年代乃至80、90年代以后出生的除少量出于自身爱好，多数从事书法者为应付考试、寻找出路，毕业后大多不再对书法保持持续的热情，缺乏深入的思考，加上E考据导致研究的资料的获取手段与以前有很大不同，理论研究者的研究感受不再是读书、临摹所得……在没有实践的前提下，探讨书法史、书法美，就会像高居翰的美术史研究一样，偏向于艺术史的述事，虽不乏精彩，但毕竟“隔”了一层。之所以在书法的临摹和创作之余，或者说占了一半的时间是在读书、写稿，基本上是为解决我自身在书法学习过程中形成的问题以及在读书的过程中形成的个人见解，一般从技法出发最终落实于风格、审美，集中在与书法本体相关的内容，这是我从事书法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在进行技法的相关探讨外，同样进行书法史的资料整理、分析，比如对两宋时期安徽书法的整理、对大字书法的梳理等，这些都是我思考以及与地方书法文化结合的结果。
对多数人而言，无意成为梁启超所谓的大文学家、大美术家，毕竟能够达到一定境界、在书法史上留名的仅为少数，书法是多数人的爱好，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无论如何，对书法精进是共同的要求，如何保持在精进的过程中保持良好的方向少走或不走弯路，进行一定的理论研究，吸取前人的成功经验，或许是一条好的道路。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已进入中年的书家而言，记忆力终归不如以前，如果不抓紧时间，尤其是在精力充沛的年龄阶段，尽力去做些文字以对书法史进行探讨，明确努力的方向，书法就会流于一般，烟消云散。实际上，书写到一定程度，在技法、章法上对古人有一定的理解，就书写而书写以寻求进步找到提升空间会越来越难，这就需要“养”，弘一的书法靠“养”，八大的书法靠“养”，赵之谦的书法等等都是靠“养”出来的。“养”得方式有很多，在习字、读书的基础上做点些许的文章是我对书法“养”的一种方式，游走在书写和文字之间，期望在以后能够“养”有所成。（文/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