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部分文字工作者先富起来

2010年夏天，以唱歌跑调闻名的摇滚歌手左小祖咒在北京798为他的新书《忧伤的老板》举办了一场发布会，这场发布会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乐评人张晓舟，一位是“老罗”罗永浩。

那个时候，罗永浩的公众身份还是牛博网的创办人和老罗英语培训学校的校长，几个月前他还出了一本自传叫《我的奋斗》，在这本书的序中罗永浩自称是个“有尊严的文字工作者”，严肃中透着“老罗式”的自嘲。

以当时的情形来判断，罗永浩这辈子很大可能是要吃文字或者更宽泛地说——“文化”这碗饭的。不过，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会想到，两年之后会鬼迷心窍般地走上智能手机这条不归之路，并最终在折腾几年之后留下一个落寞的背影。

那次发布会的场地不大，但是坐满了人，大多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我是其中之一。左小祖咒坐在观众席正前方的舞台中间，张晓舟和罗永浩坐在他两边。由于没有主持人，三个人中嘴皮子最利索的罗永浩还临时充当起主持人的角色。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天他们围绕新书和音乐都聊了些什么，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有个小插曲却让我印象深刻。

现场提问环节，后排有个年轻人站起来向左小祖咒发问：“现在有个怪现象，艺术家在谈钱，商人却在谈艺术。有许多人说你是‘真商人，假艺术家’，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可以说相当不友善，左小祖咒一时找不到巧妙的、合适的话来回答，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多年之后的一次采访中，当左小祖咒再次被问及这个话题时，已经能够居高临下般地拿出一副不在乎的态度。他说：“粉丝就是你的客户，一个音乐人必须去做自己的生意，必须把自己的唱片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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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浪潮的席卷之下，一切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商品化。搞音乐的艺术家做起了粉丝的生意，搞文字工作的知识分子一转身成了“知识商人”。

2017年末，财经作家吴晓波在灵山·梵宫做完年终秀之后，作为嘉宾参与了窦文涛《圆桌派》一期节目录制，另外两位嘉宾是梁文道和蒋方舟。一开场窦文涛就调侃说：“你看咱们这里边谁最像老板，那还得是晓波，按理说都是文化人啊。他的人生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

吴晓波不仅像老板，而且还是一个配得上成功二字的老板。

由其在2014年创办的“吴晓波频道”估值据说在两年前已经高达20亿元。吴晓波和他的妻子邵冰冰分别持有“吴晓波频道”的运营主体杭州巴九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12.8%的股权。

上市公司全通教育3月17日晚间公告，公司正筹划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杭州巴九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96%股权。这项交易如果顺利达成，吴晓波有可能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财经作家”。他的人生又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过去十年，吴晓波做企业、搞投资、办演讲，组建收费高达数万元的企业家社群，干得全是生意人的事。随着个人财富的急速增长，围绕吴晓波身份的争议也随之而来。

有人质问吴晓波：“你到底是一个文人还是一个商人？”这个问题与当年左小祖咒新书发布会上的那个年轻人提出的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和左小祖咒一样，对于这个问题，吴晓波需要找到一个巧妙的、合适的回答。

问题的关键在于，文人为什么不能像商人一样变得富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文人似乎理所应当拒钱于千里之外，唯有一贫如洗不被“铜臭”沾染才能保持文人的清誉。

吴晓波不这么认为。他曾在一次演讲中为自己为何如此急切地获取财富找到正当合理的解释。“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商业社会中，做知识分子你要保持你的学术、你的思想、你的人格独立，首先财富一定要独立。今天我可以讲，不会有一个利益集团可以来收买我，因为我很贵了。”

一言以蔽之：成为富人，是文人不被富人收买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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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晓波一样，当年那个自称“有尊严的文字工作者”的罗永浩在成为企业家之后，也有着同样的身份焦虑。

尽管罗永浩努力以企业家的身份自我约束，但骨子里还是一个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在对待商业或者说金钱的态度上有着知识分子的扭扭捏捏和遮遮掩掩。他甚至调侃说：“我做手机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交个朋友。”

2017年的吴晓波像所有的商人一样忙碌，忙碌之余还完成了《激荡三十年》的续篇《激荡十年》的写作。这一次，企业家罗永浩出现在了他的笔下。文章最后提到罗永浩在某次采访中透露的一个细节：

“过去，我要是在机场看到一个衣冠楚楚的家伙拿着一本杰克·韦尔奇在封面上‘狞笑’的《赢》，就会觉得这个笨蛋没救了，但现在我也会拿着这样的书硬着头皮看完。这种角色转变的代价，是我必须面对一个倒霉的问题：应该从此认为那些笨蛋还有救呢，还是应该相信自己也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笨蛋呢？”

罗永浩的这番话，在我看来与吴晓波对自己获取财富的原因做出的解释有着同样的心理诉求，实际上仍然在为“为何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那类人？”进行自我辩解。

2017年的罗永浩还在为身份的转变而困惑，而此时的吴晓波早已在赚钱这件事上做到心安理得。他说：“我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商业社会中，让自己能够过中产阶级生活，甚至资产阶级生活是一个挺美好的事情。吃好的、穿好的、好好地旅行、享受生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知识分子赚钱本来就很难，好不容易赚到钱还需要不断对外解释赚钱的动机，从而为财富的获取寻找合理性和正当性，这件事情其实挺可笑的。过去十年，在商业场上风生水起的吴晓波曾多次为这件可笑的事情寻找新的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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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吴晓波出了一本新书叫《浩荡两千年》，加上之前的《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荡”系列三部曲就此完结。新书出版几个月后，吴晓波做客窦文涛主持的脱口秀节目——已经停播的《锵锵三人行》。

窦文涛在那期节目中说，我不大爱跟他们（有钱人）交朋友，可是当你看到他们那么有钱的时候，你心里又会暗暗地认同，觉得这玩意（挣钱）确实是本事，他们一定比我有能耐。吴晓波说：“我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官商学应该是分庭抗礼的，知识分子不应该依附于商人，而应该是独立的，应该平视它（商人），原来我们蔑视它，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开始仰视它，其实都是不对的，官商学如果彼此之前都能够平视，我觉得这样一个社会才是我们向往的那种社会。”

可是，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一个财富地位与自己悬殊巨大的商人面前，又如何能够心平气和的做到“平视”呢？

吴晓波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一开始写作，也赚不到什么钱。我写作的对象，都是很有钱的人，那我怎么平衡我自己的心态呢？跟采访对象经济条件差别太大，还能做到无动于衷，我的心理素质实在没有那么好。但我又不想专门给商人写作，那样就出卖了自己的写作自由。那我就必须通过自己的方式赚钱，让自己离金钱比较近一些，变成相对有钱的人。”

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为了能够“平视”有钱的商人，吴晓波努力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商人。

吴晓波的话语之间透着一些无奈，给人的感觉是，不是我非要把自己变得很有钱，而是迫不得已必须变得有钱。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吴晓波表现地还是有些半推半就。

文人不被允许变富，就像摇滚歌手必须保持清贫。在这个莫名其妙地规则之下，文字工作者吴晓波和那些试图获得商业成功的摇滚歌手有着同样的困惑。在这件事上，另外一位知名摇滚歌手比左小祖咒更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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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左小祖咒在“北京东村”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乐队“NO乐队”，同年11月，22岁的汪峰拉着中央音乐学院的几个同学也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乐队——鲍家街43号。

直到2000年乐队解散，乐队的灵魂人物汪峰始终处于艺术和商业成功之间的巨大落差而导致的纠结和苦闷当中，他形容那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挫败感。

2005年，《飞得更高》、《怒放的生命》两首歌曲大火，直接将汪峰推向了一线歌手的行列，他开始接到大量的商演邀约，广告代言也随之而来。不过，新的困惑也同时到来。因为浓重的商业化气息，汪峰开始被指责为摇滚乐的背叛者。

就像有了钱之后的吴晓波一样，获得商业成功之后的汪峰也陷入同样的尴尬境地，那就是他被迫需要对自己急切地追逐财富和成功这件事做出合理正当的解释。

2011年汪峰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大门乐队的主唱JimMorrison和他的键盘手在海边抽大麻，键盘手问：我们是不是该干点什么？Jim Morrison说，我们没有钱什么都没有，能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好的歌，键盘手说。Jim回答：这样吧，我们组个乐队看看能不能挣到一百万。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汪峰说：“Jim Morrison说出这一百万的时候，没有引申义，他可爱就可爱在这儿。真实是摇滚的第一特性、不妥协是第二特性，革命是第三特性，如果你连第一特性都做不到的话，一切都是伪装。我就是想赚一百万，因为我现在没钱，很多时候，这才是真的。”

相比左小祖咒和吴晓波，汪峰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无需辩解的辩解——赚钱就是我的真实想法，这既不背离摇滚乐的真实特性，也完全遵从了内心。因此，我根本不需要对此做出任何解释。

我们无法得知这是不是一种经过伪装的真实，但汪峰表现出来的坦诚的确给了质疑者们一个无懈可击地反驳。

在这件事情上，吴晓波真应该向汪峰学习。与其绕来绕去地为自己辩解，倒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认拼命赚钱就是为了赚钱本身，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更崇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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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摇滚圈里有两朵奇葩，一朵是唱歌跑调的左小祖咒，还有一朵是以妖娆艳俗闻名的二手玫瑰。两朵奇葩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着极强自我营销意识和商业化运作能力。说得直白一点，都是被摇滚乐耽误的商人。

2003年，二手玫瑰写了一首歌叫《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主唱梁龙带着浓重的二人转风格唱到：

我被活活的逼成了个工人我被活活的逼成了个商人我被活活的逼成了个诗人我被活活的逼成了个废人允许我国的农民先富起来允许我国的美人先富起来允许我家的佣人先富起来允许我国的艺术家先富起来

过去十年被吴晓波称为“激荡十年”，在这激荡的十年中，商业化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了一切。搞文字工作的知识分子吴晓波，搞摇滚的艺术家左小祖咒、汪峰，都“被活活的逼成了个商人”。并最终如愿以偿，成了先富起来的一群人。

现在，功成名就的吴晓波已经无需再为自己做过多辩解，作为中国商人中最有钱的文字工作者——没有之一，他已经有足够的底气喊出一句口号：要允许部分文字工作者先富起来！

2019年，吴晓波已经51岁了，是时候如其所希望的那样，“让生命从商业当中释放出来，去享受生命中更美好的事情”了。或许，对于吴晓波而言，曾经有多么急切地想拥抱商业，今天就有多么急切地想要逃离商业。

所以，当有人将全通教育收购吴晓波频道一事形容为“卖身”时，我第一个站出来不同意。读书人的事情怎么能叫卖身呢？一个原本一身清誉的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沦为商人的附庸不惜沾染上一身铜臭将自己活成一个商人并最终在名利双收之后从商业中逃离，这怎么能是“卖身”呢，明明是“从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