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女性主义的自我探索？门罗：隐匿到写作中以成就自己！
学界一般认为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及至今日，女性主义进入了后女性主义时期。在后女性主义时期，后女性主义者与她们的女性主义母亲和祖母们经历了不一样的人生，拥有不一样的人生观，对世界以及她们自身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她们对待世界以及自我的态度转向多元、差异、协作与和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门罗的写作充满了后女性主义的意蕴。门罗是一个擅长于描写生活中微小事件的作家，她的作品多是小时代、小镇和小人物。“出发”与“归来”是门罗生活的重要构成，也成为门罗写作的重要主题。１９３１年，艾丽丝门罗出生于加拿大南安大略地区的温汉姆小镇，她的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是一个农民。很小的时候，艾丽丝就有了当作家的愿望，但是，在那个保守的、崇尚清教的温汉姆小镇，一个女人怀有当作家的梦想是不能为人所理解的。
在她的小说《女孩与女人的生活》中，门罗借主人公之口说“追求理想就是追求失败，就是让自己成为众人所嘲笑的傻瓜”。在一次接受访问时，门罗坦言：“我找到了种生存方式，假装像别人希望的那样去生活，不告诉任何人有关写作的事。十二岁那年，艾丽丝门罗第一次体会到“出发”的滋味。那一年，她的母亲查出患有帕金森症。作为家里的长女，她原本应该留在家里伺候母亲，然而，她获得了大学的奖学金。
是去读书还是留在家里照看母亲？她选择了离开。这第一次离开母亲的歉疚感和负罪感后来多次重复出现在她的小说中。１９５１年，她为了爱情，再次“出发”，与詹姆斯门罗结婚，离开了家乡安大略来到了温哥华，与母亲渐行渐远，直到１９７３年，她与詹姆斯的婚姻宣告结束，她才带着两个女儿重新搬回到安大略，在多伦多的约克大学教写作，这可以看作是她“回归”的开始。１９７５年，门罗将家安顿到安大略的克林顿镇，离温汉姆她的老家仅二十公里的路程。
１９７６年，门罗与地理学家吉拉德弗雷米林结婚，婚后他们一起回到休伦县ー一门罗的老家。二十多年后重回家乡的艾丽丝门罗已经很难再找到当地人的感觉，她形容自己是一个“错位的当地人”。对于自己的作家身份，门罗从来都没有什么荣耀感。她坦言，在她成长的过程中被灌输的观念就是，“你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招来别人的注意，或者是自以为很聪明”。而从有关她的传记中我们也获知，她的多数亲戚都不认同她的作家身份，都认为艺术创作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自我沉醉。
因此，她描述说，写作之于她是一种逃避，一种伪装，一种让她能够在一群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人中间生存下去的方式。她承认，像很多人一样，她自己一直过着“双重生活”：一种是正常的、公开的现实生活，另一种是隐藏的、私密的写作生活。“如果我将我对世界的认识公诸于众，”她说，“说不定会遭到别人的不解甚至嘲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将自己真实的内心隐藏起来。也许隐匿自己对于写小说来说是必须的。”所以，她认为自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缺少过一种真实生活的勇气，只是个还说得过去的家庭主妇。
她说，她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就是生活。生活对她永远充满魔力。正是出于对生活的热爱，她对生活中各种事件的观察更加细致入微，也因而看到了生活中本真的一面。在她的笔下，生活无聊、简单、神奇、莫测高深一一就像铺着厨房油毡的深穴，充满各种各样肮脏的、不堪入目的“下水道”。在她的眼中，这世界是世俗的，却也是神圣的；生活本是不完美的，但是人是可以被拯救的。她将写作看作是她掌控记忆中那些不可掌控的一切的路径，是向已近的一切伸出的救援之手。
是一种特定的实现自我拯救的方式，在使得身体和生命变成文本的过程中，她最终找到了自己，回到了自己的本初，印证了埃莱娜西苏所描述的：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使得一个作家“在自己之外发展自己”。在《逃离》这部作品的最后，门罗应该是有意地给读者呈现了一个令人唏嘘的场景：干燥的金秋时节，树林已枯，秃成群，尸骨成堆，一派荒凉，卡拉抵抗着的样子定格在其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卡拉的表情、她的眼神以及她的姿态。
其实，生活中抵抗着的何止是卡拉？或许，每个人都在抵抗中成长并且老去，这就是生活。这大概是门罗想告诉我们的道理。与激进女性主义总是将女性认定为性别战争中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不一样，后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的压迫感不仅来自于男性，也来自于她们自身，来自于女性之间的差异。所以，门罗在作品中将卡拉置于一个人的战争中，让她与自我战斗；同时，也将她与西尔维亚之间的交往演变成为一场不能忘却又不愿重来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埃菜娜西苏在《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一文中指出，有个自己在自己之外，这个自己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必须造就。她说：“那是一个能够同难于相处的世界融合一体的自己。”“人必须跨过一段完整而漫长的时间，即穿越自我的时间，才能完成这种造就，人必须熟悉这个自己，必须深谙令这个自己焦虑不安的秘密，深谙它内在的风暴，人必须走完这段蜿蜒复杂的道路进入潜意识的栖居地，以便届时从我挣脱，走向他人。”人生就是这样一次不可回避的旅程。
门罗用她的后女性主义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卡拉的出走与回归，还是西尔维亚的隐匿与远行，我们都无需去责难卡拉的任性和西尔维亚的自私，因为，她们只是在寻找另一个自己以便找到与这难于相处的世界和解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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