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纲的讲座《古文与简帛书法漫谈》 为我拓宽了书法艺术的视野
11月10日下午，笔者在湖南省博物馆，与300多名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听众一起，聆听了书法专家刘绍纲以《古文与简帛书法漫谈》为题的讲座，讲座为我拓宽了书法艺术的视野。
古文作为一个书体，在中国文字学和书法上都曾经有重要地位。在湖南、湖北等楚国故地，出土了许多战国时期的竹简，人们习惯上称为“楚简”。其实这些竹简中也包含了齐系、晋系文字的因素，并不都是楚系文字，所以称之为“战国简”更为恰当，其书体就是古文。在利用古文进行书法创作时，应该结合战国时期的金文和其他资料，将各类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古文资料融会贯通，才能在古文的书法创作上有新的突破。这是笔者听了刘绍纲的讲座后才了解到的。
刘绍纲主要从一、何为古人，二、古文的发现和研究，三、六国四系与古文一体，四、对古文书法的几点想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介绍和分析。在讲解过程中，他还展示了他自己临摹创作的书法作品。
刘绍纲的讲座主要内容如下：
一、何为古文
《说文》叙中说到：新莽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秦书八体中为什么没有古文？“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三国魏正始二（公元241年）所刻的石经“三体石经”首列古文，篆、隶二体列古文之后。
宋代，有学者将尚存于世的竹书编成《汗简》、《古文四声韵》两种古文字典，就是根据内府字收藏的战国简和石经等古文资料，而后一种名字中就带有“古文”。清代学者吴大澄将金文的字形编成文字编，就叫《说文古籀补》，黄县丁佛言作《说文古籀补补》，后来徐文镜辑成了大家都熟悉的 《古籀汇编》。其中的 “古”字，就是指 《说文》古文。
《说文》 叙中提到古文来源时说到：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 《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 《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
许慎在《说文》叙中所说的古文，包括了西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之前的文字，这和“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一样，指的是仓颉造字以来、包括了殷周时期的文字；而“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 皆以古文，”孔子壁中书及《易》，孟氏等流传下来的战国古文经，则指战国古文。
汉代以后，“古文”作为一种书体，虽然不在主流书体之中，但也不绝如缕。无论是在书画题跋、玺印，还是碑刻、墓志铭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古文的存在。但笔法几乎与“三体石经”中的古文类似。《汉简》、《古文四声韵》、《六书通》及汉代以后的各类刻石、玺印中保存了大批的古文资料，由于这些古文在传抄、摹写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讹变，所以这些我们就称之为“传世古文”。
二、古文的发现和研究
孔壁藏书：“武帝末，鲁共（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艺文志》
“孔壁藏书”之后重要的一次简牍的发现，是在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县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墓，发现大批竹简，后来官府加以保护。经些竹简经过当时学者荀勖、和峤、束（析日）、杜预等整理，成书十六部七十五篇，编入当时的宫廷藏书目录《中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汲冢竹书。可惜的是后来很多书又佚失了，现在仅能看到《穆天子传》及辑本《竹书纪年》等。《晋书.武帝纪》：“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太平御览》卷749记，王隐《晋书》曰：“荀勖领秘书监，始书师钟朗法。太康二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勖自撰注，写以为中经，别在秘书，以较经传阙文，多所证明。”
历史上以古文得名的书法家
江式《论书表》称：邯郸淳善八体，六书，“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 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焕，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卫恒的《四体书势》也提到了“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但他认为三体石经并非邯郸淳所书：《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江式《论书表》，《历代书法论文选》第65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卫恒的祖父卫觊也是以古文书法见称，《四体书势》中云：“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一文中评其“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历代书法论文选》 第4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古文一体不是像秦书八体中的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一样，属于不同用途的广义的“体”，而是可以和篆书，隶书一个等级的书体，在官学中曾经占有重要地位。
《后汉书·蔡邕传》载，东汉灵帝光和元年设立鸿都门学，“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并待制鸿都门下，”《后汉书.羊球传》:“奏罢鸿都文学，曰……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可见历史上第一个官办的文学、书法学院中，就有古文书法一科，所谓“工鸟篆”者，也包括会古文书法的人。《新唐书.选举志》载：国子监下设书学，收三十人，“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石经三体”即三体石经。可见古文的流传在书学史上的地位。《新唐书·选举志》中华书局，1976年，第1160页。
三、六国四系与古文一体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前，研究战国六国系古文的资料主要是金文、石刻、玺印及兵器、陶器、货币文字。1942年9月长沙子弹库发现楚帛书，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战国楚简，之后在湖南、湖北等地陆续出土了一批批的战国简，特别是郭店楚墓出土了大批文献类战国简，之后上海博物馆、清华大学、安徽大学也陆续从海外抢救回来重要的文献类战国简、几乎包括了五经中诗、书、礼、易、春秋及史书、诸子各方的内容，有的可以与传世文献相参照，有的是被疑为“伪书”的先秦文献，也有许多属于亡佚已久的古书。这些简牍的发现，大大推动了战国文字的研究。
从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简赎帛书的研究，从“绝学”变成了“显学”，成为了当今学术研究的前沿学科。
李学勤先生1959年发表的《战国题铭概述》，把战国文字划分为“齐国题铭”、“燕国题铭”、“三晋题铭”、“两周题铭、“楚国题铭”、“秦国题铭”六部分。对战国文字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除“两周题铭”外，其他部分被文字学者发展为战国文字“五系”，产生了很大影响，何琳仪先生的《战国文字通论》作为第一部战国文字的著作，就是采用《题铭》的五系分法。之后又有学者做了更加细致的划分，如齐系之中又可分出齐、鲁、邾、滕之别，晋系之中又有韩、赵、魏、中山的差异。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1959年第7、8、9期。
随着在湖南、湖北以及河南等楚国故地竹简的不断出土，特別是有大批儒家、黄老学派的文献类竹简——如《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的出土，人们对战国等文字国别的认识，突然感觉有些“模糊”了。这是因为有的《楚简》中既有秦系、晋系文字的因素，又夹杂着楚系书法的风格。
文献类简可以分为两类。像上举郭店楚简《老子》甲本、乙本、丙本，《太一生水》河南信阳长台关简《申徒狄》(或以为《墨子》)、上博简的《平王问郑寿》、《平王與王子木》、《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柬大王泊旱》、《王子木蹠城父》、《郑子家丧》、《君人者何必安哉》、《命》、《王居》，清华简《楚居》等，属于楚地出土的楚国文献，这些是“纯楚系的战国简，可以径称为“楚简”。
上博《淄衣》以及郭店《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等有齐系有文字因素、清华简的《良臣》、(厚父》等有晋系文字因素，这些称为“楚简”就不如叫“战国简”合适。
最近几年，在研究战国各系文字“异”的同时，又有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各系文字的“同”。去年在“侯马盟书古文字暨书法艺术”研讨会上，汤治彪先生《盟书与楚系文字字迹对比研究》一文中，对侯马盟书和楚简的四十余字进行了比对，认为“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与楚系简帛文字有诸多类同的地方，”笔者也对侯马盟书和战国简的文字、书法异同发表了“侯马盟书、战国简与金文”主题演讲、重点阐述了战国时期六国文字有许多共同点以及盟书与战国简与金文书法的问题。汤志彪《盟书与楚系文字字迹对比研究》2018年“侯马盟书古文字暨书法艺术研讨会”论文，未刊。
六国文字虽然有少数字的构形、书法不同，但我们必须看到六国文字有绝大部分相同的一面。李零先生就曾经指出：在战国时期，不可能出现一个楚国人写给一个齐国人或晋国人书信，会有互相不能读通的问题。
四、对古文书法的几点想法
战国六国文字虽然可以划分为四系，各系的文字都有一些特殊的写法，但战国六国文字也是属于同一个体系——古文之内，所以我们在使用战国古文——包括战国金文、简帛和其他文字资料进行书法创作时，如果能够以某一系的文字书写最好，当在某一系文字中找不到这个字的时候，也不妨用六国其他系的文字。因为它们都属于六国古文这一大的体系。
小结
在二十世纪以前，篆、隶、楷、行、草五体书基本可以涵盖诸种书体，但到了二十世纪，随着甲骨文、战国简牍帛书的不断发现，金文研究的深入并普及，用甲骨文、金文、战国简创作的书法作品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各种展览和人们的视野之中。这些用篆书之前的古文字书写的作品，在展览中或归于篆书，或径称“甲骨文”、“楚简”，均觉不妥。其实于按《说文》叙的表述，将这几类书法都称为“古文”书法是比较贴切的。
盟书、 简吊书法的临墓与创作
1、简牍帛书如何与金石文字相结合。2、准确临摹与再创作的关系：是向“正体”靠拢，还是向“草体”靠拢；是“雅化”还是“俗化”。
3、利用简牍帛书进行创作
(1)文本时代与文字相近为好。
（2)文本内容与与选取的文字风格要尽量和谐。准确临摹与再创作的关系。
1、无论是战国简还是秦汉简，都有水平高低的不同，所以在学习时要有所取舍。对于其中高水平的作品，不妨尽量准确地临摹，吸取其精华。临摹时也不必“照单全收”，对竹简中明显的错别字，可以修正。
2、雅化还是俗化：学习简帛书法，不能违背几千年形成的书法审美习惯，例如一些简牍的用笔保留了一些原始的用笔特征，而这些用笔是在后代的笔法不断进步中被抛弃的，如钉头、鼠尾，露锋偏多；一些简牍文字中横不平，竖不直，就好像一座房子的梁柱不正，这些在简帛小字中尚不明显，但如果放大后，则不堪入目。
3、从学习书法的角度来看，临习简牍书法，不能像对待晋唐以后的名家墨迹一样照单全收，而必须参考金石文字，在对那个时代书法的总体把握基础上，对简帛文字予以合理的改造。
在讲座结束后，刘绍纲还耐心细致地回答了热心听众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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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刚简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出土文献研究》主编，兼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博物馆客座研究员。在简牍帛书书法篆刻创作方面浸淫多年，有独到的视角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