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子的动物园》：动物凶猛 人性残酷 但严歌苓仍说 人间值得
小时候，非常“迷”央视的《动物世界》。因为它把动物世界的“江湖气”，拍得非常迷人。
前几年，看了BBC出品的《小巨人》，更加激发了我对“动物世界”的好奇心。
我始终相信，“动物世界”就是人类世界的一个镜像。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也好，E.B.怀特的《夏洛的网》也罢，文学的隐喻就是一个例证。
在2020年这个极为特殊的清明，当我读完严歌苓的《穗子的动物园》，我更加坚定了这个看法。
这是严歌苓唯一一部以动物为主角的故事合集。延续了她一贯的创作风格，《穗子的动物园》细腻、柔情，用篇篇充满了“洛丽塔”气息的“动物小传”，勾勒一个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动物世界”。它干净、纯粹的外衣下，是严歌苓对于人性复杂性的哲思和深刻剖析。
正如她的寄语所言：别总记着，是我们在喂养它们，其实已忘了，是它们一直在喂养我们。一个动物世界，不只是一个生存世界，还是一个洞察人性的平行空间。
遍阅山河，为何依然人间值得？因为凶猛中的倔强、残酷之下的平顺，足以滋养灵魂。
为了活下去的“凶猛”，其实是生命的倔强。
无论是早期的《雌性的草地》，还是移民后的《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严歌苓始终用一支笔探究人性的复杂。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折射出她对人性的哲思和批判。
我一直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为她提供了这些创作灵感？直到我读完《穗子的动物园》，我才明白，是动物“喂养”了她的创作，使得她对生命、对生存有着丰富的理解与感触。
在《麻花儿》一文中，黄母鸡误吞了我的20颗玻璃珠，外婆近乎解剖般地给它做了一个不施麻醉的手术。叫得像一个丧妇般绝望的黄母鸡，趴了几天窝，翻着灰白的眼，最终还是从窝里站了起来。有其母必有其女。麻花儿遗传了黄母鸡的“凶猛”劲儿，在少年们如雨的弹弓子弹追逐中，九死一生，最终挂着一只已经脱眶的、干瘪的眼珠，生还归家。
《麻花儿》；
读严歌苓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人物面临着的生存困境，首当其冲是“活着”，那种建立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资料基础上的“活着”。比如，《扶桑》中那个“带一嘴黑色膏药渣子，把端来的粥呼呼喝干净了”的扶桑，《陆犯焉识》中那个把学富五车的智慧全部运用在“以最少的食物获得最大的饱腹感”的知识分子陆焉识等等。
严歌苓本着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朴素认知，将这种“生存之道”写成了一种震撼心灵的寓言。而这种严氏生存哲学，就来源于《穗子的动物园》。这里的“动物主角们”，用一种原始而质朴的方式，践行着一个最古老的的生存哲学——活下来，不计一切地活下来。
无论是《麻花儿》中做“不麻手术”的黄母鸡、九死一生的麻花儿，还是《壮壮小传》中在打狗运动中飞奔求活的壮壮，动物们为“活着”历经万难，如同人一般，反抗绝望。因为，有一种“滋味”，只有活着才配享有。
那是麻花儿那颗被打瞎的眼珠最后摄入的“蓝天白云、绿树白花”，那是顾妈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日日为猫咪炖的一碗“鱼肚杂”，那是壮壮在德国郊外的森林里日日不误的“狗PARTY”，那也是潘妮和坎贝尔这对“跨物种伴侣”的互相慰藉……
连动物都深谙活着的滋味，更何况人类呢？
《壮壮小传》；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人类生存的秘密不在于只是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曾经，李诞的一句“人间不值得”，无意中击中了现代人无处安放的生存苦闷，逐渐演变成类似于“人间失格”那般自暴自弃的绝望。
可是，见过了疫情之下的人间百态，我们谁还敢说“人间不值得”？！
正如严歌苓在散文中这样描述她的移民生涯：“呆下来，活下去。”我相信，这种近乎屈辱般的顽强，正是她从动物身上获得的一种生命的倔强。活下来，才有希望；活下来，幸福才可期。
绝境中的人性拷问，才能唤起善良。
严歌苓从来不满足于当一个仅仅讲好听故事的作家。她把这些故事，变成一个探寻人性本质的入口。《穗子的动物园》也是如此。
严歌苓在每一篇“动物小传”中，都将“动物主角”放置于一个极致的生存环境中：《麻花儿》中的“禁养动物运动”对麻花儿的绞杀，《礼物》中那个激发了猫咪绝食身亡的陌生环境，《壮壮小传》中的漫长的“打狗运动”等等……这些“极致环境”，不仅彰显了动物们的生命力量，更是揭露了人性中扭曲、丑陋、残酷的一面。
《布拉吉和小黄》；
《壮壮小传》中，保姆宋女士“度过了人都活不好的年代”，自然便对壮壮的“满目疮痍”无动于衷，坚信“一条狗不缺吃不缺喝还不干活儿，就够有福了”。这种情感上的隔绝，不正如同当下“吃瓜群众”们不嫌事儿大的心理？
《布拉吉和小黄》中，那个吞了一瓶安眠药的女作家，被脱光了衣服，躺在走廊上。因为输液输氧排液而被撩开的被单，时常“忘了或者懒得”盖回去。女作家的“裸身给多少猥琐的目光刮伤”。这种对他人痛苦的漠视，不正如同疫情之下，某些群体、某些国家对绝境之人的“落井下石”？
《麻花儿》中，因为外公代为管教了几个偷桑叶的“孩子”，黄母鸡的十只小鸡雏，就被“一碗毒米饭”毒死得只剩下了“被兄弟姐妹们挤到后面，没抢着被下了毒的米饭”的麻花儿。这种将他人的善视为恶、恩将仇报的狠毒，不正如舆论场上常见的喷子和看客？
对于这些残酷，严歌苓在《布拉吉和小黄》中写道：我最终没有鼓足勇气，也缺乏那点残酷和好奇心。尽管她用犀利冷峻的笔锋，在童话般的“动物小传”中，揭露人性的丑恶，但是，她又用温情细腻的笔触，挖掘生存世界中美好、充满希望的一面。
比如《猫咪》中的结尾：
猫咪是伤心死的。祖母去了医院，没有再回来，猫咪感到它被祖母遗弃了。妈妈又把它从家里带走，带给一个陌生人，连祖母那一丝丝气味都根绝了，猫咪不知自己干了什么，让人那么绝情。也许，猫咪比我们想象的都重情，它是决意要给祖母陪葬的。
《礼物》；
这种对“极致环境”书写的执着，源于严歌苓对人性之善的笃信。她曾说：“只有在极致的环境被唤起的善良，才证明了人性是还有希望的”、“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
最近，有新华社推出的纪录片《英雄之城》刷屏了朋友圈。很多人说，看得泪目。很多人说，此生无悔入华夏。感动我们的，难道不正是一种“极致环境”中彰显的人性的光辉灿烂吗？人间值得！
遍阅山河，人间值得！
《穗子的动物园》延续了严歌苓一直以来以生存写人性的叙事逻辑。这种温情、细腻，甚至带着“洛丽塔”气息的、干净纯粹的书写风格，并非空穴来风。
这源于严歌苓复杂的人生经历。她独特的经历，酝酿了严歌苓宽厚的文学情怀与气象，因而在生存主题叙事中比其他人多了一份悲天悯人。
1957年11月，严歌苓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爷爷是留美博士、著名翻译家，母亲是一名演员，父亲肖马是一名作家，著有作品《铁梨花》等。
严歌苓成功继承了家庭的文学和艺术细胞。12岁那年以文艺兵入伍。随军记者的经历，激发了她体内潜藏的文学基因，让她从一名舞蹈演员，成长为专业作家。
30岁时，她背井离乡去美国留学。凭借个人之力赚取生活费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硕士。在异国他乡，她当过照看小婴儿的保姆，照顾过病人，还当过服务生。孤寂生活和巨大的生存压力激发了她的写作灵感。
35岁时，她和外交官劳伦斯结婚，从此开始了在芝加哥上课和在旧金山写作的“双城生活”。在《穗子的动物园》中，严歌苓也用很多笔墨书写了她的异域生活经历。
罗曼罗兰说：“这世上只有一种理想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部作品就是作者自身经历和性格的现实化塑造。严歌苓学贯中西、遍阅山河的经历，成就了她对生存主题的独特观察视角和书写风格。
《穗子的动物园》也好，《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其他小说也好，严歌苓始终在表达一种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反抗与忍耐，为困境中的人们寻找突破口，为挣扎在现实生存中的人们寻觅一条幸福与希望的道路。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听一听这位遍阅山河的女作家的建议，看一看她用文学世界审视过的人间？——遍阅山河，依旧人间值得！
《穗子的动物园》，这一碗掺了一点人性苦涩、但依然甘甜的鸡汤，我先干为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