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楚狂人的李白自诩不可一世？以及被误解的“贵妃捧砚”
“捧砚”事不见唐人记叙，但北宋时已有之。
文载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二：
唐李白，字太白。离翰苑，适游华山，过华阴，县宰方开门审案决事。李太白乘醉跨驴入县内，宰不知，遂怒，命吏引来。太白至厅亦不言。宰曰：“尔是何人，安敢无礼？”太白曰：“乞供状。”宰命供，太白不书姓名，只云：“曾得龙巾拭唾，御手调羹，力士抹靴，贵妃捧砚；天子门前尚容吾走马，华阴县里不许我骑驴？”宰见大惊，起愧谢揖曰：“不知翰林至此，有失迎谒。”欲留，太白不顾，复跨驴而去。
刘斧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不详，所著《青琐高议》内容庞杂，多系辑录或改编前人著述而成，志怪、传奇、琐事、异闻、论议、纪传等无所不包，叙事难免捕风捉影，添油加醋。故李白过华阴一条，未必可信。从孙沔知杭州时，斧尝自京城至杭谒见，求为其《青琐高议》作序一事可知，刘斧生活在北宋中叶，与编撰《新唐书》的宋祁、欧阳修是同时人，《青琐高议》叙李白事有“贵妃捧砚”而《新唐书》为李白立传却对此只字未提，也说明“捧砚”乃没有的事。
“捧砚”事还见于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李白传》：
白浮游四方，欲登华山，乘醉跨驴经县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无礼！”白供状不书姓名，曰：“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宰惊愧，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
显然，辛文房为李白作传的上述内容当取材于《青琐高议》。然而由于《青琐高议》所叙未必是事实，辛文房所述自然也就靠不住了。
那么，“捧砚”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以为，这或与古人追求行文的骈俪有关。刘斧给李白安排的“供状”就是很好的证明。“龙巾拭唾”与“御手调羹”，“力士抹靴”与“贵妃捧砚”，“ 天子门前尚容吾走马”与“华阴县里不许我骑驴”不仅互为骈偶，而且连平仄也两两相对。其中“御手调羹”“力士抹靴”唐人是有记载的，而“龙巾拭唾”“贵妃捧砚”却找不到出处，很有可能是刘斧的编造。
那么，给李白“捧砚”（或“磨墨”）之事在历史上是否一点端倪也没有呢？也不是。只不过这与杨贵妃无关。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云：
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欲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跱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
孟棨的记叙表明，唐玄宗曾命二内臣“掖扶”醉酒的李白，给他“研墨濡笔”，并“张朱丝栏于其前”，确实算得上“优宠”了。由二内臣“研墨濡笔”，演变成杨贵妃“磨墨”（或“捧砚”），张冠李戴，当是后来的事。
要之，高力士为李白脱靴之事，应该不假，至少无法轻易被否定；而杨贵妃为李白捧砚之事，则不是历史的真实。
其实，易中天先生把李白归入他所圈定的文人一类，与“脱靴”“捧砚”（或“捧靴”“磨墨”）是否是历史的真实并没有多大关系。退一步说，即使这两件事全都如易先生所说是“坊间流传的”“文人狂傲的故事”，但“不才明主弃”与“天子呼来不上船”可不是民间传说，而是出自唐朝两位著名诗人的笔下。
“不才明主弃”是孟浩然《岁暮归南山》诗中的句子，《新唐书·文艺列传·孟浩然传》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
从“少好节义，喜拯人患难”看，孟浩然的为人，无疑当值得肯定；从“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看，孟浩然的诗也写得很好。或许因为他觉得唐玄宗缺乏宽广的胸怀，仅仅因为一句诗就对他弃之不用，实在没有容人之量，所以后来他才对韩朝宗约他“偕至京师”并不热心，只顾跟朋友喝酒。有人提醒他，他也全然不当回事；韩朝宗生气地走了，他也不后悔。照此来看，孟浩然应是很有骨气的。
《岁暮归南山》是孟浩然到长安应进士举落第后心情苦闷时所作，诗曰：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唐朝科举有诸多弊端，很难做到公平。作者因科场失利，在这首诗中发了点牢骚是真；但要说“不才明主弃”是“撒娇”就有些牵强了。撒娇，指仗着受宠而故意作态。可是，孟浩然受宠了吗？没有啊！不知为什么千余年后孟浩然会因此躺枪，被易先生拿来作为“连帮闲和帮腔的份都没有”的“文人”的一个证据加以批评。
“天子呼来不上船”是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的句子。这句子是写酒仙李白的。当时，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豪放旷达而且特别爱酒，故号“酒中八仙人”。在《饮中八仙歌》里，杜甫用泼墨写意的手法为他们绘出肖像并表现各自的醉趣。
诗曰：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贺知章等“饮中八仙”，从王公大臣到市井布衣，尽管阶层不同，但诗人都是以亲切的口吻来以表现。这不仅反映了杜甫本人对他们的认同和欣赏，更是体现了唐代社会的开放和包容。
杜甫对“饮中八仙”的认同是杜甫的事，唐人对“饮中八仙”的包容是唐人的事，易中天先生也可以拥有自己独特的眼光、不一样的见解。他从杜甫的诗中看出“天子呼来不上船则其实是‘撒气’”来。撒气，指借他人他物或他事发泄怒气。可是在杜甫的诗里，李白因天子呼唤发泄怒气了吗？没有啊！不知为什么千余年后李白会因此背运，被易先生作为“连帮闲和帮腔的份都没有”的“文人”的另一个证据加以挞伐。
如果说孟浩然被易先生平白烧一烙铁是无辜，那么李白被易先生一再钳住不放则是好不冤哉！前文说过，“脱靴”“捧砚”是被易先生当做“文人狂傲”的典型事例来举证的，尽管“脱靴”事极有可能是真，但易先生却无视《唐国史补》《松窗杂录》《旧唐书》《新唐书》及其他稗史的记载，而是把这事和“杨贵妃磨墨”一概纳入“坊间流传”，说是人们之所以对这类故事津津乐道，一是由于新奇，二是为了获得“替代性满足”。在《文人真面目》里，易先生又说：
在民众的内心深处，至少有某些统治者，比如昏君和暴君，奸臣和阉竖，是该骂的。或者，是可以表示一下蔑视的。但当真自己来骂，尤其是骂正在台上的，又不敢。最好是有别人来骂，还骂得出彩；有别人来蔑视，最后又没出问题。这就皆大欢喜。文人狂傲的传奇，便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这当然有相当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可惜说到底，还是一种“意淫”。意淫也是有快感的，故很能迷惑一些人。而且，哪怕明知靠不住，也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久而久之，便信以为真，把假象当成了真相。
不是“民众”追求新奇，需要“替代性满足”，喜欢得到“意淫”的快感，“哪怕明知靠不住”，也要信以为真，而是易先生自己想当然地宁可信其无，不肯信其有，闭着眼睛把某些真相当成了假象。因为只有这样，他的“意淫”之说才能成立。意淫，指通过想象达到对某种现实需求的满足，从而产生愉悦感。如果“脱靴”“捧砚”有一事是真，那还能叫“意淫”吗？
谁都清楚，“脱靴”“捧砚”（易先生称为“捧靴”“磨墨”）都是有关李白的。易先生把二者斥为“文人狂傲的故事”，不仅给了李白以“文人”的定义而且还给他加上了一顶“狂傲”的帽子。
尽管易中天先生指斥李白“狂傲”，唐人却称赞李白“高逸”，后世之人也承认李白“高逸”。“高逸”自然是褒义词，而“狂傲”不是什么好字眼。前人称赞李白“高逸”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诗好（即如贺知章惊呼其为“谪仙人”），易先生指斥李白“狂傲”却是由于他蔑视权贵。这就有点让人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