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停止幻想 就可以不再失望

最近有不少粉丝在后台向我们推荐一部剧，《我们与恶的距离》。

许久没有推出新代表作的贾静雯，在这部剧中饰演了一位心理状态非常复杂的女性角色宋乔安，把一位母亲的丧子之痛，和伺机报复凶手家属的纠结之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虽然目前这部剧还没有正式引进内地，但并不妨碍它日益高涨的讨论度，目前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4分。

故事围绕一场无差别杀人事件而展开：两年前，一位名为李晓明的男人，携带自制枪支，在影院中向无辜观众随机扫射，造成9死21伤。

一个事件引发了无数人起伏未知的命运转变。被害者家庭、加害者家庭和调查者家庭的生活会走向何处？凶手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罪行？法院又该如何判决？大众和媒体对于这件事有何反应？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剧。

宋乔安是品味电视台的副总监，她的儿子在这场无差别杀人事件中遇害了。随着儿子的离世，宋乔安像是变了一个人。

在工作上，她开始连轴转、不休息，化身成一位冷酷易怒女魔头，同事们对此苦不堪言，但大部分人都同情她的遭遇，觉得她可能是想沉浸在工作中，不去想那件惨剧。

宋乔安的家庭也因儿子的离开失去了平衡。丈夫在她精神状况不好后，有过精神外遇，两人之间争吵不断。

因为满心扑在工作上，她两次忘记女儿的生日，让母女之间充满隔阂，女儿在愤怒的时候甚至喊出：“你为什么不和刘天彦一起去死？”

宋乔安的这些行为是由于她内心深深的内疚。原来事件发生当天，她陪儿子去电影院看动画片，却因接到工作电话中途离场，出去喝了杯咖啡，恰巧错过了杀人现场。

有些人或许会觉得，宋乔安是幸运的，躲过了这一劫，但是她从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却无法安心地生活，她晚上常常会因梦到儿子在向她求救而惊醒。

幸存者之所以会感到痛苦，是因为他们承受着“道德创伤”。正像宋乔安，她觉得自己作为母亲，在道德上应该保护好儿子，或者至少应该陪在儿子身边，但她没有做到这一切，所以她深深内疚，酗酒、工作和生活上的转变，都是她对自我的惩罚方式。

虽然内疚带来痛苦，但是幸存者却不愿自己走出这样的内疚，因为内疚恰恰成为了他们能想够到的与逝者保持连接的重要方式。

对宋乔安来说，她的儿子离世了，自己辛苦抚养、共同陪伴数年的重要亲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面对这样的丧失，此时的内疚却成了她与儿子的紧密关系。

她害怕自己从这样的内疚中走出去，如果她能轻松地走入新生活，似乎儿子在她心中也要再次消失了。

在多数有关凶杀案的剧集中，加害者家属在事件后常常是被忽略的。而这部剧则为我们展现了犯罪者李晓明被判死刑后，他的父母和妹妹过着怎样的生活。

为了赔偿被害者家属，施害者李晓明的父母卖掉了房子和赖以谋生的面馆，在警方的保护下，揣着满腔的歉意向公众下跪谢罪。在做了所有能做的之后，他们选择了消失，同时也认定自己不配再活在阳光下。

两年来，他们住在乡下的老屋里，靠卖肉粽为生，窗户上的报纸从未揭开过，父亲怀里的酒瓶从未离手过，母亲的口罩和帽子从未摘下过。

唯一有所改变是，当初选择和父母一起“蛰伏”的施害者妹妹李晓文，在父母的逼迫下改名“李大芝”。毕竟，把女儿推出这样的深渊，是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他们希望女儿能有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然而，世界上最不缺的大概就是巧合，在大学教授的推荐下，改名后的受害者妹妹李大芝来到电视台工作，其上司恰好是受害人母亲宋乔安。大芝走向“重生”的道路也变得崎岖坎坷。

她先是被宋乔安发现自己是李晓明的妹妹，隐遁已久的家人住处又被曝光。她努力把自己藏起来，想远离公众视线，平静生活却依然遥不可及。

作恶的只是凶手自己，大众却不会“放过”凶手的家人。其实这不难理解，大众在思考李晓明为什么会作恶的时候，自然会想到他的社会经历和他的家庭环境。

然而，与人们的想象不同，李晓明的父母并非穷凶极恶之人。在事件发生前，他们一直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守法且平凡。李晓明的妹妹也是学校的高材生，有着新闻理想，专业技能过硬。

这一切大众并不那么关心，人们对于恶的认识还是那么简单。他们似乎把恶当作了某种镌刻在基因里、流淌在血液里的东西，只要某个人犯罪了，他们的亲属就都难逃干系，或者这一家人都是危险分子。

这种对“恶”的粗暴划分，其实是他们用刻板印象来解决自己的认知失调，用贴标签来简化个人的思考。

他们将李晓明的家庭环境视为恶的温床，将他的家人也视为潜在的“帮凶”，是他们面对这件犯罪事实最节省精力、又最能发泄情绪的方式了。

同时，在这样的言行下，他们在心理上似乎也完成了对“恶”的攻击和报复，既能平息自己面对犯罪事实时感到的恐惧和愤怒，还能满足自己潜意识上成为制裁者的权力渴望。某种程度上，他们要的正义是满足自己的。

基于9死21伤的犯罪结果，李晓明被判死刑对人们来说是确定无疑的事。对法扶律师王赦来说，问题不该这么简单。

他愿意帮李晓明辩护，认为他有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为此，他所遭受的不仅仅是社交网络上的辱骂，还包括在法院门口被愤怒的民众泼粪，甚至他怀孕的妻子也被人发私信，威胁她和年幼女儿的人身安全。在巨大的压力下，一向支持他的妻子，实在无法忍受回到了娘家。

后来，律师王赦终于向妻子坦白自己这么做的原因：律师王赦年幼时被母亲送去育幼院，原生家庭关爱的缺乏，导致他差点坐上黑帮火拼的火车。因为迟到两分钟，他错过了，但他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死了，一个被判无期。他觉得自己距离那个位置上的恶人其实也没有那么遥远。

早年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人思考犯罪更加地深刻。他觉得，有些人会犯罪，可能是因为成长过程中出现了某些问题，最终行差踏错地成了罪人，并不是在本质上就生来是恶人。比起一杀了之，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探究其出现非常态行为的原因，以及探寻有没有可能避免此类事件发生。

所以他会在李晓明突然被执行枪决后，崩溃发出质问：“他杀人，他是应该要死。他就算生病了，如果真的罪证确凿，也可以判死刑没有关系。但为什么要（在真相被发现之前）这么粗暴地夺走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但显然，除了律师王赦以外的更多人，对李晓明的死是拍手叫好的。他们觉得，即便是处死一个在意识不清时犯下杀戒的精神病人，对社会而言也无足轻重。

这部剧最大的特点，就是让我们从更多视角了解社会现实。这原本会让人以为，这样我们就能更容易看清，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然而实际上我们却发现，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真相存在。

所见之处到处都是矛盾：受害者家属面临的矛盾、加害者家属面临的矛盾、调查者身上面临的矛盾。

这样暧昧不清的状态是令人痛苦的，我们发现自己没有一个可以完全安心站着的立足点，在我们面前的仍是一团迷雾，等待我们去仔细辨析和认识，去寻找一个更好的位置，去思考一个更好的态度。

但这往往才是现实。没有什么非黑即白的真相存在，更不会有绝对正确的真善美。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有很多东西是说不清的，试图去说清，往往是通过幻想给自己的情绪带来一些安抚而已。

如果我们真的怀着悲悯去走近每一个人，我们会发现无论他们的故事乍一看是多么的极端，他们和我们的关系，都没有我们曾经想象中那么遥远。他们身上和具有和我们共通的人性，无论是闪光的人性、还是黑暗的人性。

这部剧的编剧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点失望大家纠结于死刑与否、新闻伦理、精神病被污名化等具体议题，而忽视这部剧本身带来的思考：她更喜欢这部剧的英文名The World Between Us，她希望我们能够抛下所有的标签重新认识所谓的“恶“，思考我们与恶之间的距离。

也许，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考验，是不再在每次面对复杂性的时候，都如同第一次遇到时一样失望。我们不再幻想，因而不再失望，这件事其实和外界与他人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思考能力有更多的信心，能更好地容忍暧昧不清的局面，多一些耐心去理解，从而寻找到更好的解决之道。

定义“恶“的一瞬间很容易，贴标签的过程是短暂的。但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从那一刻开始的、此后的漫长的生活。而这些生活，都无法只通过标签恶来达成任何的缓解。

我们只能面对生活，那是我们能做的唯一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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