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为我是白人 说英文 读牛津 就对多元性更有贡献？

只因为我是白人、说英文、读牛津，就对多元性更有贡献？

「为什么妳会选择来台湾念硕士学位？」

在台湾学习的这两年，我已经不知道被问这个问题多少次了。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出自台湾朋友们与我相遇时对我的好奇。然而，随着我开始进行研究，观察台湾大学教授如何理解来自不同群体的国际学生，我开始慢慢理解到这个疑问是源自一种「景仰」── 景仰一位「选择」在台湾生活的白人国际学生，而「她」因此替这个国家带来某种特定的「价值」。

2016年，我离开英国来到台湾，有部分原因是想要理解并参与台湾人们对多元文化议题的论述发声，并且想了解这个非英语脉络的国家，如何在过去讨论多元性与多元文化。换句话说，我想知道如何在这个特定的脉络下，用中文与同学、学者讨论多元性更深层的目标──实现社会正义？

我怀着这样的期待来到台湾，用我的中文能力去倾听这些我无法在英国听见的声音。这是驱使我前来台湾的主要动机之一。然而，当时的我所不知道的是：对我而言，待在这里更关键的学习经验，反而是对我个人所处的「位置」（positionality）──一名表面看似白人（父亲为伊朗人，母亲为英国人）、中产阶级、顺性别、四肢健全、英语母语、身处于中文环境的英国女性──产生更强烈、深刻细腻的理解。

当我在台湾进行有关社会正义与高等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同时，我也成功申请上了牛津大学教育系博士班。有趣的是，这项个人发展开始紧密缠绕着我的研究。当我与某些台湾教育者谈话时，见证了「价值」是如何依附在我的生理、心智与认同上──因为我与「世界顶尖」的牛津大学有关。

想被欧美世界所看见的制度性渴望

从研究中，我得知台湾教育部曾戮力推动「迈向顶尖大学计画」，共挹注约16亿美元来实现这项目标。再者，我从政策制定者、身处台湾各大学的教育者身上，见证到一种制度面的狂热。他们十分殷切地希望成为所谓「国际知名」学校、跻身全球认可的大学排行榜（包括QS、TIMES与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排名等）之中，借此被世界上「强而有力」的西方世界看见。

我后来才知道，这种想被强而有力世界看见的渴望，与台湾自身复杂的国家认同及历史有关。台湾在国际政治现实的角力场域中，被视为是一个没有独立地位的政体，如此的边缘位置，是如何在「顶尖大学」政策中，伴随着被欧美世界看见的制度性渴望，形塑台湾高等教育机构的想像？

当我开始更密切地与一所台湾的大学互动时，我缓慢浮现出这个疑问。这所大学的想像与它国际化的立足点有关。我在进行硕士研究的这段时间，大量阅读台湾史、倾听同学们的经验，同时观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并且深度访谈了几位教授。随着研究进程的推进，我开始看见这个追求排名与世界顶尖的系统，与来自不同群体国际学生之间的依附关系有关。

白人学生才拥有「独特」观点与多元贡献？

从学校机构到教授课堂教学，这个追求排名与世界顶尖的系统如何在台湾教育者的感知中作用？我的研究发现是：教授们常认为，来自西欧国家的白人学生对课程互动与多元环境的创造，有最高的贡献。然而这与他们面对东南亚国家学生的态度形成强烈对比。换言之，教授们认为东南亚学生等同台湾学生，也因此不被认为他们像西欧国家的白人学生一样，对多元性及为教室环境提供的「独特」观点有所贡献。在国际学程的课堂中，他们被认为是较没有贡献、较没有「价值」的。

特别是再经由对几位教授的访谈，我见证了「进入牛津大学博士班」这件事情如何改变我们之间关系的本质。特别是那些非常积极参与推动这所大学国际化进程及关注跻身世界顶尖大学的教授们，当我提到「牛津」时，我的地位与品质在他们的想像中有所提升。

那么，拥抱「迈向顶尖大学」的台湾高等教育的未来在哪里？根据研究，我建议台湾教育政策制定者与教育者有必要批判性地检视国际化政策的实施与追求世界顶尖地位的渴望过程中的各种偏见与歧视。确实，大学国际化过程永远不是全然的价值中立（value free）与本质上的正向（inherently positive）。作为教育者、政策制定者或学生，我们必须学习理解偏见与歧视是如何延续在我们的实践与想象之中。至于台湾的高等教育，我们则必须学习如何将自己从这个「世界顶尖」的系统中抽离，才有机会走出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