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戏剧对于人神关系的理解
两部戏剧中的“人神关系”的不同之处本质上体现了两种文化体系对宗教力量的不同理解，主要体现在对神灵世界的定位与描述
《大雷雨》和《原野》中体现了俄罗斯和中国两种文化中对神灵世界的不同理解。 在《大雷雨》体现的“人神关系”中，上帝所在的世界和人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所有的惩罚或宽恕都归于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人的罪孽不能被隐瞒和忽略，一个人在面对审判时的结果只能取决于他在人间的行为和思想，而对于一个犯错误的人来说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真诚地忏悔。在这种宗教背景下，卡捷琳娜始终是知道自己是在“犯罪”的，她从来不去思考自己背叛丈夫的行为是否有可原谅之处。也就是说，她自己并不否认自己是身负“罪孽”的。比如她对瓦尔瓦拉说：
唉，瓦里娅，我脑子里罪孽深重啊！真可怜，我哭过多少回啊，我努力克制
自己！可就是摆脱不开这个罪孽。怎么也摆脱不开。瓦莲卡，我爱着另一个人，难道这不是一件坏事，难道这不是一件可怕的罪孽吗？（《亚》：120）
她的内心矛盾主要是她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自己罪孽带来的恐怖惩罚。她能自我安慰，缓解这种矛盾的方式只有忏悔，所以她极其害怕大雷雨，怕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死去，带着没有经过忏悔的罪孽直接去面对审判。在现实中，她受到家庭的压迫，而去自由追求爱情不仅没有结果同时又带来无限的恐惧和负罪感，于是她在这种无助感下最终结束了自己。
同时，在《大雷雨》最后，作者还通过库利金之口表达了对上帝公正审判的希望和对卡巴诺娃等人的谴责：
给你们，这就是你们的卡捷琳娜。你们爱拿她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她的尸体在这儿，把它拿去吧；可是她的灵魂现在不是你们的了：她现在正站在比你们更为仁慈的审判者面前！（把尸体放在地上，跑下）（《亚》：183）
这里体现出，基督教徒眼中上帝的世界与现实中的世俗世界中的肮脏污秽是大不相同的，是绝对公正并且充满仁慈的。这是《大雷雨》中所体现的具有基督教特色的人神的关系。
在《原野》中，神明世界和现实中的世俗世界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彼岸世界的爱恨情仇和人间的种种矛盾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现实世界状况的延伸和映射。在这种框架下，每个人都使用自己的尺度来判断自己的对错，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解释，鬼神并非高高在上的主宰者，而是另一种状态下的“人”，它们既可以帮助人，也可以与人为敌。也就是说，《原野》中的“人神关系”如世俗中的人际关系一样是不稳定的。仇虎的复仇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在他动手报仇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且还借助着神明的力量来给予自己精神上的支持，如他在焦家时所唱的《妓女告状》：
“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边排。殿前的判官呀掌着生死的簿，青脸的个鬼哟，手拿拘魂的牌。”（《中》：65）
再如他杀焦大星时向父亲的亡魂请求帮助等也时如此。而当他远走出逃，遇到各种各样幻觉的时候，神鬼幽灵又转而变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面对焦大星和焦母的幻象，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坚定，反而由于恐惧神灵的报复而自我辩解，希望能逃脱亡魂的追索。同时，这种不稳定的关系也使《原野》中的神明世界没有像《大雷雨》中那样的神圣性：如仇虎最后幻觉中的阎王判官并没有给他一个公正的判决，反而像一个俗世的官吏一样欺软怕硬，与焦阎王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仇虎对老天爷也并没有报任何积极的期望，认为“哼，老天爷会替有势力的人打算，不会替我们想的。”（《中》：122）
《大雷雨》和《原野》是中国和俄国两个国家最具有代表性的戏剧作品之一，都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两国的社会现实。在剧中所表现的社会环境下，生命个性的张扬往往受到压抑，公平和正义常常得不到伸张。宗教和鬼神作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产物，本来应当在人们遇到巨大困境时提供内心的庇护所，而在这两部戏剧之中，它们却成了最终加剧人们痛苦的因素。
在《大雷雨》中，老贵妇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恐吓和卡巴诺娃的虐待分别从两个方面将卡捷琳娜推向了绝路。卡捷琳娜一边要忍受着丈夫的懦弱无能和婆婆的骄横压迫，一边恐惧着裹挟着道德压力的宗教惩戒。有形的世俗世界和无形的宗教律法相结合而成的巨大社会力量最终将卡捷琳娜所象征的富有生命力的个体扼杀在这样一个腐化的环境之中。在这一过程中，被神秘化、扭曲化的宗教神明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原野》中，神明鬼怪则直接成了现实中种种黑暗事物的象征与隐喻，现实中的“焦阎王”和虚幻世界中的“阎王”都做着欺压弱者、违背天理的事情。在人间得不到伸张的正义在鬼神世界中一样无法实现，鬼神报应不仅没有给弱者精神上的慰藉反而成了他们的负担。如仇虎在幻觉中看到阎王判官不分青红皂白地欺软怕硬时所说的：
（咬于切齿，低声）好，好，阎王！阎王！原来就是你！就是你们！我们活着受尽了你们的苦，死了，你们还想出个这么个地方来骗我们，（对着那穿军服的阎王，恶狠地）想出这么个地方来骗我们！（《中》：140）
但无论是高高在上的上帝还是仿佛人间重现的阎罗判官，虽然它们的表现形式、精神内容有很大差别，却都在剧中的世界被人所扭曲和利用，从而成为使人恐惧的工具，是促使卡捷琳娜和仇虎最终走向终结的重要力量。在审美意义方面，这种“天人交战”的模式尤其可以凸显出剧中人物的悲剧色彩。超现实的宗教神明因素突出了剧中人物命运的不可为抗性，使他们的行为具有一种《俄狄浦斯王》式的审美价值。疯疯癫癫的预言家贵妇人，唱着《妓女告状》的傻子这一类角色与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女巫一样都是超自然意志的传达者，同时也是剧中人物命运的暗示者，这种暗示让角色被囚禁在命运所营造的囚笼之中，赋予了其独特的艺术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