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 我12岁 一位“老北京”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亲历记

40年前——1978年，我12岁。

我们全家住在西城区的一个四合院里。父母都在企业当工人，我和我的一姐一妹都在学校上学。虽然，在多子女的年代，我们家不算孩子多的家庭，父母又都有工作，但毕竟工资不高，更何况那是一个很多食物和用品都需要凭证凭票供应的年代。生活虽不至于忍饥挨饿但也总是捉襟见肘。随心所欲想吃啥就买啥？想买啥就买得起啥？那是根本不可能！

文章配图 和冠欣 摄

那时家里要改善生活，顶多是吩咐我们姐妹去附近的一家肉店，买上2毛钱或5毛钱的肉，于是餐桌上那盘带肉的菜必定是最受欢迎的。十几岁正是身体发育食欲旺盛的年纪，很少油腥的饭菜根本不能满足我们年轻的味蕾。于是，藕粉、自制炒面竟然也成为我们家餐桌上特别受欢迎的美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自制的炒面，是我们姐妹摸索着用自己的方式制作出来的——先将白面上蒸锅蒸20分钟左右，然后，往铁锅内滴一点点油，将蒸熟的白面倒入锅中不停翻炒，至面的颜色渐渐由乳白色变成咖啡色，出锅，迫不及待将炒好的面倒到碗里，冲入适量开水，放一点白糖，用小勺不停搅拌，面香加上糖的甘甜，顿时刺激着我们的嗅觉、味觉。

垂涎欲滴的我们嘴急顾不上面烫，一眨眼，一碗自制炒面就见了底。

转眼到了1982年，我要参加高考了。老妈破例将我的零花钱从2毛增加到了2块（当年高考落榜后我参加工作，每月工资27元），零花钱猛增九倍，喜滋滋的我，放学后偶尔会到学校附近的小饭馆美美地吃几个包子或一碗刀削面。包子吃纯肉馅的。刀削面上要有几块肥肥的五花肉丁。写到这里，当年狼吞虎咽的场景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

1990年我结婚成家，从西城区搬到了朝阳区。我的月工资也从27元涨到了500多元，市场供应比之前丰富了一些。但招待亲戚朋友基本还都是在家里，自己下厨个把小时，饭菜就端上了桌。虽然味道比不上饭馆，但大家依然吃得心满意足。

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市场供应日益丰富，百姓收入大大提高，再聚会，无论规模大小，大家渐渐都习惯选择上外吃餐馆了。川鲁粤菜应有尽有，菜单菜品目不暇接，吃什么？不吃什么？都不再是问题。从大鱼大肉到素菜粗粮，现在的餐桌上，人们更讲究的是健康吃、吃健康，餐桌上的进步，有目共睹。

就说今年年初吧，我和几个同一胡同长大，既是发小又是老同学的伙伴相聚在西城某老字号酒楼。满餐桌之上，色、香、味、形俱佳的佳肴并没有很吸引我们的目光，大家尽情回忆几十年前的生活趣闻糗事：

有人为了吃上朝思暮想的三分钱一包的玉米花或四分钱一包的大米花，在街巷里拣拾废品换取零花钱；有人把枣馒头或枣窝头上的枣抠下来，或把山楂丸放到衣兜里，在学校组织看电影的时候当零食享用；有人一张玉米面薄饼抹点黄酱来根葱就是一顿正餐……大家无拘无束边吃边聊，席间不时传来轻松欢快的笑声。

聚会结束后，我一个人悠闲地走在去车站的路上，猛抬头，居然看到了40年前的那家肉店，它静静地立在原地，但早已物是人非。我怔怔地站在那里很久很久，仿佛又看到40年前那个拿着几角钱兴高采烈来买肉的小姑娘……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40年改革开放，是瞬间，是永远。

来源：北京晚报 文/涓涓的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