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怼人没商量 与林语堂从兄弟到仇人

鲁迅比林语堂大14岁，当鲁迅名声大振的时候，林语堂还是个籍籍无名的小作家。刚开始，林语堂与鲁迅不熟，倒是和鲁迅兄弟周作人很熟悉，后来与鲁迅亲如兄弟，到最后爆发了两次争吵后，俩人便不再往来，直到鲁迅逝世。

鲁迅一直把林语堂当弟弟看待，对他寄予厚望，林语堂也一直把鲁迅当长辈。他们曾经两次相得相离，困难时互相帮助，却因为一些小事误会而断绝来往，真是令人惋惜。

林语堂画画支持鲁迅痛打落水狗

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刚开始林语堂赞成周作人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认为要针对思想不要针对个人，不赞同鲁迅的“打狗”思路。但后来，鲁迅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批评了林语堂的观点，提出为什么必须痛打落水狗。看到鲁迅的文章，林语堂非常赞同鲁迅的观点，发表了一系列“打狗”文章，非常尖锐地批判和嘲弄那些所谓的“学者”、“绅士”为“文妖”，给鲁迅以坚决的支持。

随后，林语堂还画了一幅《鲁迅打狗图》的漫画，发表在《京报副刊》上。画的内容是：鲁迅手拿一竹竿痛打一落水之狗，而水中的狗则在水中痛苦地挣扎。这幅画是林语堂赞同鲁迅思想的最佳证明，从此以后，林语堂与鲁迅站在同一战线联盟，联手撰笔痛斥军阀的残酷无情。随着三一八惨案的发生，鲁迅与林语堂等人对军阀的声讨更加声嘶力竭，却也成了反动派的要消灭的对象，背景城一时成了白色恐怖地，鲁迅和林语堂不得不设法逃走。

林语堂应厦门大学之邀，去做文科主任，在离别前，林语堂与鲁迅互相设宴道别，并合影留念。在与反动派的斗争中，林语堂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有着责无旁贷的责任感，有着冲锋陷阵的勇气，也有着坚强的铮铮铁骨，他们俩并肩战斗，都是英勇的“战士”。

在厦大，俩人感情加深

林语堂去厦大之后，没过多久，鲁迅也被他叫来了。林语堂满心欢喜的以为终于可以和鲁迅一起实现国学研究梦了，但没想到，逃离了政治势力的北京，在大学里又陷入另一场斗争。

校长林文庆和理科主任刘树杞担心被“北京派”喧宾夺主，因此，处处打压以鲁迅为首的文科派。逼得鲁迅三次搬家，最后搬到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没有厕所。林语堂很气愤，但也无能为力，觉得是自己把鲁迅叫来的，却让他落得如此下场，实在是愧疚难当。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在生活上好好照顾鲁迅，他看到鲁迅常把火腿和酒当饭吃，就让他到家里来好生招待。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多次提到此事，对林语堂充满了感激之情。

鲁迅内心很矛盾，一方面，他从大局着眼，支持林语堂的工作，但现在又实在是到了不得不走的地步。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如果自己走了，林语堂就会立刻被攻击，。彷徨之时，他接到了中山大学的邀请，最终还是离开了厦大。走之前，他一直奉劝林语堂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于是，林语堂也离开去了武汉。

可以说，在厦大的时光，是林语堂和鲁迅感情最深的时候，当然，也是他们慢慢产生隔阂，越走越远的时候。因为林语堂很感激胡适曾经对自己的帮助，因此，对“胡适”派不排斥，甚至走得很近。但鲁迅却丝毫看不起胡适，对于林语堂的中间态度，鲁迅很是反感，甚至表现出了厌恶之情。

因为误会，两人对峙大吵

1929年8月28日，北新书局的张友松因不满老板李小峰的行为，要出来自己办书店或杂志，想拉人一起办，便邀请鲁迅夫妇、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到上海的南云楼吃晚饭。快要离席时，因张友松说了些什么，林语堂随声附和了一句，没想到鲁迅突然站起来，大声地说：我要声明！我要声明！然后和林语堂像两个雄鸡，互相瞪着对方，足足一两分钟。

林语堂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被鲁迅莫名其妙的骂了一通，好在郁达夫在中间调和，才没有闹大。后来才知道，原来鲁迅与张小峰因版税有过节，林语堂完全不知道此事，鲁迅却以为林语堂在说他，这纯属误会。虽然，后来他们俩都知道是误会，也和解了。但在此后的三年里，林语堂三个字便不再出现在鲁迅的日记里。

在此前的四年时间里，鲁迅在日记里记录了88次与林语堂的交往，如今，因为小事，却闹到互不理睬的地步。林语堂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认为是鲁迅喝了酒，但鲁迅却不这么认为，他很较真。

彻底吵翻，老死不相往来

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杂志倡导“幽默”，一时幽默成风。与此同时，鲁迅参加左联，成为左联主将，而林语堂则成为《论语》主帅，他们俩在文学观念上更是相去甚远。但有一事又将他们联结起来，那就是宋庆龄和蔡元培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简称为“同盟”。林语堂是“同盟”的宣传主任，而鲁迅是委员。共同的政治志趣又将这两个长期不来往的老友联系在一起。因为宋、蔡二人都是林语堂和鲁迅敬佩的人，他们两人本来也都是光明磊落的，何况民权又是共同关心的话题，所以林语堂与鲁迅“化干戈为玉帛”，重归于好了。

鲁迅与林语堂这对昔日兄弟，如今联系又增多了，林语堂还客气地请鲁迅为自己办的刊物写稿，鲁迅也不吝啬真为林语堂写了。只是态度自我，毫无恭维之意。慢慢地，鲁迅对林语堂的幽默文风开始贬低，认为不合时宜，并向林语堂提出他最好不要搞这些“玩意儿”了，与其做这种无聊的事，还不如去翻译英国文学作品有益。

林语堂却回答说：他现在还不想去做翻译，等老了以后再来翻译点西方文学。这一下鲁迅又误解了，他误以为林语堂是在嘲讽他，因为鲁迅一直非常重视翻译工作，并将翻译看成是为革命“运输军火”，他疑心林语堂说他是老了。

鲁迅对此大为恼火，他在1934年8月13日给曹聚仁的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因为这点小事，鲁迅与林语堂再次失和。让他们俩直接断绝往来的是另一件事，有一次，曹聚仁请客，林语堂和鲁迅都在座，因为席间有几位广东客人在兴奋地旁若无人地讲广东话，林语堂于是“幽”了他们“一默”，就插进去用英语跟他们讲，结果把那几个广东人吓住了。没想到鲁迅看到林语堂如此，不明真意，竟然放下筷子，站起来责问林语堂：“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结果林语堂大吃一惊，不知说什么好。没有与鲁迅对抗，只有忍而不发。

昔日这对互相帮助的好兄弟，如今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后来，林语堂到美国定居，直到鲁迅去世，他们也没再相见。

林语堂听到鲁迅逝世的消息后，发表了《悼鲁迅》一文，其中虽有不赞同鲁迅文学观和性格脾气，但对鲁迅却怀着崇敬的心情，他深情而又富有个性地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在美国讲演中国文学时，林语堂还高度评价鲁迅，认为鲁迅的短篇小说在现代中国还是最好的。

鲁迅与林语堂都是我国不可多得的伟大作家，他们俩在各自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相得相弃，我们不能武断地评价谁对谁错，只能说俩人的性格和文风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大抵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