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第十四节 抗日民主思想运动和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
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许多文学艺术家也投入了这一热潮。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鲁迅、茅盾等20多位作家发表了《为日军进攻上海告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于是有更多的文艺家用自己的笔来参加这一斗争,写出了一批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小说、戏剧、诗、报告文学,特别是以萧军、萧红等为代表的东北籍作家作品的大量涌现,标志着抗日救亡的文学思潮正在兴起。与抗日救亡的文学作品创作相适应,抗日文学理论的探讨也开始了。
1931年12月,沈起予在《抗战声中的文学》一文中正式提出了“抗日文学”的口号。以后瞿秋白、冯雪峰、茅盾都指出了为了赞助和表现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革命的民族战争”,革命的文学者应该“创造民族的革命战争文学”。这就表明,在民族矛盾日益上升的形势下,中国左翼文艺工作者开始提出了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不同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文学”的口号。但是在1933年至1934年间瞿秋白冯雪峰等先后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至135年间中共上海党组织以及“文委”、“左联”等组织遭到国民党大规模搜捕和破坏形势逼着左翼文艺家进一步和群众打成一片,抛弃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投身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洪流中去1934年,当时担任“左联”领导的周扬提出了民族危机需要“国防文学1935年秋,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上海党组织和左翼文艺团。体成员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①和英文版的《国际通讯》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看到了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
不久,“左联”派驻莫斯科的代表萧三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通过史沫特莱和鲁迅,向周扬等建议解散“左联”,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以符合“人民反帝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当时正值一二·九运动兴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左翼文艺工作者除了积极参加救国会运动外,同时努力团结一切主张抗日救亡的文艺工作者,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在筹备文艺家协会过程中,周扬、夏衍等提出把“国防文学”作为建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但是就在文艺家协会即将成立前夕,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胡风提出的口号,实际上是当时受中共中央派到上海的冯雪峰与鲁迅商定的口号,他们认为“国防文学”口号在“思想的意义上”不明了,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则可以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名词里的不正确意见”。但是,胡风的文章既一字不提国防文学”又不说新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所以赞成“国防文学”的人纷纷起而反对这个新口号。徐懋庸、周扬与聂绀弩等分别发表文章各持己见,在迫切需要团结和正在走团结的进步革命的文学阵营内部掀起一场激烈的论争。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大部分居住在广西。
1929年12月百色起义后,壮族、瑶族同胞踊跃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红七军中曾有瑶族连队,韦拔群(壮族)、陈洪涛壮族)、韦玉梅(瑶族)等人担任了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委员。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北上后,韦拔群、陈洪涛领导红七军二十一师,坚持右江的武装斗争。1931年初桂系军阀向右江根据地发动“围剿”红二十一师英勇战斗,在8月间改编为右江独立师,在河池、东兰等地进行游击。1932年9月国民党张发奎、廖磊两个军向右江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东兰、风山一带被杀群众达两万余人。10月、11月韦拔群和陈洪涛先后英勇牺牲。
1932年秋广西北部瑶民起义,缴获国民党军队一些枪支。1933年2月,瑶民联合汉民在全县扩大起义,起义军在灌县黄牛市大败敌军湖南道县、江华、零陵一带的瑶民也纷纷参加。3月底,瑶民起义在国民党军的镇压下遭到失败。苗族半数以上在贵州,其余分布在湖南、云南、广西、四川、广东湖北等地。黎族聚居海南岛中南部。1928年冬,中国共产党在海南岛根据地的中心母瑞山苗族黎族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湘西地区的苗族人民参加了斗争,他们后来还参加了保卫根据地的战斗。1933年初,云南丘北的七八千苗民起义,武装抗粮、抗租、抗捐、抗税、抗债,火烧地主庄园。到133年3月底,起义波及云南的文山、西畴、马关等县,起义队伍扩大到一万五六千人。同年5月被国民党军队镇压下去。1934年底,红二六军团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苗族群众踊跃参加红军,并在许多区乡政权和赤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中积极活动。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也得到了苗族人民的大力支援。
彝族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主要居住在川滇大小凉山地区。1934年3月,四川越西彝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提出打倒国民党军阀、反对苛捐杂税、打富济贫等口号。1935年4月中央红军进入四川泸沽地区,帮助冕宁的彝、汉族人民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和抗捐军,烧毁田地粮册,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对凉山彝族实行的“人质制”。刘伯承与彝族沽鸡家支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并帮助小叶丹成立“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支队”。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四川越西时,彝族群众纷纷参军,其中藏族分布在西藏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红军三大主力彝民百余人单独编成了一个彝民连。
在长征途中在云南、西康、青海、甘肃各省藏族地区来往达一年以上,曾得到广大藏民的支持和拥护,有些藏民还参加了红军。甘孜丹巴巴底乡参加红军的藏民多达271人。1936年5月在红军的帮助下于甘孜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博巴自治政府,选举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为主席。博巴自治政府作为藏族人民的政权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接济贫民等工作,并为红军筹备军粮,安置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