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的中国人」作家徐则臣：带一支笔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央广网北京1月4日消息（记者孙冰洁）徐则臣的老家是江苏的一个运河之乡，水网密布，房后不到一百米有条河，再往北一两百米又是一条，再往北500米，一两里路，还是河。他小时候经常沿着河边走，想看看河的尽头是个怎样的世界。

他生于1978年，这一年，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中国开始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而对于一个生长于乡村的少年来说，徐则臣的四十年，也是一个不断出走的过程，他用一只笔，不断开拓世界的外延。

2018年，他四十岁。这一年的尾声，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北上》，在这部以京杭大运河为线索的小说里，他试图通过对20世纪初和21世纪初的大运河历史的梳理，探究在重大历史节点上中国人与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国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外面的世界

徐则臣第一次对外面的世界产生向往，是从一包烟开始的。

大概是在他小学二年级时，在外工作的舅舅回家探亲，给家里人带回了一包烟。点上火，烟散发出一股巨大的香味，他问舅舅：“外面是不是有很多这种烟？”

舅舅说“是”。

此后，这支烟的香味一直在徐则臣的记忆里弥散，直到他走出乡村。

徐则臣生活照（受访者供图）

他生长于苏北一个乡村，童年踩在了计划经济的尾声，他也依稀记得排队领粮票的零星片段，但更多物质生活的辛苦早已被记忆的滤镜剔除淡化，只记得长久处于一种匮乏之中。“这种匮乏不是指多久能吃上一顿肉。”对于一个文学少年来说，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饥饿”，找不到文学名著可读。他最早的文学启蒙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之后是从四处搜罗来的武侠小说。看露天电影，几乎是当时村子里唯一的“文化活动”，一部片子反复地放，放到最后，只要一看到演员的脸出现，就能立即背出台词。

“因为没有别的可看啊。”

徐则臣在镇上念初中，学校前头有条石梁河，新中国成立后修成江苏省最大的人工水库。他每天过桥上学，中午常去河里游泳。初三住校没暖气，冬天自来水管全冻住了，为刷牙洗脸，他得端着脸盆牙具，狂奔去河边。

考上大学，是走出乡村为数不多的机会。1996年，他考上了淮阴师范学院，两年后作为学校定向委培的师资前往南京师范大学进修，毕业后，顺利成为师范学院的一名老师。

就在一切看起来顺风顺水的时候，他再次燃起了出走的欲望。留校当了一年老师后，他决定彻底离开故乡，前往那个无比向往的文化中心：北京。

2002年，为参加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面试，徐则臣第一次来北京。他赶上了一场沙尘暴，街上的女人们不分年龄，都裹着一层纱巾。那时，他还没去过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在他看来那是一种奇异的装束，第一次坐公交就坐反了站，“觉得这些人跟自己完全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里”。

在北大读书期间，他住在万柳的学生公寓，周围是一大片小平房，车一过去尘土飞扬。十多年后，再回到这里，早已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的社区。徐则臣忍不住感慨，“十年时间里，你看到平地起高楼，这种变化是很直观的。”

近两年，因为写作和亲人生病，他频繁往返于北京和老家之间，高铁将距离缩短到5个小时，老家的同乡们也盖起了楼房，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直观变化。

徐则臣觉得，社会和时代发生的任何一点记录，作家都有义务和责任去感知。他从来不相信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一部伟大的作品能不去表达时代核心的情绪、核心的疑难。“作家要有能力去站在一个高处去看待这个时代，去看待我们所身处的生活。”

王城如海一身藏

在北京，宾馆、酒吧、夜总会和高尚社区是一个人间，很多人围着个麻辣烫的摊子也是一个人间，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

——徐则臣

研究生毕业后，徐则臣进入《人民文学》杂志社，从编辑做起，当时一个月工资是1500元，房租1100，剩下400块钱维持一个月的生活。

那是一段被他称为“穷到不能想象的地步”的日子。当时他的住处楼下有家麻辣香锅，23块钱一锅，他一个月去吃一次，剩下的辣椒锅底打包回家，还能再炒两顿菜。

他在靠近北大的芙蓉里与人合租，每天在去西苑早市买菜的路上，能见到各种“边缘人”，办假证的，卖盗版光盘的，在北大旁听的外地青年，以及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的民工……晚上下了班，吃饭常到麻辣烫和烤串摊子前解决，这些人往往也聚在那里，夏天的傍晚，大家光着膀子凑在一起，点几串麻辣烫，喝开了，也聊开了。

徐则臣在早期作品中，刻画了一系列“北漂”小人物（资料图）

追寻理想或单纯讨生活的人，很懂自得其乐，徐则臣并不觉得这段粗粝的日子“苦”。小时候他在农村放牛，也不觉得那是所谓苦难童年：“谁说我苦难，我倒开心着，天天牛往那一放，你就睡大觉，跟几个小孩儿在那玩。”

日后，他把这段“北漂”经历写到了小说里，在他的成名作《跑步穿过中关村》和日后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里，主角都是些游走在底层的“北漂”， 同样“漂”在北京，北大毕业生徐则臣并不觉得自己就比他们高贵。“他们并不是没有文化，有的还上过大学，只是阴差阳错，走到了这一步，但他们身上有种高贵和豪气，不管什么处境、什么阶层都消弭不掉。”

他怀念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亲切与信任，虚拟世界还未如此深远地与真实生活交叠，一切交流都悠长婉转，是眼睛望着眼睛的实在，是无法轻易敷衍的真诚。

直到现在他还和当时一起混过日子的兄弟们保持联系，前段时间他的小说出版，其中一人给他打来电话，说自己看哭了，让他觉得写作这事是有意义的。

19岁那年，他立志成为一名作家。这些年，写作给他带来了诸多荣誉，接连获得了包括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代表国内主流文学最高奖项的称誉，但纯文学写作注定是条孤独而清贫的道路，无法带来丰厚的物质报酬，在偌大的北京，万人如海一身藏。但即使在生活最困窘的时期，徐则臣也没有动摇过。

只有在他祖父病重的那段时间，他深深感到文学的无力。2016年，他去社科院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时，远在老家的祖父去世。挂了电话，徐则臣觉得“百无一用是书生”，“文学不像医学，它能够医治病人，你就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逝去，而无能为力。”

但另一方面，他又坚信，只有文学能将他从虚无和幻灭中拽出，给予力量，那种从创作中获得的快感，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与之匹敌，写作本身就是救赎。

溯流北上 还我故乡

改革开放其实把中国人给推向了世界，这一点若干年以后我们回头看会非常重要。一个人只看见中国跟一个人能看见世界，他的情感、他的表达、他的创造力是不一样的。

——徐则臣

徐则臣办公室门口，正对着的是《人民文学》杂志海外版的海报，这本杂志曾记录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变迁，如今，随着进一步开放的深入，这本老牌杂志也开始了对外传播中国故事的探索。

徐则臣的很多小说都围绕“到世界去”这个主题，在内心深处，他始终觉得待在一个小地方，无论是见识，还是整个生活，都受困于“贫瘠”。“这种贫瘠限制你的生活，而一旦有路径可以通往世界，你那种出走的欲望、到世界去的欲望肯定压抑不住。”

江苏淮安“花街”，是徐则臣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条街道（资料图）

2018年是徐则臣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二十一个年头，到目前正好占据了他生命一半的时间。从决定当一个作家起，他没想到会一口气坚持二十年。显然，写作还会持续下去，再一个二十年，继续一个二十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觉得有必要对个人的写作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如果说，最初的写作完全是由澎湃的倾诉欲望、焦灼的自我表达需求和一点点美好的虚荣心所驱动，那么，当沉默逐渐成为日常的主体状态，曾经的小虚荣、小确幸也即将消磨殆尽的中年生活不期而至，写作将何以为继？

写作日久，徐则臣发现驱使自己创作的原因越来越简单，就是对某些问题好奇，它们对他造成了某种精神障碍，他必须通过写作来探究和明晰，然后尽力找到答案。当然，绝大多数时候他找不到答案，这都无妨，先进去再说。

这促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来处。在外漂荡了二十年，“故乡”的概念这些年对他来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生命是从运河出发的，如今又回归到运河，去寻找，这条通往世界的路径。

他用了4年时间，完成了长篇小说《北上》：为了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马福德，意大利旅行家小波罗来到中国，从杭州出发，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这一路，既是寻根之旅，也饱含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索，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思索。

“我想看一看，在欧美国家的眼里，‘东方’代表什么。”他希望通过向外看的方式呈现出一种有差异性的关于中国的现实。这种“走出去”的欲望不仅停留在生活层面，同时意味着从文学的意义上，也能够一直的往外走，走向世界。

“写作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我肯定不能告诉你明年我的写作一定会达到什么程度，我只能说在我的内心，有一个模糊的图景，我在尽我最大努力去接近那个图景。”在采访的尾声，望着窗外华灯初上的北京街头，徐则臣幽幽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