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园铜仁 人间天堂 “大同”与“小国寡民”间的自然社会
《桃花源记》描写了一个介于“大同”与“小国寡民”间的自然社会,千百年来,陶渊明笔下的那个“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乡村成了无数人的精神家园。关于理想家园的设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老子》中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民不远徙;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礼记·礼运篇》中的另一种“大同”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结合《桃花源记》中陶渊明对村民生活状态的描写,我们很容易看出他的怀古理想和老子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思想之间的联系。贵州的铜仁也是一个以道家思想影响较大的地区,考察铜人之名,缘于元代“铜人出水”的传说。相传元朝初年,有一位渔翁在锦江大小江汇流处铜岩下捕鱼时,在水底捞出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尊铜像。朝廷据此设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明永乐十一年平定思南、思州两宣慰司后,于铜人建立铜仁府,改“人”为“仁”,古“人”、“仁”相通。也就是说铜仁的“仁”,乃三个铜人也,他们分别代表儒、佛、道。考铜仁文化思想的渊流,铜仁也确实是一个儒、佛、道思想并存的地区,尤其是道家思想在铜仁影响较大,至今许多地方乡下人的生老病死还离不开道师,人死之后办道场、施法术,更是为很多人所信奉。
1.社会经济、政治方面
在《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以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社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桃花源记》)人们有良田,种植桑树、养鱼植竹,按照四季轮换,种植五谷等作物。“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极力否定魏晋以来的君主制度,展示一个与秦汉魏晋等封建主义社会相对立的理想社会。“先世避秦时乱,来此绝境,不复出焉……”秦在公元前200年左右,晋在公元300到400多年,前后五六百年“与外人间隔”,外人也从未发现他们,可见周围环境是荒山野岭,交通闭塞,人迹鲜到之处。
铜仁自春秋至今大约近三千年的时间大体上处于这种封闭状态,铜仁道家思想也是从古至今代代沿袭。铜仁周(春秋)时属楚,为楚国西南境黔中地(郡)。“黔中”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战国时,仍为楚黔中地(郡),秦曾置黔中郡。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铜仁属武陵郡辰阳县,隶属荆州刺史部。三国时先属蜀,后属吴,孙吴政权将武陵郡辖县调整成11县,铜仁地仍属辰阳县。晋属荆州武陵郡。据《松桃厅志》记载:“松桃自古为红苗巢穴。”所谓“红苗”,是明代的称呼,汉代以前称为“武陵蛮”、“五溪蛮”。
《国语·楚语下》有“三苗”“其后复九黎之德”的记载,是指由九黎发展而来,最后一部分联合楚国建立了楚国,并逐渐与华夏族融合,另一部分则先后避秦入鄂、湘、川、黔交界的武陵郡五溪地。几千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民,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基本上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境地。《贵州古代史考》云:汉初,西南各国(部族或部族联盟)不服于汉(含巴郡),称为西南夷,与汉隔绝七十余年。大约在战国末期和秦汉时期,他们为了逃避战乱,从荆襄之地,扶老携幼,或沿江,或爬山,一部分经由湘西花垣、凤凰、泸溪、麻阳进入铜仁,另一部分经由巴蜀酉阳、秀山进入铜仁。
面对秦乱,为了安全保命,“不避深幽”,肯定是逃往深山大谷。而能够躲藏五百年不被外人发现的武陵山片区,就只有峰峦叠嶂、沟壑纵横的铜仁梵净山才有这种可能。由于地处武陵山腹地,边远闭塞,交通阻梗,加上历代土司推行“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封闭政策,因而铜仁武陵山人长期与世外隔绝,过着没有动乱、没有苛政、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安乐、平等、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生活。正如《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小国寡民的自然社会。
2.王税方面
桃花源的人们“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人们致力于农耕,没有任何外来干扰夺其农时,作物能按时播种,收获的时候没有“王税”。在这种境界里,少年老人乐陶陶地享有不尽的快乐。再看武陵山区“武陵蛮”的情况(《宋书》卷97“夷蛮传·荆州蛮传”)“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所在多深险。”朝廷对待归顺的蛮人是与汉人一样的赋税,而对于“五溪蛮”红苗,即不纳赋税,因此汉人多逃亡入蛮。桃花源的故事发生在武陵,而此处正是铜仁五溪蛮居住的地方。
3.衣着方面
《桃花源记》中有“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关于桃源人的衣着,在与《桃花源记》互为表里的《桃花源诗》中有云:“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无新制,指没有新的样式。自秦至晋,近五百年的时间里衣服样式因与外隔绝没有变化。其中的“外人”当为“外国人”或“方外人”讲,而非桃源外的人。因为在我国晋时,与四方各国交往已相当频繁,仅《晋书·四夷传》所载“凡四夷入贡者有二十三国”,传中亦多载服饰各异。《书·毕命》:“四夷左衽,罔不咸赖。”四夷指是哪些?《后汉书·东夷传》解释:“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
苗族的祖先是蚩尤。其后裔发展成为春秋战国的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史记·楚世家》载:楚国的先君为熊渠、熊通等,他们一向自称是与华夏有别的蛮人,并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政”。《通志·民族略》曰:“楚以鬻熊之故,世称熊氏”。铜仁松桃苗族姓氏中包含有颛、来、鲧、熊、夷等姓,居住在湘鄂川黔地区的苗族都自称是“仡熊”,其汉语即为“苗族”。也就是说,“仡熊”这支苗族是古代荆蛮苗民后裔的一部分。而桃花源人“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因与晋时年代久远,服饰自然差别很大,直到现在铜仁苗族的服饰仍然沿袭古制,据清代《百苗图》:黔东(铜仁)男装多为青色土布衣裤,包青头帕。女装以交领上衣和百褶裙为基本款式,以青土布为料,花饰满身。若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生活在武陵山的苗人服饰与现今的服饰有很大差别,依然“悉如外人”。
4.家庭社会关系方面
《桃花源记》中,“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人们没有忧伤,和睦相处,更多地表现了友情、亲情、人情,富有浓郁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据《铜仁府志》载,“铜仁地处偏隅,夙称朴厚”、“相杂成俗,而遗风未远,不无染渍,久之遂忘其自来,闷闷淳淳,尚存古意”、“民性淳和,欲尚俭约。”《松桃厅志·风俗》云:“民风古朴,家常食惟谷蔬。”铜仁山峦秀美、民风淳朴、村庄静谧,尊老爱幼、邻里和睦。铜仁的今天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还被评选为“西部名城”,人们待人诚恳、友善,逢年过节相互串门,走亲访友,主人杀鸡宰羊,设宴款待,其乐融融。
从以上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则取舍“大同”、“小国寡民”调和而形成一种特殊的自然社会。朱光潜《诗论·陶渊明》中提到:“《桃花源记》所写是一个理想的农业社会,无政府组织,甚至无诗书历志,只‘有良田美竹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境界颇类似卢梭所称羡的‘自然状况’。陶渊明身当乱世,眼见所谓典章制度徒足以扰民,而农业国家的命脉还是系于耕作,人生真正的乐趣也在桑麻闲话,樽酒消忧,所以寄怀于‘桃花源’那样一个淳朴的乌托邦。”这种自然的社会,与铜仁淳朴无争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模式有着极其的相似之处。
我们知道,文化有鲜明的民族性,也有鲜明的地域性。对于第二次出仕江陵,身处不同文化环境的陶渊明来说,能否认同当下居住地的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东晋时江陵地处武陵山区边缘,与贵州铜仁同属荆州。数百年来,武陵山区“武陵蛮”闭关锁族,与世隔绝,俨然一个老子笔下“小国寡民”的自然社会,而陶渊明为了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上的独立,选择了归园田居,啸傲林泉,正是认同了武陵山区的蛮文化,他在武陵山区的见闻,为其晚年撰写《桃花源记》提供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