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当年:不该遗忘了的香港 “新界六日战”
这是一场极其短暂的战争,却是一段不容遗忘的历史!
1860年(咸丰十年)10月24日,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北京条约》,将广东新安县属的九龙割让给英国。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英国借口法国租借广州湾会“严重威胁英国的香港”,强迫清政府重拓九龙租界,并于同年的6月9日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要求租借面积多达975平方公里的“新界”,借期为99年,于同年的7月1日起生效。
1866年,广东新安局部图(今香港新界)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相关文件
当时港英政府并未急于接管新界,而是派遣辅政司骆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1858-1937)前往新界进行实地调查,于8月底完成了《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报告书》(Report by Mr.Stewart Lockha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他在报告中详尽介绍了新界,并提出以尽量维持现状的统治方针管治新界。
1903年,骆克在山东
1899年,骆克、王存善等勘界委员会成员
1899年初,时任香港总督的卜力(Henry Arthur Blake,1840-1918)派数十名警察等进驻新界,欲修建警署;同年3月,时任香港警察司的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1860-1922)率队前往新界的屏山和大埔,寻找适合兴建警署的地点,以便开展警政业务。
其时,梅含理选定大埔运头角的“旗杆山”搭建席棚,作为临时警署,准备在此举行接管新界的升旗仪式。
当时的港英政府并没有意识到香港岛与新界的不同。港岛远离内陆,以渔民为主,生活简单,而稍有权势名望的家族,亦与港英政府接触甚深,接受洋化相对容易,因而反对其殖民统治的声音没那么强烈。
1898年,九龙中英边界的守卫
但新界不同,地处内陆,多是世代居住于此的农民,有着成熟的乡绅体制,与官府来往密切,且乡民自小耳濡目染,感受到的是殖民者如何破坏自己的家园,外来传教者又是如何破坏根深蒂固的习俗,对其很是反感,尤以当地的乡绅为重。他们担心港英政府接管家园,自己的利益便遭到损害,故而对其接管新界充满抵触。
1899年4月14日,新界元朗、大埔一带的村民决定通过武力抵抗英国接管,聚集约2600名武装人员,燃烧了港英当局设立的席棚;4月15日,百余名英国士兵前往大埔进行镇压大埔,被当地千余名村民围困。
接管新界升旗仪式
1899年4月16日,芵舰“名誉”号载运一批正规军驶往大埔的吐露港,发炮轰击,掩护步兵登陆。
当时乡民领袖邓仪石派兵阻击英军登岸,遭到英军炮火镇压。英军击散乡民武装并占领大埔山头后,时任驻港英军司令的加士居(William Julius Gascoigne,1844-1926)和辅政司骆克进入大埔,举行升旗仪式,宣读条约和行政局命令,要求新界乡民服从英国管治。
升旗仪式上,骆克发表讲话
1899年,卜力向新界乡绅阐释管治原则
4月18日,其余起义村民在上村继续攻击,引起英军防御,并伺机进攻。当起义村民距离英军约200码时,英军以步枪开火,攻击起义村民;19日,起义村民寡不敌众,最终投降。
这场只持续了六日的反英斗争被称为“新界六日战”,时间虽短,但付出惨重。在这一场抗争中,约有500名的村民被屠杀。
晚清,新界元朗锦田吉庆围
如今,这场充满血腥的战斗已经过去百余年,早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世事变幻,我们已无从得知当年事件的残酷,但对于当时朴实的新界乡民来说,家园被外来者入侵占据,是一种痛苦悲愤。
正如《宝安县志》(1960年初稿本)曾刊载的起义领袖邓仪石所作的诗词:“河山割裂实堪悲,为避蛮气始徙岐;太息衣冠文物得,一朝瓦解属番夷。极目乡间何处是,茫茫东海去云浮。滚滚狼烟何日净?那堪回首九龙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