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篱‖学校里（铜川女作家东篱长篇小说《香》第九章）
学校里此时正在开展素质教育活动，一轮一轮的赛讲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聂老师的讲课赢得了教育局教研室的肯定，让他在全市搞了一场公开课。因为这堂公开课，聂老师接替退休的李老师成为语文组的组长。张梅梅也不甘示弱，每日里研读各种教学参考资料，努力挖掘素质教育的内涵和方法。
初中年级全部增加了晚自习，这本来是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与所谓的素质教育背道而驰，可是只要上面有运动，学校总是要搞一些表面工作以显示其重视。作文也从每周一篇改为每周两篇，学生写着难，老师批改更难。教学处制定了详细的量化考核标准，连如何写教案也有详细要求。
我是个大而化之的人，写教案只有框架，没有教学处要求的师说、生说之类。事实上，教学的过程本身应当有计划，有大体框架，但一定要在教案上提前预设出师说、生说显然是愚蠢的，也是不可能的。我能知道我要说什么，但我怎可能一定知道学生会回答什么呢？教案又不是剧本。
张梅梅说学校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每天开着会也要批改作文，腿上放着一厚摞的作文本，用红笔批改，然后写评语，评语还要写够一定字数。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套话——语言通顺，结构完整之类。为了凑够批改字数，基本废话连篇。
我们语文组幽默的张建设老师编了一个段子：
一个教师死后，被玉皇大帝打入了地狱。刚过了一个星期，阎王就满头大汗地找上门来说：“玉帝呀，赶紧把他弄走吧。”玉帝问：“怎么回事？”阎王说：“地狱的小鬼们都被他激活了，天天写教案，谈教育创新，教育兴冥，他还要我做班主任，学生导师，兼职辅导员，绩效考核，师德建设，让所有人满意。”玉帝大怒：“让他上天庭，看我怎么收拾他。”
一个月后，阎王遇见玉帝，问：“亲爱的玉帝，那个当教师的人被您收拾得怎么样了？”玉帝停住脚步，回答说：“你应该先导入，回顾上次我们的谈话概要，再开始今天的谈话！其次，我没有时间和你闲扯蛋，我还急着写教案呢。最后，我再警告你，和我谈话的时候，必须有教案，不带教案的谈话是严重的聊天事故！
张建设好有才，用段子影射我校。我一向对教育主任袁霍海制定的评改作文以字数论的要求很是不屑。我觉得，批改作文要结合学生作文的特点，抓住要点有针对性地下评语。开头好，我就说开头新颖，结尾好就说结尾耐人寻味，中间有好段落，我就用红笔勾出来，旁边写上大大的“好”字，加上感叹号，以示鼓励。
我虽然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老师，但我上课的经验主要来自于早年那些留给我非常印象、个性鲜明的老师们的秘传。我承继了不拘一格自由发挥的做法。比起那些前辈老师，似乎更上一层楼，除了自己在讲台上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之外，我还发明了让学生参与进来的教学方式。很多问题，我愿意让学生来讨论。课文里那些生僻的字词从来不自己查，我总是让学生来查。板书我也写的很少，每个学生几乎都被我叫上台在黑板上写答案。学生经常会出丑，闹出意想不到的笑话来，于是，课堂气氛总是非常得活跃。
袁主任是个说话相当啰唆的人，也就是他制定了象蜘蛛网一样细致严密的量化考核标准，并且一丝不苟地贯彻落实。每当老师们上课的时候，他就在外面巡视，所以，当他听到我的课堂一片喧哗之声，就忍不住要推开门看一下。他一定是以为我没在教室，脱堂了。
平心而论，我热爱教学也热爱学生，每当我夹着教案本走进教室站在讲台上听学生们一声喊，老师好，那一刻心头洇蕴着的所有不快立时便烟消云散了。
我非常享受站在讲台上的感觉，总是趾高气扬的样子，领读课文的时候，我非常陶醉非常投入。张梅梅说过，我在上课的时候最好看，精神勃发，脸色红润。也许人人都有表现欲吧，课堂就是我表现的舞台，此时我就是主角，也是导演，我演并驾驭着学生一起演，直到下课铃响，我总是浑然不觉。45分钟，我从来没有觉得很长，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愉快度过。
有一天，我刚到学校，还没有来得及到办公室的时候，袁主任就截住了我，说，快快，市上教育局来人了，点名要听你的课，他们已经坐到教室里了，你的课调到这一节，马上上课。
此时，语文组的老师们也正在往教室里走，聂老师也在其中。教育局搞突然袭击，我来不及拿我的教案，聂老师把他的课本和教案递给我，我匆匆地走上讲台。
教育局来了五六个人，加上陪同听课的校长、袁主任、语文组老师等，后三排被挤占的满满的，学生们也个个表情凝重。学生失去往日的轻松，这对老师来说其实很致命的，因为我深知我的教学不是满堂灌，不是填鸭式的，我要和学生互动。而学生被后面一堆听课的人吓得不敢说话，这对我惯有的方式来说并不有利。
果然，好多学生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十分拘谨，少有人举手，我只好点名。但我认为我还算聪明，为了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我故意点了会说错问题的学生，他的答案果然引起了同学们的笑声，接着我们再分析他的答案。局面就这样打开了。当然，对于回答错误的同学，我也不能打击他，让大家一起来讪笑他。我随后又找了机会让他领读了一段课文，拾起了他的自信心。
我的课很成功。成功的明证就是不久之后，教育局教研室的领导就决定让我在全市举行一次素质教育的观摩教学。我听到聂老师说，你真行，教研室的人一出教室就给校长说，这个老师是哪来的，没见过，她的课就是一个素质教学的样本。
我是在聂老师之后我校第二个在全市搞示范教学的人。
其实，究竟什么是素质教育，什么是素质教学，我并没有深入研究，我只是凭着主观的认识在课堂中践行而已。我认为语文课堂只要能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就行了，每一篇课文几乎都是美文，不需要老师把它拆分得支离破碎归纳出所谓的中心思想，只要学生喜欢，明白基本意思足以。对于古典文学，我更多是的强调背诵，我爱在课堂上让学生轮流背诵，那天我讲的课是秦牧的散文《土地》，文中引用古籍部分我就让学生们轮流背诵了。
我的成绩也很好，由于梁校长对我的不信任和某些偏见，我并没有带过重点班，差班总是给我，象是我也是个差老师一样。但自从搞了考核之后，袁霍海主任发现我带的两个班的语文成绩竟然与聂老师的重点班成绩不相上下，甚至大有直逼之势。
聂老师慢慢地开始对我不友好起来。他现在荣升组长了，算是我的领导了，给我保持点距离，再给点威严也能理解。张梅梅对我一如既往，有时仍约我到她宿舍里聊天，但聂老师一进来便阴沉着脸，并找理由打发我走。他像是非常讨厌我，他的排斥使我不能尽情地和张梅梅倾诉心事，一时间感到很失落。
各种纷乱的念头和思绪，总是想和张梅梅分享一下，但望着张梅梅窗户上的灯光，想到聂老师的冷脸，脚步又总是迟滞下来。
噢，忘了说老小伙了，那一天从河堤上摔到河里的男人，你们知道是谁吗？他是老小伙。受姑姑的安排，他到学校来接我，并阻止我与瘦高男人的交往，没想到却被瘦高男用摩托车给逼到了河里去。
他的腿摔骨裂了，养了一个月，这才刚刚好。还没有好透，走路有点瘸，但他从来没有责怪我一句。
自从学校严格考核以来，以前的不坐班制也打破了，有课没课八小时都必须在学校。住在校外的我在早读之前必须赶到学校。七点钟早读开始，六点四十五分我必须站在教室门口，如果做不到便为迟到，早读的工资便没有了，如果有三次没有早读，便视为旷职一天，旷职三次，一个月的工资便没有了。
如此严苛的制度，对于住在校园里的老师影响不算很大，这可苦了校园外的教师了。而我是住的最远的，从老小伙的家到学校基本上穿越了整个秦州城，从城南边到城的最北边。
为了我，老小伙早晨五点半就从热被窝爬出来了，我和他都顾不得吃早餐。他推着自行车把我送到川口汽车站，等我上了公交车，他才骑着自行车往前走。他和我一个方向，有时，公交车和自行车会并行，他就朝车上招手，向我示意。更多的时候，公交车把他远远地甩在身后，我看到他在奋力地蹬，趴下身子，象是和公交车赛跑一样。其实他的腿上还裹着绷带呢。
冬天的早晨来得很迟，我们五点半出门天还是黑蒙蒙的，经过近一个小时到达学校天也没有大亮，教室里总是开着灯，灯影里站着等待早读的语文老师和英语老师，有学生慌里慌张地跑来，窜进教室。
站在寒风里等公交车是最难受的事，第一班公交，总是不大准时，担心迟到，心里焦急万分。老小伙和我不断地把头朝车来的方向望去。老小伙眼力倒是不错，公交车刚一拐过川口桥，露一点头他便看到了，说句来了，便和我一起走到站牌跟前。他已掌握了车停的准确位置，能够使公交车前门打开就正对着他，不用太挤就能上去。他选好位置，就示意我过来。
可我还是常常迟到，从南到北，二十多个站点，总有不可预测的情况，水厂那一站学生最多，拥挤不堪，越挤越耽误时间。有一次公交车坏在路上，我还下车和一群乘客在后面推车。
以前的副校长调走了，聂老师势头正猛，志在必得，表现格外积极。早晨他站在校门口拿着本子专门记语文组的老师几点几分到校。只要早读铃声响起，我没能进到教室里，就被宣判迟到，就算是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依然可以给学生早读，也无济于事。不到一个月，我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二次旷职，在周五的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我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袁主任的口里。
我羞愧难当，又心怀怨恨。终于有一天梁校长找我谈话，说如果我再这样下去，工资扣了不说，下学期施行聘任制，有可能我不被聘任，或者发配到偏远学校去支教。
我对梁校长说，就差那么几分钟，我的早读就被宣布无效，那么，我干脆不要早读了。明明还有四十分钟依然可以早读，因为扣了钱，再上也没有意义，我不用上了，上了也是白上。这对学生来说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学校的制度是在鼓励教学还是在抑制教学，是提高老师的积极性还是在打击老师的积极性？教学工作是个综合性的东西，怎可以用条条框框来衡量呢。综合性高智力的工作，怎能简单地量化呢？如果说一定要有标准的话，那么成绩就是标准。只要老师的成绩好，受学生欢迎就行，别的方面学校没必要管得那么多。
我的话惹恼了梁校长，梁校长说，学校的量化管理模式全市都在推广，你却反对。你要不干，马上辞职。
“四条腿的驴我找不来，会教书的人多的是。”
梁校长结束了和我的谈话，点了支烟，冷冷地对我说。
“你也不要以为你搞了一次全市观摩教学就骄傲得不行。教研室推你，学校不一定推你。”
我备感压力，开始向老小伙诉说我的焦虑，喋喋不休。老小伙耐心地倾听，并劝慰我，旷职就旷职，工资扣了就扣了，我们以后早早起，再早起半个小时，看还迟到不。
老小伙还说，任何不合理的、严苛的不尽人情的东西都不可能长久。等着看吧，受不了的肯定不会是你一个人，你不起来反对，总有人起来要反对的。
我还是抱怨家住的实在太远。老小伙象是欠我什么似的，更加用心地去送我。那个冬天真是披星戴月，晓行夜宿。我在路上从未见过白天，比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还要辛苦。我出门和回家时见的最多的就是扫大街的人。
有次邵阿姨晨起锻炼碰到我，不明白我上班还需要起这么早，还跟踪了我半天，把我当成黎明前归家的小姐似的。
我越对学校的制度提出异议，学校就越整我，特别是袁主任。每次全干会都点我名，气得我都想把茶杯摔他脸上。
有次学校请公安局的人来做报告，讲如何应对突发事变。校长、袁主任他们还有公安局的人坐在棚子里，还点着小太阳。而学生和老师坐在操场上，寥天野地里冻得象什么似的，却端端坐着不许说话，也不许跺脚，学生们冻得要上厕所，向袁主任请求说不行。都坐了三个小时了，手脚都冻僵了。我实在看不下去，就站起身向坐在主席台的主讲人提出让学生上厕所，主讲人同意了。
于是，学生像洪水泄堤般跑向厕所，就是在那一次，有个学生发现了厕所后面毛坑里的一具尸体，从而引出了当时轰动秦州城的一桩凶杀案。
这个凶杀案的主谋竟然是袁主任的亲戚，亲戚租用着学校门前的门面房，又转租给四川人开饭馆，因为房租的事情发生争执，亲戚就杀死了四川人。
这个案子也牵扯了梁校长，教育局批评学校管理不善，以后门面房全部取消了，学校损失了一大笔收入。估计梁校长个人的收入也损失了。
校长和袁主任都很恨我，想法子找我的茬。
本来住在校外的人可以不上晚自习，这个制度专门为我也修改了，校里校外全部上晚自习，个人困难个人克服。
晚自习下课，已经九点了，河堤的那段路最冷僻。这种地方，在黑夜里最适合图谋不轨者出没和作案。有一次我在六点多钟的黄昏里走了这段路，竟然就遭遇了一次惊险。
那天下了点小雨，河堤上几乎没有人，一片灰蒙蒙。喜欢浪漫的我忽然觉得这样情景很有诗意，就慢慢地走，欣赏着雨中的河雨中的山。
猛然间却发现一个高大的男人推着自行车走到了我身边，他问我，某某村往哪边走？我心不在焉地说不知道，实在的，我真不知道他口中的这个陌生地名。我继续走我的路，思想在诗情画意中继续徘徊。谁知道这个高个子的男人突然“咔”地一声立住自行车，一声不吭地把我往河堤边的小煤车道上拖。我吓死了，第一次遇到这样事，我连喊的勇气都没有，只觉得两腿发软，象死狗一样被人拖着。大脑一片空白，只有一点我尚明白，传说里女孩常常遭遇的不测就要在我身上发生了——强奸，然后被杀害。此刻的我却一点也无能为力，只有被拖着。我想到要看清他的脸，将来好去报案，但又无法看清，只觉得他是一个摇着铃到处拾破烂那样的男人。
就在我快被拖到草丛遮挡的废弃小煤车道上时，那个拾破烂者却突然放开了我，三步并做两步，迅疾地走到自行车跟前，跨上去飞快地跑了。我失魂落魄地站起来，却发现又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
我又大吃一惊。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老小伙。
我从此便知道，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东西白天是看不到的，不要相信白天的一切正常，就绝不会有黑暗中的丑陋。白天通往学校的这条路是那么平静而祥和，甚至是充满着诗意的样子，可黑暗中它便呈现另一番景象，狰狞而恐怖，作为女人，黑夜基本上是天敌，万万要避开。
老小伙他们的乡村小学，虽然自由散漫一些，对他管的不严。但光是一天到晚送我接我的任务也就够他受了，但他却从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还总是安慰我，好像这就是他的日常工作一般。
老小伙这个人，他的好，有时让我感觉不可思议。
与老小伙淡然处之的态度相反，我却更加地焦虑。我几乎觉得到学校去是恐怖的事，我厌恶到学校去，害怕上班。最害怕的是被点名，然后我看到聂老师在偷着笑，张梅梅的麻木不仁也令我很生气。散会的时候，每一个老师都说说笑笑象是什么也没有听到似的。那个同样被点名的语文老师张建设也安之若素，拍着小个子邹老师的肩膀说笑。
小个子邹老师因压力大，后来得了精神病，被学校送回了老家临潼。
我总是把学校的破事，没完没了地唠叨给老小伙。他成了我唯一可以倾诉的人，也是唯一愿意认真倾听的人。
“不要把垃圾总往家里倒，要说就找你学校的人说去！”
没想到姑姑却不耐烦了。
我一提学校里的烦恼，姑姑马上就拉下脸来，凶巴巴、恶狠狠地对我说话。我诧异地看着姑姑，这个从小把我带到秦州城里的姑姑，此时我第一次在她的脸上发现了另外一种表情，那是一种令人心惊胆颤的表情，从她的曾经清澈而现在混浊得象臭鸡蛋黄一样的眼睛里直射过来。那是一种仇恨的目光，鄙视的目光，嫌恶的目光，好像还不止这些。这目光让我不寒而栗，它象扑面而来的寒潮二话不说地把我从姑姑身边推开，我只有狼狈不堪地倒退和趔趄，却根本无法靠近。
作者简介：
东篱：陕西铜川人，陕西省文化厅百名优秀人才之一。陕西著名女作家。曾工作于铜川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出版有长篇小说《婚后不言爱》《婚戒》《生父》《香》《远去的矿山》五部，其中《远去的矿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作品以凌厉的风格和直面现实的勇气，受到读者喜爱，拥有广泛读者群。贾平凹称赞其长篇小说《远去的矿山》：我读了《远去的矿山》那书，很让我震撼，写得好啊，那么硬朗，那么扎心，那么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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