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大牛互怼 最终断送了大宋！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这么一对经常“猛怼”的政治明星——“伤仲永”的王安石和“砸缸”的司马光。 故事就从这两位“教科书”式的人物说起。

文 | 李逸博 李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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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火线：大宋帝国的财政困境

引发王安石和司马光俩人这次猛怼的导火线是如何摆脱政府财政拮据的困境。

王安石与司马光

当时，神宗在位时大宋帝国的财政问题很严重！

神宗熙宁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为5060万，而支出也是这个数字。

也就是说，皇帝赵顼的国库是空的！

在这一年的春季祭天大典上，按照惯例，大典完成后要赏赐群臣银两绸缎（类似现在的年终奖），国库空了还怎么发？

于是，宋神宗决定耍赖：这奖不发了，大家一起勒紧裤腰带。

帝国很缺钱！对于一个归为万民之主的皇帝来说，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更可怕的是，满朝文武慵懒疲软、凡事得过且过，大宋的颓势越发明显。

宋神宗自幼就一直听说宋朝对辽国和西夏屡屡退让，从来没有硬气过。他当政后，曾怒称“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恨不得一夜之间就使举国上下振作强大起来。

于是，他找来了当时人气最旺、能力最强、道德文章堪称泰山北斗的 司马光和王安石 ：大伙来朝堂上议一议，共同想个好法子。

神宗皇帝也知道，这两人虽然私交特别不错，在政见上却屡有不和，经常互怼，“怼”到俩人不敢当着对方的面谈政治，唯恐伤了和气。

然而，他以为大臣互怼这事甚好——可以让他们两人相互伤害、给对方挖坑，然后激烈互辩。

原因很简单，一方面，皇帝肯定不希望重臣们抱团，这会危及自己的皇权；另一方面，俩人辩上一辩才能才把问题考虑得更全面。

并且，即便最终采纳了其中一方的建议而否定了另一个，这两位“高山仰止”的大家也必定会以江山大业为重，搁置争议、共同振兴内忧外患的大宋。

这算盘敲得不错，简直完美！

宋神宗赵顼，宋英宗赵曙长子，生母高皇后，北宋第六位皇帝

2

两位高官吵得天翻地覆！

这两位还真是棋逢对手。

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不喜奢靡；

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马光学富五车；

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马光忧国忧民；

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马光敢于直言；

王安石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过“三札子”。 （注：三札子，一论君德，二论御臣，三论拣军）

跟神宗预想的一样，两位大牛提出的对策完全不同。

这场关乎大宋帝国命运的“巅峰对决”异常激烈。

*王安石认为，中央要把经济权力收起来，只要善于理财，国家财政充盈就不算什么事儿！

*司马光却坚持：中央只要节俭一点，以农为本、藏富于民，天下自然太平！并且，还对王安石提出质疑，认为他所谓的理财只不过是巧立名目、对百姓加大征税而已。

*经济学家王安石便嘲笑司马光不懂理财，按自己的方案就能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即便是不加税也能使得府库充盈）。

*司马光再度回击：你老王的思路就像当年桑弘羊哄骗汉武帝的那一套！在这位著名历史学家眼里，天下之财，不在民，便在官——国家财政多了一分，民众自然就少了一分，不从百姓那窃取财富而获得财富，纯属扯淡！

......

王安石绰号“拗相公”，司马光号称“司马牛”，二人互撕到到面红耳赤，根本停不下来，都觉得自己所说的才是经世济民的良策。

老王要“变”、要“开源”，司马先生强调的是“稳”和“节流”。

“互怼”的王安石与司马光

其实，他们说的都有道理。

3

经济学家pk历史学家

上述提到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主要是通过增加流通来增加财富。这显然是现代经济学才有的精妙见解。 老王这思路很“穿越”！

具体来看，他的变法思想主要体现以下措施中：

*青苗法：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民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

当然，借了是要还的，还要收利息，等到农民收获季节连本带半年20%的利息（只相当于当时民间高利贷的1/3）一起归还。

用这种方式扶助农桑，打压地主放高利贷的行为，就像政府控制下的农民银行。

*均输法：规定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出卖。

要买到在京城不易到手的货品，就要求东南六路总转运使通晓京城市场信息以做到贱买贵卖，使政府盈利。这是汉武帝与匈奴掐架掐得最狠，搞得军费飞腾，国库见底时采取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当年也帮汉武帝度过了难关。

*市易法：设立“市易局”，平价收购商贩不易售出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时再卖出去。商贩还可以向市易局交纳抵押品，即可成批赊购政府仓库里的货物到各处销售，卖出去之后向市易局还本付息。

这两项措施让政府兼营起“贸易公司”。

*免役法：交钱代替服劳役。

政府拿了钱之后去雇佣闲散的人服劳役。这样一来，政府得到了钱，老百姓也有了充裕的时间从事生产。

*方田均税法：对漏税耕地和田赋清查和整理。对全国耕地进行清查，多查出360万亩；又对全国耕地重新评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不同等次赋税不同。

如果新法能够不偏不倚的得到执行，那宋朝“富国强兵”指日可待！

司马光确实听不懂老王那超前的经济思想，但是，有一点他明白，“经济权力要收归中央”就是说王安石那些新法都是要通过官僚机构来完成。

这位资深历史学家意识到：一旦让官僚阶层亲自玩经济，“变法”就会演变成大宋朝腐败官员的集体狂欢——官僚们会越来越富，而国家的结局会很惨——得罪了豪强，拖垮了百姓，国家会被蛀空。

王安石看到了契机，司马光预测到了效果，这可让当时的神宗皇帝着实为难了一把：两位爱卿说得都好有道理！到底应该选谁？

经过了长达六个月的艰难思考，皇帝还是觉得老王版变法能够让“富国强兵”来的更快一些。因此，他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不到一年又提拔为宰相），着手进行变法。

皇帝给了司马光枢密副使（相当于全国主管军事工作的二把手）之职，希望他能够配合老王把改革工作做好。

可是，司马光不干，还很硬气地告诉皇帝：新法一日不停，我就一日不回朝廷！

司马光还很谦虚：自己只是个被从政耽误了的历史学家。他低调地转了个身，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跑到洛阳写他《资治通鉴》去了。

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这场互怼似乎已尘埃落定。然而，朝廷并没有从此风平浪静。

4

“互怼”扩大为“群撕”

大宋帝国的朝廷俨然分裂成了两党——新党和旧党。

新党一门心思颁布、推行新法；反对派丝毫没有乱了阵脚，依然把司马光当作精神领袖，牢牢地凝聚在一起，卯足了劲论证新法的种种弊端，给新党拆台添乱。

旧党这边简直就是一支“全明星”阵容：除了精神领袖司马光，还有欧阳修、苏轼、苏辙、黄庭坚、程颢等等一大批名人，此外，如文彦博、韩琦、范纯仁等也都是曾左右过朝局的老干部，连老王的亲弟弟王安国也加入了旧党阵营。

作为“政敌”的王安石与苏轼，其实也是私交甚笃

当朝5个宰相、副宰相被称为“生老病死苦”：“生”指王安石，生气勃勃锐意新法；“老”是宰相曾公亮，年老精力不济，对新法毫无兴趣；“病”是宰相富弼，反对新法，称病不上班；“死”是唐介，常与王安石就新法进行激烈争论，看到神宗总是护着王安石，然后急火攻心，恶疮发作而死；“苦”是赵，每见一个新法出台，就叫苦数十次。

换言之，除了王安石，其他四位都是反对派。

这样看来，帝国当时的能员干将几乎都跑到旧党那边去了，新党还怎么推行新法？

但是，我们的老王很坚强，他坚信“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惧，祖宗之法不足守”。于是，他启用了一批官场“小鲜肉”，这群年轻人浑身都是战斗力，而且尚未沾染官场恶习。

然而，他们缺的恰好是那些“老干部”的阅历、情怀、韧性以及人格魅力，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很容易就把持不住自己。

凭着皇帝的支持，新党在与旧党的交锋中不断占据上风，始终碾压旧党。

御史中丞（监察部长）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误天下苍生，必此人也”，神宗立即退回奏折，吕诲请求辞职离京；

知谏院事（高级监察官员）范纯仁（范仲淹之子）上疏说，王安石变法作乱，威胁民众生存，神宗把范纯仁贬到了成都地区做地方一把手；

韩琦，欧阳修等好评如潮的元老级官员也因为反对新法而被“铁血宰相”王安石毫不留情的贬到地方。

当时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朝中，反对新法的人都无法立足，出外当地方官，而新法归根结底还是要地方官来落实，旧党于是就在地方上阻挠新法。

5

王安石黯然离场

前面提到的青苗法，本来是很不错的制度设计，可在实际执行中，风调雨顺的时候还好，如果遇到了灾荒，官府为了自己不担责就会逼迫农民还债，农民只好变卖家产，甚至卖儿卖女。因此，很多农民根本不敢贷款。

王安石还给各级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指标，老百姓不贷款怎么行，官员们还指望拿着个当政绩等着升职呢。

这时，官府开始逼迫农民贷款，玩出了各种花样：比如，根据农户经济状况划分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额度，然后强令当地的富户与其他等级民户结成一个个小组，小组内相互担保，一个还不上借款就让另一些人来还。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遇到饥荒，官府倒是可以旱涝保收，而老百姓面临的是生无可依。

有些黑了心肝的官员为提高政绩居然欺上瞒下，变相将贷款利率提到更高......

而退休均输法与市易法的结果更惨：用官商取代民商这一初衷是好的，然而官商比民商更坏——民商之间尚有竞争，造成的垄断和盘剥有限，而官商掌权后“一家独大”，负责执行新法的官僚们变着法地钻空子、给自己捞钱！

类似的问题不胜枚举。总之，地方官僚们把王安石“普世真经”给念歪了，老百姓越来越穷，官员贪腐一次比一次严重。

并且，越是心肠狠毒、不择手段的官员，越是善于利用新法盘剥老百姓，从而上缴更多的赋税、更快升迁。

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蔡京、李定、邓绾等人都是新党里的典型奸臣。

新党多小人，旧党也没那么纯粹。

相当数量顽固不化、既得利益受到侵犯的大地主、豪强们搭上了旧党的船，摆出一副正义凛然的姿态，与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名士一道攻击新法。

除了神宗自己，几乎所有皇亲国戚都加入到了旧党阵营。久居深宫的太皇太后曹氏、高太后流着眼泪游说神宗，说王安石的新法乱天下。

养尊处优的他们根本不知民间疾苦为何物，只会添油加醋，极尽抹黑之能事，千方百计诋毁新法。

打着新法旗号反新法

这让“拗相公”王安石更加确信：自己变法的措施都是没问题的，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旧党有意在给自己挖坑。 于是，对旧党提出的意见一律充耳不闻。

后院起火，朝中元老尽废，皇亲国戚哭诉......新法还没看到什么大成效，天下人倒像是已经得罪了一大半，神宗皇帝坐不住了，一咬牙，下诏暂停新法中最重要的青苗法。

其实，王安石的新法还是颇有成效的：国库变得充盈，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20年财政支出，再也不用克扣官员薪酬了。另外，对豪强的抑制，对农民负担的减轻作用还是有的。在军事方面，保甲法、保马法、裁军法等动作提升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宋军于熙宁六年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成为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大捷。

王安石感到愤怒，提出辞职后出任江宁府知府。此后，王安石虽然被再度委以重任，可是新党内小人横行、内讧纷呈，被他视为“左膀右臂”的得力干将吕惠卿为了独揽大权，不惜把王安石牵连到一宗谋反大案。神宗皇帝对他也越发冷淡。

最后，这位“改革达人”心灰意冷，彻底告别了政坛。

6

新旧两党轮流坐庄

神宗皇帝去世后，不到10岁的宋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

高太后对变法深恶痛疾，新党的厄运来了。

高太后一上台就召回了已经67岁的司马光。司马光是四朝元老，无论资历还是实力，都可妥妥地碾压新党中任一干将。再加上高太后的支持，他在朝中顿时一呼百应，旧党从此恢复了元气，随时准备向新党反扑。当然，必要的程序还是要走的。

司马光要探探朝臣的口风，向高太后递交了一份奏折——《请更张新法》，要改变神宗时期的新法，引起轩然大波。

新党毕竟已经执政将近20年，马上就抛出了一个论调：“以子改父，大逆不道，天理不容”。

神宗皇帝尸骨未寒，你们旧党就对他的朝政指指点点，合适吗？

旧党也不是吃素的，马上作出回应：“以母改子”！

既然你说儿子篡改老子的东西不妥，高太后是宋神宗的亲妈，老妈更改儿子的东西总可以吧。

高太后对这个结论十分满意，陆续召集当初被贬的范纯仁、苏轼、苏辙、文彦博等重新入朝为官。

王安石推行的所有措施，司马光一个也看不上，不管有效无效，用了一年半就把王安石17年变法积累下的成果挨个铲平、连根拔起。 不仅如此，司马光还贬黜了不少反对派官员。在这一点上，这位历史学家倒是跟老王达成了共识。

旧党内部有人看不下去了，苏轼、范纯仁等认为有的变法内容还是挺不错的，建议司马光区别对待，结果司马光听不进任何建议。

以蔡京为首的一部分“墙头草”看到新党大势已去，便赶紧投到司马光门下，麻利地把自己辖区内的新法废除得一干二净。

7

党争掏空了大宋江山

此后，宋朝元气大伤，不仅贪腐之风肆虐，之前的宽容、理性、妥协精神也烟消云散了。

两位领袖去世之后，他们那些不成器的继任者们就更控制不住自己了：治国理念的互怼蜕变成私利之争。

旧党执政党的位置还没坐稳，宋哲宗就亲政了，哲宗对高太后一手遮天非常不满，也顺带着对她任用的旧党人士很不满。皇帝再次启用新党人士，王安石曾经的得力干将章惇上位，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旧党人士，苏东坡等旧党人士也再次遭遇到了贬谪，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

当年王安石去世之后，司马光还提出建议，“朝廷宜优加厚礼”，颇具君子之风。

朝廷委派苏轼为王安石写悼词，当年被王安石贬来贬去、折腾得差点丢掉老命的大文豪称王安石“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而这位号称继承了王安石事业的章惇宰相，不计后果、不留余地的整治政敌，甚至提出将司马光的坟墓掘开，暴骨鞭尸，还严厉摧残旧党人士的后代。

宋哲宗病死，宋徽宗赵佶继位，由讨厌新政的向太后垂帘听政，宋朝的政策第三次180度大转弯，替司马光等旧党人士正名，再次启用旧党人士，废除变法新政。

9个月后，向太后患病归政，宋徽宗亲政。于是，著名大奸臣蔡京得到了重用。

蔡京肯定不会放过利用党争给自己捞一笔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于是，他向宋徽宗建言：应继承父兄遗志，恢复新法。

宋徽宗看了奏折，反夸蔡京是“王安石再世”！ 王安石要是泉下有知，估计能气得活过来。

蔡京把司马光、苏轼等120人定为奸党，由大书法家宋徽宗亲自书写奸党名字刻在石碑上，立于朝廷大门外，算是铁案，永远不能翻。

奸臣蔡京

到了这个时候，新法旧法孰优孰劣已经不重要了——党争成了滋养奸人、小人的温床，动摇了大宋国本，最后断送了大好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