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娘论文”又引关注 1984年他就曾呼吁关注科学道德

上个月，一篇“论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的神论文刷爆网络。近年来，国内的学术圈并不清静，大量关于学术造假、学术不端的案例被频繁曝出，每次都能引发不小的舆论波澜。

早在1984年，昆虫学家周尧针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的一系列科学道德问题，专门撰写了《谈谈科学道德问题》一文，前瞻性地提出了在科学研究中应遵守的十项道德标准。

这篇文章被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等多家刊物转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今天读来仍然富有启示价值。

对照周尧一生的言与行，在近80年的科学生涯中，他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周尧在进行中国蝴蝶分类研究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

科学“真”的本质要求科学工作者首先必须具备严谨求实的品德，在科研工作中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绝不允许弄虚作假的欺骗行为。

周尧认为追求真理是科学家的良心、职责、义务和节操，是科学道德评价的首要标准和首要原则。

他提出科学家应抛开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蔑视一切权威和压力，尊重事实。同时尽可能地进行实地调查，并充分占有文献资料。

周尧始终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

大学时期，他将一株豆科植物鉴定为田菁，而他的老师认为是合萌。在认真比较两种不同标本并查阅参考书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标本积累和研究，1950年，周尧完成了中国昆虫分类学的初稿，当年以《中国昆虫学》之名出版了第一分册，分赠全国昆虫学界征求意见。

他在序言里说：“我诚意地要求全国昆虫学者的合作和指正，用集体的力量来写好这本书。首先请诸位答复下面的问题……1、是否需要这样的书？2、对这书的编排有什么意见？3、有哪些错误的地方？4、哪些应该补充的地方？5、哪一目哪—科或哪一些写的不好，你愿意合作来编写吗？6、膜翅目、鳞翅目、鞘翅目、双翅目四目还未完全，你愿意合作来编写吗？7、哪些参考书是应该看的？你能够借给我哪些必要的书？”

为纠正国际昆虫学界的错误认识，周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投身中国昆虫学史的开拓性研究。他花费大量时间，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搜寻资料，细致考证，编著成《中国早期昆虫学研究史》（初稿），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文革”后他又全面查考古籍，翻阅《文物》《考古》等杂志和考古著作，对原作重新订正补充，并广泛听取意见，于1980年出版了《中国昆虫学史》。该书以内容的新颖和考证的严谨获得国际昆虫学界和科学史界的好评，广为国内外专著和教科书所引用。

周尧创办《昆虫分类学报》后，既担任主编还负责校对工作，学报上的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他的初审和终审。文字和标点是否准确，新种是否成立，是否符合“命名法规”，他都亲自审阅。

周尧手绘的昆虫图

为探究真理，科学工作者应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周尧倡导科学上的百家争鸣，认为这是推动学术发展的最好方式。

周尧与昆虫学家汪仲毅是至交。1935年汪仲毅拿出自己的工资办了《中国昆虫学文献索引杂志》，却受到一些非议，周尧在论战中积极支持汪仲毅。1946年，周尧创办天则昆虫研究所，汪仲毅鼎力相助，愿意捐出二十亩祖地作为研究所驻地。

但在一些学术问题上，他与汪仲毅有不同观点并进行了数次公开讨论。

面对外界的误会，周尧回答“吾爱吾友，尤爱真理”。

周尧手绘的昆虫图

周尧与陈世骧都是知名的昆虫分类学专家，他们在昆虫分类理论上有较大分歧，多次在《昆虫学报》等刊物上进行公开讨论。这样的学术探讨并未影响双方的关系，他们经常书信往来，互赠著作，交流学术思想。

周尧强调学术争鸣的目的是探究真理，帮助同行成长，“应当注意方式和方法，决不应该打击别人，提高自己，或者是侮辱谩骂。”

在他患眼病期间，有位学报工作人员协助他处理稿件时误把审稿人尖锐的批评意见夹在原稿中寄给了作者，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团结，周尧为此非常难过。敬业惜时，勤奋不懈

周尧在学术研究上硕果累累，又以一己之力创办了天则昆虫研究所、《昆虫分类学报》、昆虫博物馆以及天则出版社。这固然是他卓越才干的体现，更要归功于他对科学事业永不止歇的追求。

“为攀高峰奋蹄腕，化雨人间自着鞭。”正是他勤勉工作、不懈努力的精神写照。

1950年代周尧在西北农学院领导植棉组搞

熟知周尧的人都知道他惜时如金，从青年时起，数十载如一日，每天工作十四小时以上。到了耄耋之年，仍然每天工作10小时左右。即使卧病在床，他也坚持阅读写作。

周尧编著的《农业昆虫学原理插图集》

1984年撰写《中国盾蚧志》第三卷时，他因严重白内障住院接受手术治疗，手术后刚解掉绷带，他就拿起放大镜一字一句地完成写作和校对工作。为了不影响工作，他甚至以绝食的方式提前出院。

《中国盾蚧志》

1991年，已届80高龄的周尧接受委托主持编著《中国蝶类志》。为了高质量地完成这一浩大工程，周尧不顾年老体衰，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中国蝶类志》终于圆满完成，他的身体却下了一个台阶。

周尧手绘的昆虫图

周尧曾定下一年四篇好文章、四年一本好书的目标。从1935年发表昆虫学研究处女作《宁波凤蝶志》算起，他先后发表专业论文220余篇、著作30多部，成为中国昆虫分类学的重要奠基人。倡导协作，关心青年成长

周尧始终提倡学术界的集体协作。他说：“现代社会中，任何科学都联合成了科学共同体。任何科学家个人如果完全离开这个集体，就将一事无成。科学家之间既竞争，也合作；既互相监督，也互相促进。每个科学家对集体、对同时代的人都负有道义的责任。”

南通农学院二五级农艺系全体同学合影

周尧十分善于团结同行。大学期间他创办了昆虫趣味会和《趣味的昆虫》等刊物，吸引了赵善欢、李传隆、蒲蛰龙等一批青年学子投身昆虫学研究。他始终关心其他昆虫学研究者的工作，只要他们需要，他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980年，他听说著名蝉科分类学家程淦藩在《中国蝉科志》的编写中存在困难，就派学生去看望，表示愿意全力帮助。

周尧编著的《昆虫学通论》插图

在昆虫分类研究方面，周尧与杨集昆合作进行了原尾目的分类研究，打破了中国没有原尾目的结论。他与印象初合作研究蝗虫和草原毛虫，发表了《草原毛虫的分类研究》，这是国内首次对草原毛虫的分类问题进行系统讨论。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中国蝶类志》在筹划时期，周尧因其声望被选为主编，他组织全国50多名蝴蝶工作者共同编写，许多昆虫学家闻讯主动送来标本，香港摄影家主动协助拍摄生态照彩图，台湾蝴蝶专家提供台湾地区几乎全部的蝴蝶文稿和照片，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泰国等国的科学家也纷纷给予支持，充分体现了周尧善于团结同道的乐群风范。

《中国蝶类志》的编写加强了海内外科学家的团结，为学者间的合作和交流树立了典范。

1992年，周尧主编的《中国蝶类志》出版

周尧强烈反对学术垄断。他说：“任何学术垄断、资料封锁、技术保密都是可耻的行为。”

他的研究室对各地学者开放，来访者可以免费借阅书籍、标本。他很乐于“为他人做嫁衣”，经常把文献、标本无偿借赠给同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周尧得知北京农业大学的李法圣准备研究木虱分类，便主动放弃了准备多年的研究项目，把亲手打印的740多张卡和亲手采集的木虱标本借赠给李法圣，每有一篇新的木虱文献时就想办法寄给他。同样，周尧的研究工作也得到国内外众多同行的支持，他可以借用全国有关的标本和文献。

周尧尤为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他明确提出：“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在于他自己‘出成果’，还在于他‘出人才’。”

1983年，周尧（中）在华中农学院讲学

除本科生外，周尧先后培养了20名硕士研究生和12名博士研究生。他非常善于调动学生的科研积极性和创造热情，鼓励他们敢于提出新问题，对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总是给予全力支持。

研究生梁爱萍在进行尖胸沫蝉科分类研究时，周尧把自己历年积累的相关中外文献以及从全国各地采集的沫蝉标本提供给他，使得梁爱萍的研究得以顺利开展。

1996年，周尧把获得的奖金40万元和自己积攒多年的稿费10万元悉数捐出，设立了周尧昆虫分类奖励基金，鼓励和支持更多的青年科学家投身昆虫分类的基础研究。

周尧不仅重视学生科研能力的提高，还十分注重学生的品德修养，着力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1999年，执教六十周年大会上留影

他的学生彩万志回忆说：“为了培养我们正确的科学态度，周师在讲授《昆虫分类学原理》课程时，专门把科学道德作为一章，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传授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如何正确对待真理，如何正确对待前辈、同道及后学等等。在我们成长、成才的道路上，周师总是关怀备至。他的言传与身教使我们受益终生。”

服务人民，献身祖国科学事业

周尧认为科学道德问题归根到底是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是科学道德修养中的根本问题、核心问题。他强调广大科学工作者应树立献身社会主义祖国科学事业的精神，明确为人民服务的科学责任。只有如此，才能坚守科学道德，无私奉献，甚至为真理而献身。

纵观周尧的科学历程，他的一生都在回答为谁服务的问题。

周尧常常教导学生说:“科学研究是辛苦的，要想取得一些成就必须有献身精神。”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早年他只身出国留学意大利，是为了学习杀小虫的本领，实现科学救国、农业救国的梦想；抗战期间他放下学业，义无反顾回到祖国，是为剪除危害中华民族的“大虫”。

1938年周尧回国参加抗战工作

亿万农民的需要是他研究昆虫的又一动力。为了控制关中地区小麦吸浆虫，他在地里连续奋战七个昼夜；为了防治青海门源县的蝗灾，他星夜兼程奔赴草原，经历五十多天艰辛的马背生活，试验出防治蝗虫的方法。

他由衷地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取得了成绩，这是他应尽的义务，这是在人民对他的信任和党的支持下取得的。”

正是因为具有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他才能几十年始终如一，忘我工作，不为个人谋利益，面对挫折和困难毫不畏惧、勇往直前、开拓进取，坚持真理。祖国和人民是他从事科研和做人的最大底气。

周尧部分著作

回顾周尧等老一辈优秀科学家的言与行，反思今天学术界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笔者认为，科学道德的培养，不能仅依靠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最大的约束力应来自内在的信念和良心。建立良好的学术风气，需要全体科学工作者自觉培养探究真理的情怀，树立为祖国和人民献身科学的信念，并以此作为科学行为的道德标准。

（作者：夏如兵，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