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障学生考进大学 然后呢？
摘要：从2015年高考正式提供盲文试卷开始，每年都有盲人学子报考，当年就有人考入“211高校”。我们回访了这个少数群体发现，对这些视障群体中的佼佼者而言，大学只是他们改变按摩这般既定命运的开始，奋力前进中，要克服的困难远不止“看不见”这一件事。
所有人都承认，这是一双漂亮的眼睛，大而明亮，闪烁着光芒。第一次见到晓婷，室友感到不可思议，盲人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眼睛，交谈时还能盯着自己。
失明后很长时间，晓婷上厕所还习惯开灯，后来才逐渐纠正这个不必要的动作。一些盲人残有光感——就像常人闭上眼感受到的光线刺激，但她什么都看不见，眼前只有一片难以名状的幻彩。
除了那双眼睛，同样让室友朱妙莹诧异的是性格，不似想象中那样敏感乖戾，恰恰相反，晓婷开朗活泼。学校组织在大门迎接，长着标志鸭蛋脸的晓婷全程都在笑，朱妙莹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反而像个大姐姐”，看起来比其他人还乐观。朱妙莹比晓婷高一届，她们都就读潮汕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商务英语专业，学校特地安排双人寝室，让她照顾这个特殊的学妹。
晓婷是广东首位参加统一高考的盲人。2015年以来，每年都有视障学子通过盲文试卷考入大学。报考者最多的就是晓婷参加的2019年，全国达到10人。
对这个少数群体而言，大学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过去他们只能参与单考单招，学校专业有限，很多人依旧只能学按摩和针灸。现在，有人学习外语，有人学习社会学，有人学习教育学。他们都是视障群体中的佼佼者，但这场融入正常社会的历程中，大学还只是一个开始。
大学校园里，晓婷最喜欢的地方是操场，这里开阔、没什么障碍，让她觉得自由。
微妙的平衡
教学楼是橙红色的，天花板上有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虽然看不见，但进校园的第一天，院长领着介绍时，晓婷就把这些有意思的细节都记在了心里。学校靠着半山腰，路多有坡度，走在上面，很容易分辨方向。下坡时，凉风总从身后扑来，吹得她舒心惬意。
失明后第一次来到陌生环境，晓婷起初很忐忑。学校安排二十几个师姐组成志愿者队伍，轮流陪她去操场和食堂，每半天换人。但人实在太多了，后来走在校园里，经常有师姐打招呼，“晓婷，你还记得我吗”，她实在分辨不起来声音，想不起名字，只能尴尬地笑。
她是这所大学里唯一的盲人，也是被照顾的那一个。
学校免去了她的学费和住宿费。其他人住六人寝室，洗澡要拎着桶穿过走廊去打热水，她住双人间，浴室直接提供热水。这学期，学校还给她添了一台洗衣机，在这之前，她需要记住白天损污的部位，清洗时找到位置细细搓弄，比别人要多花很多时间。
成为室友前，朱妙莹不知道晓婷能不能自己洗衣服，还专门问过辅导员，这是不是自己的职责，得到否定的答案后，松了一口气。
朱妙莹是主动成为晓婷室友的。起初，学校提出让二十多个学姐轮流陪寝。朱妙莹觉得那样需要来回搬弄床铺，不切实际，提议由她一直照料。她也是晓婷所在班级的班助，没有人比她更合适这个角色。
刚开始相处，紧张不可避免。朱妙莹每说一句话都要细细斟酌，避免出现“你看”这样的词汇，生怕触碰晓婷敏感处。有一次，班助们在她们寝室开会，她无意中说了口头禅“你瞎啊”，所有人都一脸震惊注视她，她赶紧跳过这一茬，为此愧疚很久。其实晓婷根本没听到，就算听到，也不会放在心上。
起初，同学也像对待珍贵的瓷器，生怕她破碎一样照顾着。进教室，晓婷还没来得及摸到椅子，就会有人热心抽出来。实际上，晓婷不需要这样的帮助，和所有上了大学的盲人学子一样，她希望自己独立，被当成一个普通学生，而不是特殊的一个。
但有一些事又确实需要帮助。像填写纸质表格，晓婷起初干脆不填，后来实在要交，才开口寻求帮助。“现在想通了，你看不见，有些事就是需要帮助。”她说。就像在人群中跑步时，她需要另一个人伸出手指引方向。
不是所有盲人大学生都乐于求助。武汉理工大学的黄莺就经常不好意思向别人开口。黄莺是高考盲文试卷最早的受益者，2015年以高出当地理科线85分成绩考入这所211高校社会学专业，现在已经研二，和同学一起去食堂，还不好意思问太详细的菜单，生怕过于麻烦对方。相处一段时间后，她的室友才发现，黄莺不吃蘑菇，一点都不碰。另一个朋友偶然发现，黄莺的鞋子总是湿的，一问才知道，她老踩进水坑，冬天脚会冻得冰冷。
黄莺自小丧失视力，一直在盲校长大。盲校有低视力同学，像填表格、接收验证码这样的事，她很自在地就会求助他们。她知道自己可以回馈对方，比如帮人家解题。但在大学，求助变得艰难起来，“就会觉得我可能很难帮别人做什么。”
为了融入集体，黄莺也主动培养新爱好。过去在盲校，她主要听有声小说，进了大学，发现同学们都在看综艺、追剧，也加入进去，听两集就能分辨出来角色。那时候寝室里最常讨论的是《奇葩说》，讨论各自喜欢的辩手。黄莺最喜欢嘉宾高晓松，觉得他声音好听，说的也好，既“接地气又文艺”。她挑剔声音，要是电视剧配音不好，就看原著小说。她喜欢靳东和王凯这样声音好听，用原声出现的明星。
黄莺在学校也经常被过度关注。她常常一个人走在校园，熟悉到后来一些路不需要依赖盲杖，经常有同学看到后担心，给她室友发微信，“怎么让黄莺一个人走”。它们通常来自不熟的人，每次接到这样的消息，黄莺的室友嘉嘉就很无奈地宣告一个事实，“黄莺自己能出门。”
熟悉路线后，黄莺还能独立走出校门。大四实习，她每天要从家里坐18路公车去社工单位。她知道，声音刺耳杂乱的不是18路，整齐利落的那些才是。黄莺有光感，每当伴随着熟悉的声音，公交车庞大身躯如一团黑雾遮住视线时，她就会问司机，这是18路吗，十有八九不会错。司机也很照顾她，每次到站前都会提醒她。
时间久了，人们也会了解到怎么正确对待身边的盲人同学。相处一年，朱妙莹觉得晓婷几乎能做到生活中所有事，看着她行动自如地洗衣服，晾晒，常有她并非盲人的错觉。晓婷有时吃饭时洒在外面不自知，她就默默拿张纸巾擦了，“都是举手之劳”。
她们之间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当着晓婷面，朱妙莹在电话里很自然地谈论起了当时无意说到“你瞎啊”的事。当然，那次失言后，她再也没说过这个词，连“你聋啊”、“你哑啊”也不再说，“那种内疚太深刻了，所以不会再说出这些词”。
到校第一天晚上，晓婷在操场向师姐们询问大学的相关情况，她对大学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
争取来的权利
入学一年，晓婷适应了大学生活，结识了好闺蜜，来自茂名的一个女生。最早，晓婷有次去操场找班级时迷失了方向，对方主动帮了她，后来两个人在英语俱乐部协会又碰到了一块，才知道对方是同班同学。
她们每天黏在一块，一起上课，吃饭，去校门外吃零食。在店里，都是对方给晓婷介绍菜单。两个人都爱跑步，晚上一起去操场，晓婷在右边，左手搭着好友手腕，亦或对方直接握住她的手腕。
但今年开学，好友辍学了，家中有弟妹要供养，不得已要放弃学业，出门打工。除了辅导员，这件事她只告诉了晓婷。原本她们今年还约着要一起去市区逛街，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晓婷没法理解好友辍学，她自己好不容易才考上大学，说什么都不可能放弃。她很伤心，同时也感到某种庆幸。失明后，她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家里也不会给她任何压力。
晓婷说话速度很快，语气温柔和俏皮，即使说起失明经历，也频频带着笑声。但失明前的她不这样，而是冷冰冰的，对谁都爱理不理。
知道眼睛出了问题是小学五年级，测量视力，遮住右眼，突然发现左眼什么看不到。下意识是遮掩，移开一点手，用右眼完成测量。很长时间里，晓婷隐瞒了视力问题，因此怯于和人交往。
右眼视力也在一点点消失，视线范围不断缩小，她开始莫名其妙撞上桌子、墙壁，绊倒在台阶，每次都用不小心来掩饰。
初二，为了追逐同学，她撞上了电线杆，眉骨肿起，委屈地眼泪横流。回到家，第一次说自己眼睛有问题，一开始母亲还不在意，说可能是近视，她大声提醒，已经一只眼睛看不到了，家里才慌张地带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报告如同一份死刑宣判书——视网膜色素变性。医生说不可医治，注定将失明。
最后的视力在高二也流逝了。她休学在家，自我封闭，谁也不见。那是不堪回想的一段经历，在家里走两步就会磕一下，有时一天都睡在床上，也没法玩手机。在快要失明前，她删掉了朋友圈所有动态，不忍看以前那些美好记忆。
家里人没有放弃。姐姐跑去图书馆借盲文材料，碰巧有志愿者推荐公益活动，4天时间传授盲人独立出行的技巧，回到家，以命令式的口吻让她参加，“已经报好名了，必须得去”。
那时候晓婷已经休学一年，正沉浸于没法参加高考的痛苦。参加活动是第一次出门。正是这趟出行重新打捞了她的人生，改变了她“盲人没法独立生活”的看法。中午吃盒饭，大家都自然地拿起筷子，没人需要帮助。大家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两个男生做按摩工作，喜欢听相声，还喜欢历史，从古侃到今。
她意识到，原来盲人也可以有正常的人生。第一次知道手机有无障碍模式，可以读屏，那天开始重新玩手机。一开始的语速设置只有三四成，几个月下来，渐渐提高到满速，正常用户听不懂的速度，语音像子弹一样噼里啪啦往外冒。
也是那次活动，她知道了盲人可以参加普通高考。前人争取来了这项权利。2014年，根据《残疾人保障法》“残障人士有参加全国各类升学和任职考试的权利”规定，46岁的盲人按摩师李金生在河南申请到了首份普通高考盲文试卷。次年，教育部、中国残联联合下发文件，正式在高考中为盲人考生提供盲文试卷。
黄莺从心底里感谢李金生，如果没有他，她大概率也会学习按摩。那是命运早就写好的预言。“从小学一年级就知道了。”黄莺在盲校的学姐王澍说，2013年高中毕业的她当时只能参加“单考单招”，去了长春大学学习推拿按摩。
王澍现在在西北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读研二。为了读研，本科时她和同学先申请了四级考试。直到考前她们都不知道申请是否成功，走进考场，发现没有盲文试卷，又尴尬地收拾东西离开。同学像战士一样不断努力，甚至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次年她们得偿所愿。那是2017年5月，四六级考试首次提供了盲文试卷。
如今，视障学子至少参加普通高考不再是难题。2019年6月，只学了一年盲文，晓婷就迫不及待进了高考考场，拿到一叠叠试卷。盲文用一系列点的组合来指代韵母和声母，在英语里则指代字母，一份试卷常有几十页。
当时她怕的不是难题，而是速度。盲文本就不熟练，特别是英语，有时候摸到最后，才发现单词不认识，白白花去时间。英语分也最低，虽然比别人多了20%时间，但晓婷只做完了一篇阅读，作文也没来得及写。
考进大专，晓婷知足了。高考结束那天，她发了失明后第一条朋友圈，“感恩可以用盲文试卷去赴我迟到的青春之约。”
大学教室里的晓婷。
不愿活成榜样
考进大学的那个假期，数不清的采访找上了黄莺。这是一个完美的励志故事，自幼失明，自强不息，自律坚持，最终得到命运垂青。
一次走在校园，有人指着她说，“这就是那个厉害的盲姑娘”，她心里暗暗窃喜。毕竟从没有人走到过她到达的地方，她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人。
但随着聚光灯渐渐离场，落差出现了。上英语课，同学们和老师对答自如，她则听得吃力——她初二去了青岛盲校才开始学英语，一直都不擅长。也没有社团活动经验，她连部门间的区别都需要好友科普。
她把这些倾诉给朋友，没有得到安慰，反而被注了一剂清醒剂，“大家之前佩服的不是你本身，而是佩服你残疾还能和普通人做的一样而已。”导师也劝她，“现在真正应该做的是静下心来好好学习。”
她将自己的时间都投入了学习。可教材就是件难事。大学没有盲文教材，一些视障学子拿到教材干脆藏进衣柜了事。
解决办法是使用电子版。黄莺得到了学校和社会机构的帮助，由学校将教材寄给北京一家社会机构，由后者扫描成电子版，供她在读屏软件阅读。她自己也有扫描仪，一些材料自己就可以转换。
但还有一些课程教材没法用电子版，比如黄莺最头疼的高数，系统没法识别公式和符号，机器也没法朗读。在高考数学中，最让盲人学子烦恼的不是压轴难题，而是立体几何，一些人会用铁丝制作的模型来感受空间。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视障学子在大学选择纯文科，除了学高数太困难，做实验也显得不太现实。
黄莺起初报了新闻传播专业，渴求做一个编辑或是记者，但学校开会后认为，课程学习难度太大，沟通后改成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学要学高数，老师授课高度依赖板书，总是从“这里”直接算到“那里”，她什么都听不懂，就傻傻坐了两个月。
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黄莺只能自己摸索。学校安排了学姐课后单独再教高数，她们口述，黄莺自己转化成盲文，再用盲文计算。为此，她要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每周三到四个晚上，一到两小时，还不包括课后做练习题的时间。
学期末，黄莺高数拿到了97分的高分。而整个本科，她的成绩能在30多人的班级里位列前三，如果算上社会活动加分，综合测评排名第一。听起来有些惊讶，但这是事实，很多视障学子进入大学后的成绩都非常优秀。这都是靠比常人更努力换来的。
另一位视障姑娘，来自安徽的王香君，2015年考入天津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在校期间无论文化课还是专业课都位列第一。她每次都录音课程，回到寝室整理，又让陪读的妈妈念课堂笔记，一点点将重点刻成盲文，每晚忙到12点。甚至连跳绳考试——她一开始很难掌握平衡，最后都通过不断训练，以一分钟180多次的成绩排名第一。
晓婷在大学同样比别人付出更多，睡觉外的时间几乎都在学习。英语考试时，其他人看卷子，她则由朱妙莺在身旁读题目。有些单词朱妙莺也不认识，念到一半停下来，“晓婷我先查一下这怎么念”。朱妙莺说话带些潮汕口音，晓婷有时听不明白，就让她按字母逐个拼出来。这还算好的，还有一门考试，她直接用手机读材料，那是机械的没有感情的声音，总是要停下来选择按字母拼写才能认出来是哪个单词。
班里的其他同学在班里阅读教材，没有盲文版。
上课时，晓婷只能用盲文记笔记。
好在这些努力最终都看得到回报。大一结束，凭借成绩排名，黄莺评上国家励志奖学金，那是她最有成就感的时刻，请嘉嘉喝了奶茶作为庆祝。嘉嘉总帮一些像取快递这样的忙，她则经常请喝奶茶作为回报。
但那时候起，黄莺发现自己走入“另一个极端”，她开始排斥那些关于“励志”，“自强自立”的报道，不再因为被关注而欣喜，相反希望一切都能自然平淡，自己被当成普通人对待。
可是事与愿违，从大二开始，黄莺被挑选进入各种巡回演讲团。大四，各种荣誉也接踵而来，她被官方评选为“最美大学生”。记者们又重新找上了她。
私底下，她也会和好友嘉嘉一块儿吐槽，接受采访翻来覆去都是同一套说辞，以至于嘉嘉说自己都能背诵全文。这学期刚开学，黄莺再次站上了讲台，研究生新生入校，她被安排做半小时演讲，一个本科同学支教回来今年入学，路上碰到她，告诉她这会是自己第五次听她演讲，黄莺也笑，告诉对方“还是那些内容”。
当然，现在的她早已不像大一参加演讲比赛时那样，用“别人说你就是个残废”这样的话渲染自己的痛苦，而是语气平和地讲述自己的经历。
相比励志传奇，黄莺更享受作为普通人被体认的时刻。实习路上，公交司机和同事说起她的故事，说视障者也可以一个人坐公交车，也可以用手机，读大学跟普通人是一样的，黄莺心里美滋滋的，觉得对方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在和学姐王澍一起开设的公众号里，她写道，“不愿背负标签，不愿活成榜样，只希望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可在现实中，作为一个普通人被对待的时刻还是显得太稀有。嘉嘉也希望黄莺能交更多的朋友，介绍她给学弟学妹认识，但发现并没有什么用，学弟学妹总是怀着敬仰的态度，“把她当成了榜样，不会当成一个学姐或者朋友。”
2015年4月10日，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盲人考生在引导员的带领下排队进入考场。
迷茫的未来
一个尴尬的事实是，至今，参与普通高考的盲人学子依旧不多。报考者最多的2019年，也只有10人。
2015年，包括黄莺在内，8位视障学子参加普通高考，7人被大学录取。但到2020年，报考者回落到5人，包括2名西藏全盲考生，使用藏文盲文试卷作答。
多位业内人士提及的重要原因是普通高考和单考单招的冲突。从2016年开始，考生们只能两者选其一，很多人选择了更稳妥的后者。
黄莺猜测，2015年，单考单招的高校还没来及反应，让他们这届考生钻了空子。像她，在参加普通高考前，已经手握长春大学的入场券。但之后就不行了，单考单招高校也要考虑生源，录取后直接提档，就算参与普通高考也没法填志愿。
另一个原因则更深层次，令很多视障学子没有动力脱离既定轨道——即使读了普通大学，就业依旧困难。
2019年，最早参加普通高考的盲人学子中，至少有两人步入求职，但都遭遇了想象以外的困难。安徽姑娘王香君想成为母校合肥特殊教育中心的音乐老师，温州大学思政专业的郑荣权则报考了南京市盲校，他们都顺利通过了笔试和面试，但都倒在了体检，视力不及格。
最终，在媒体报道后，两人都成功入职。王香君回到了母校，学校很欢迎她的入职——体检的规则并非学校设置。今年，学校搬迁新址，她正在适应新环境。一个星期时间，教室到宿舍的路已经熟悉了，但去食堂偶尔还会迷路。这是她和其他老师不同之处，但除此之外，她说，自己完全可以承担这份工作，那条体检的要求显然不合理。
在盲校，她更能体认到自己的价值。她明白盲人孩子在想什么，需要怎样的教育方式——教钢琴课，她会准备一个鸡蛋，让学生们用手握着去练习标准手势，那是以前她学习觉得特别有用的技巧，现在教给了他们。
尽管王香君和郑荣权后来都成功入职，但规则并没有变化，他们的经历没有让一些后来者更有信心。想到就业，王澍就显得很气馁，在电话里忍不住地叹气，虽然她学的就是特殊教育，又读到了硕士，但依然不敢想这件事。
她也希望成为一名特教老师，但觉得自己没有其他人那样有能力获取关注，有勇气战斗。即使参与了四级英语考试破冰，但更多工作也是同学做的，她只是一个跟随者。一直以来，她都不太受到媒体关注，也不想受到关注。
刚过去的暑假，她连找兼职的勇气都没有，哪怕去早教机构打下手，或者去商场发传单，都没有机会可言，“为什么要尝试，明知道它不会接受。”
对她来说，考研已经是脱离现实的选择。她很理解自己本科推拿专业的同学，他们毕业后大多去按摩院或是社区医院做了按摩师，“也不能说接受现实，应该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王澍的盲校同学张炜军今年入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研究生。在盲校，张炜军一直是班里头名，又以第一名成绩被长春大学推拿按摩专业录取。他曾经想过，以后在社区医院找一份按摩工作算了。但那段时间他总是做梦，自己的余生在按摩床前度过，大好青春就从双手流出，流过按摩布，流入患者的体内。正是这种不甘心，让他有了读研的念头。
9月开学后，重新步入校园的他没有太多精力想就业的事。但也清楚，这是绕不开的事，“不让你考试，还可以去诉诸法律媒体各种途径，但就业，比如说公司不招你，能咋办。”
他能做的就是努力提升自己，“看能不能让自己强大到别人无法替代的水平。”
报名普通高考，晓婷只想完成心愿，根本没想过就业。刚进大学时，她觉得自己也许会做个电话客服，随着学习深入，也开始希望未来工作能用上英语。
但也不能多想，这个年轻姑娘聊什么都元气满满，说起就业就寡言起来。另一个会让她沉默的话题是恋爱，这两件事类似，自己说了不算，只能随缘，“走一步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