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散文 其发展亦具有独特的模式

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曾经指出：“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这种文化的模式化不能轻视，不能把它看作是无足轻重的琐事。正如现代科学在许多领域正在坚持的那样，整体不仅仅是其各部分之和，而是产生一个新实体的各部分的独特安排和相互关系的结果”。

露丝认为文化具有模式性；而文化模式是“新实体的各部分的独特安排和相互关系的结果”。宋代文化模式被学人称为“宋型文化”，作为宋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散文，其发展亦具有独特的模式：群体蓬起与流派纷呈，由此促进和推动着宋文创作的发展与繁荣。

宋代以前的散文发展是以个体写作为主，极少出现具有自觉意识的创作团体，即便是在我国散文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虽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也都是各揭一帜，互不联属。秦汉以还，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之类，尚不具备明确而自觉的群体意识。至唐始有改观，初唐“四杰”，稍见端倪，而韩柳主盟，已成声势。

入宋之后，文人群体意识空前强化，大致相同或相似、相近的指导思想与审美趣尚，使散文家们结成了众多的创作团体。《宋史》卷四百三十九《文苑传序》称“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人沈晦谓“国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

至天圣间，穆修、郑涤之徒唱之，欧阳文忠、尹师鲁和之，格力始回”；全祖望言“欧阳、三苏、曾子固诸人，代继其踪，又有周、程、张、朱诸大儒继起，远接历圣之传，明道以觉世”；叶适说“程氏兄弟发明道学，从之者十八九”；清人曰：“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无不点明了宋代散文作家群体的涌现与散文流派的繁富。

从宋初的五代派、复古派到南宋末期的抗战派、遗民派，其间的作家群体及流派数以百计。宋代散文的繁荣兴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依靠了这些作家群体和不同流派互相激发、互相竞争所产生的强大而持续的驱动力，不同群体、不同流派的出现，使宋文创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正如露丝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要理解人类行为的历史，就必须研究这些团体现象”，研究宋代散文的发展，也必须由此入手。

前苏联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格·尼·波斯彼洛夫指出：“每一种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学流派的产生、互相影响和替代的过程。在这些流派的作品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出相应的艺术体系。这些流派还常常创立相应的创作纲领，作为文学思潮出现”。宋代散文的发展正是众多不同的创作团体和不同的创作流派相继产生、互相影响和替代、承传的过程。

宋代的散文家们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前代的文学传统，一方面又艰难地开辟着前进的道路，因此，复古创新成为时代的思潮，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力图在融化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写出新的面目，只是由于学识和才力的差异，体现的水平也参差不齐，甚至对立。对于各群体与流派间的共同点、相关性和分歧点，将另文专论，此不赘言。

宋代散文各体的发展是以流派承传的方式延续变化。如前所言，宋文发展的运行机制乃是多元并存，在其相互整合的过程中形成一种驱动力。综观宋文发展的全过程，则不难发现，其多元并存的局面，实际上是以流派或群体承传的形式维系的。

散体古文始于宋初复古派，以穆修为代表的古文派接续之，至欧苏群体而极盛，定尊正统，其后为各派所接受，衍传不绝。“宋四六各有渊流谱派”，其首发于五代派，西昆派张而煌之，风行土林，至欧苏群体“始脱恒蹊，以气行则机杼大变，驱成语则光景一新”，前人称“庐陵、眉山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在骈体中另出机杼，而组织经传、陶冶成句，实足跨越前人”。

是则经过大家作手的革故鼎新的姿貌传衍艺苑，故南渡前后文采派崛起辞林，出现了李清照、汪藻、孙觌诸作手，而南宋诸流派，成就虽有不同，要之，皆不遗四六骈体。

前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波斯彼洛夫曾云：“在各国文学发展的每个阶段内，出现了文学流派的各种不同关系，在每个流派中，又显示出作家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和社会信仰的特殊内在规律性。这些规律性是社会生活发展一定时期内的具体条件造成的”。宋代众多散文流派间的相互关系是十分复杂的，除了共有的承传性外，诸如对立关系、互补关系、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地域关系、党派关系等等，这些，将另作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