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亮：民国大师高步瀛的交游 著述及相关研究

清末民初的历史与人文生态，看似与今天相距遥远，然揆诸实际，又恰如昨天。审视今人所建构的20世纪学术史，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翘首膜拜的大师，但对一些今人不太熟悉的面孔所记尚属简略。高步瀛便是其中一位被“简略”者。

高步瀛（1873—1940）[1]，字阆仙，又署阆轩，“门生故人于举殡之日，私谥为贞文先生”[2]，河北霸县辛店乡北庄头村人[3]。是晚近民初著名的文选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家、礼学家、考据家、教育家等。擅骈文，精古文，师承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历任（保定）定兴书院、畿辅大学堂[4]和保定优级师范学堂、国立北京高等师范教席，学部图书局主编，教育部佥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沈阳萃升书院讲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保定莲池讲学院教授，辅仁大学教授等职。著有《选学举要》、《古文辞类纂笺证》、《文选李注义疏》、《唐宋诗举要》、《唐宋文举要》、《文章源流》等。

一、主要交游

高步瀛及其学术成就诚所谓“旧知名”。“考据家”、“古经史学家”、“河北真儒”等，也只有深刻了解他的为人及学术成就的人才能够予以一种既关乎学术成就、又关乎个人品性的正名。自高步瀛去世至今，有关其个人及著述的研究都较少。

有关高步瀛个人之研究多类古代史书之纪传体，对其一生行迹、师友交接与为文著述等予以叙述及评价。如程金造《回忆先师高步瀛阆仙先生》[5]、《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6]、顾学颉《笺证、考据学大家——高步瀛先生》[7]、聂石樵《古经史学家高步瀛》[8]、孙继民、吴宝晓等《燕赵历史文化名人》[9]、姚渔湘《高步瀛的思想与著作》[10]、万福增《河北真儒高步瀛》[11]、王森然《高步瀛先生评传》[12]、《高步瀛先生评传续》[13]、大陆杂志社编《中国近代学人像传》[14]、姚高淑芳《追念先父高步瀛先生》[15]等。以上论著对高步瀛之为人、行事、治学、思想及历史定位做了大致介绍，但有些细节亦未注意到。

高步瀛是当时的政界要员、学问大家，又砥砺特行，故相与交接之人或一时名彦，或日后成为大家。在京任职教育部期间，参加了很多结社、集会活动；其于京、冀、沈三地教学期间，同事学弟，往来谈学论艺，亦与多人定交。有关高步瀛师友交接，程金造、聂石樵等人之记述虽提及，亦不完全。赵成杰对高步瀛之生平、交游关注较多，作有《高步瀛交游新证》[16]、《鲁迅与高步瀛交游考论》[17]、《<贺葆真日记>所见高步瀛著述交游考》[18]。又据其近年所搜集资料，成《高步瀛学术年谱简编》[19]，为高步瀛37年之生平、学术等做编年考订，是迄今为止有关高步瀛之生平、交游、著述、学术研究特点等最为全面的研究。不过其中存在部分舛错及缺漏。有关高步瀛之出生地、中举后的教学情况、留学日本、归国后的任职、任教萃升书院等需加以订正，高步瀛与陈垣、杨树达、金毓黼等的交游也需补充。

二、代表著述及相关研究

高步瀛濡润传统四部之学，又处清季民初东西交汇之际，且曾留学日本，故亦受西学熏染。其一生著述，从体例上来说仍属传统学术，尤其是践守清学传统，通过考据来阐发见解。为推行平民教育，也曾编辑过通俗性读本。赵爽曾简单介绍吉林省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云南图书馆所藏高步瀛著述情况[20]。然高氏著述尚有赵成杰、赵爽所未考者，如余祖坤所编《历代文话续编》收高步瀛《文章源流》、《京师教育报》所刊《海客漫录》等。

《唐宋诗举要》：《唐宋诗举要》于高氏生前已出版，程千帆先生曾说：“年龄在七十左右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没有读过此二书（按即《唐宋诗举要》、《唐宋文举要》）的人大概是很少的。”[21]故学者对此书之关注较多，如胡传志阐释了《唐宋诗举要》与桐城派诗学的关系[22]；郑学、韩小静则对《唐宋诗举要》的诗学渊源进行了辨析，将其定为“综合《古诗选》、《今体诗钞》、《古今诗苑》、《十八家诗钞》、《瀛奎律髓》等多种旧选本之长，杂验诸家别集而成的杰构”[23]，既是针对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说明”，也实际对胡传志的阐释予以了商榷。

《唐宋文举要》：高步瀛生前出版之著述不多，《唐宋文举要》是其中一种。至今有韩传慧、郑凯歌二人以《唐宋文举要》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进行研究[24]。韩传慧重点分析了《唐宋文举要》的体例、对桐城派的继承，并就此选本与《唐宋八大家文钞》《御选唐宋文醇》《古文辞类纂》做了对比。郑凯歌则对《唐宋文举要》的编选、选文、集评、注释及高步瀛的文章观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三、文选学及其研究

从选学史来看，20世纪早期选学家如骆鸿凯、周贞亮等，对高步瀛之选学研究、尤其是《文选李注义疏》多有注意，并从研究方法、观点等方面予以参酌。

从后学之研究来看，最早介绍高步瀛选学研究成绩的，是为其做评传、行状、纪念文章诸家。如程金造介绍高步瀛对李善注的研究说：“高先生生于李氏千余年后，对李注引用的一千多种又多不存于今日的书籍，除了证善注所引之文，订正讹误，发明义例外，更补出善注中疑缺的许多事项。于清人张云璈、钱泰吉两人所列的李注义例诸条，更增补了张、钱二氏义例所未尽者七例百数十条。《文选》之学，读者于义例不明，则李注注次第不得知，五臣羼入李注之文，亦不得而知。而非五臣之滥入李注者，更不得知。所以海内研治《文选》，见到先生《义疏》的，无不惊叹。认为先生的精博，远远超出李善之上。”[25]介绍了《义疏》的突出成就，皆符合实绩。

从学术研究角度对高步瀛选学研究做出系统评定的开拓者，当属曹道衡、沈玉成。二人在《文选李注义疏》前言中以《义疏》为本，详细分析了高步瀛选学研究的成就与特点。指出其治学方法“基本上是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笃实、渊博的长处，并能不囿于‘经今古文’学派的偏见”，对涉及“古代典章制度的问题”、“经学、文字学和史学”方面的问题，都能旁征博引，考订是非。指出此书校勘方面的成就，“尤极精审，他不但对现存的各种李注版本以及六臣本等异同，一一校明，还用了清人所未见的故宫博物院藏古钞本、敦煌唐写本残卷等校正各本之误”。

在李注义例的阐明上，高步瀛亦能“继张云璈、钱泰吉之后，进一步阐明，……发明张、钱所未及，据此以辨别李注与李善所引前人旧注或误入的‘五臣注’及其他人窜入的文字，使久被羼乱的李注得以渐近其原貌。”在论定高氏之成就的同时，二人亦指出其在“许多疏释引文过多”、“引书失校或笔误”等方面存在的不足。[26]曹、沈二氏据《义疏》所指出的成就与不足，多为后来注意到高步瀛选学研究者所因袭。

在众多选学研究者中，王立群教授最早注目于高步瀛。在《论20世纪<文选>学家流派与<文选>学研究分期》一文中，王立群将20世纪的选学家分为传统派、转型派和现代派三派，并以高步瀛作为传统派的代表。“高步瀛代表了20世纪传统《选》学中最为纯粹的一派，这一派恰恰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正统的一派。以朴学传统研治《文选》，以整理恢复李善注为终极目的，注疏考订繁征博引不厌其详，为此派最显著的特色。”[27]王立群之分派及对各派研究特点的分析，对20世纪选学史的研究裨益甚大。

在比较周贞亮与骆鸿凯同名之作《文选学》一文中，王立群亦指出周贞亮对高步瀛选学研究的诸多继承，由此亦间接指出了高氏选学研究的成就[28]。

在评述20世纪前期现代选学对清代传统之继承与发展一文中[29]，王立群重点分析了高步瀛、周贞亮和骆鸿凯三人的成就。首次介绍并评价了高步瀛《选学举要》，称赞此书“为20世纪现代《选》学通论的开山之作”，“现代《选》学的发轫之作”，“开20世纪现代《选》学整体研究《文选》之先河，具有某种现代学术‘典范’（paradigm）的意味。”对该书之成书、内容作了详细介绍，并客观地与周贞亮、骆鸿凯二氏之相关研究做对比分析。指出高步瀛对汪师韩选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开列选学书目、名作选读等内容及研究方式对周贞亮、骆鸿凯及屈守元等人之影响。

在这篇论文中，王立群还从“《义疏》对《文选》版本校勘的贡献”及“《义疏》集清代朴学之大成，广征博引，不厌其详”两个方面评析了高步瀛之《文选李注义疏》，并指出了高步瀛部分校勘之失。王立群之评定，大体不出曹、沈二氏之范围。

穆克宏亦对高步瀛之选学研究做出过评介，在《高步瀛与<文选>学研究》一文中，分注释、校勘、考证、评论四个方面，以举例分析的方式对高步瀛之选学研究加以介绍。穆克宏所评定的四方面实未超出前人，与曹、沈、王三人不同者只是举例不同。但此文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其将目光投向了高步瀛之《两汉文举要》、《魏晋文举要》和《南北朝文举要》。

此外，一些通论性的研究亦有提及高步瀛者，如石树芳《<文选>研究百年述评》[30]，在评述1919—1949期间的选学时，对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之校勘特点予以了介绍。如傅刚《20世纪的<文选>学研究》[31]，对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予以了评介，但引用的是曹、沈二氏的观点。

迄今为止，对《文选李注义疏》进行研究的硕士论文有两篇，且皆出自山东大学。一篇是张艳作于2008年的《<文选李注义疏>研究》。该文首先从“校勘”、“训诂”两方面对《义疏》之内容作了介绍和分析，进而分析高步瀛“旁征博引”、“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特点，又从“对李注的发展”、“发展了治《选》学的方法”两个方面对《义疏》的价值做出了评定，最后指出了该书的四点不足。张艳对高步瀛治学方法及是书价值、不足的分析，基本以曹、沈二氏所论为基础而有所增益。但张艳谓是书“对文学本体有失把握”，其参照为黄侃的《文选平点》，尚可商榷。所谓“有失把握”，是指高步瀛义疏长于笺注考证，却疏于文学理论方面的总结和分析。然张艳在指出这一点不足后，却也引高步瀛对“文学手法”、“对文学作品欣赏与文学创造等方面的认识”，前后龃龉。高氏此书的最终目的是疏通李注，发明李注义例，以使后人能区别李注与五臣注。其治学方法乃清人考据一脉，而所谓的“文学本体”并非高氏之失，所谓“非不能而不为也”。

另一篇是马菲作于2014年的《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诠释研究》。因马菲之古典文献学专业性质，故其论述的切入点相较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张艳有所不同。马菲从文献学角度入手，首先对高步瀛之交游及《义疏》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材料爬梳与归纳总结，有助于揭示高步瀛治学特点的背景。论文第二章重点分析了高步瀛对《文选》版本的研究，包括对胡刻本、袁本、茶陵本、古钞本等《文选》正文及注释的校勘。第三章对高步瀛“义疏”之诠释内容进行了归纳，分七个方面予以介绍，又指出了《义疏》诠释内容存在四方面的不足，如“过于繁琐”、“理解有误”、“文字之误”，这些亦袭曹、沈二氏成说。第四章将高步瀛之诠释体式分成了五类，不足之处是只提出了这五类“体式”，展开论述过于简单。最后一章分析了《义疏》的价值及研究《义疏》的价值所在。

胡适说：“一种学术研究到了一个时期，也有总结账的必要。学术上结账的用处有两层：一是把一种学术里面已经不成问题的部分整理出来，交给社会；二是把那不能解决的部分特别提出来，引起学者的注意，使学者知道何处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难可以征服。”[32]对以上三大方面研究现状的回顾，可谓“总结账”，从而实现胡适所说的“两层用处”。晚清民国去今近百年，对过去时代学术思想的研究，目的也正是做好如今的人文思想建构。(摘自刘晓亮《高步瀛历代文举要研究》一书，有删节改动）

[1] 关于高步瀛之生年，有1872年和1873年两说，其实当属计算方法不同导致。计算年岁有所谓“周岁”与“虚岁”之别。按程金造《霸县高先生行状》明确记载“有清光绪甲午，先生年二十二，举于乡”及余嘉锡所撰《高阆仙先生墓碑铭》谓“年六十有八”，此二十二、六十八均所谓“虚岁”。高先生卒年确为1940年，故高先生实际生于1873年。

[2] 《高步瀛先生事略》，见大陆杂志社编：《中国近代学人像传》，《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3] 赵成杰谓高步瀛之故乡为北头村，今北头村隶属于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开发区。而《霸县志》、《霸州人物志》皆谓“北庄头村”，今北庄头村仍隶属于辛店乡。赵成杰：《高步瀛交游新证》，《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4]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13日)，直隶总督王文韶上奏，请变通书院章程，创建畿辅学堂。同年清苑知县劳乃宣于西关灵雨寺行宫创办畿辅大学堂。”1902年袁世凯将其改为直隶高等学堂。参陈宪庚、吴金贵著：《保定市北区地名志》，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230页。[5] 见载于《学林漫录》第十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6] 见载于《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7] 见顾学颉著：《海峡两岸著名学者师友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8] 见载于《励耘学刊》2007年第5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9]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10] 见载于《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八册，大陆杂志社，1967年。[11] 见于《河北历史名人传·科技教育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 见载于《北华月刊》1941年第5期。[13] 见载于《北华月刊》1941年第6期。[14] 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七十三年。[15] 见载于《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五期，民国59年11月。[16] 见载于《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17] 见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11期。[18] 见载于《古典文学知识》2017年第6期。[19] 收入王京州主编的《河北近现代学者年谱辑要》，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20] 参赵爽：《<古文辞类纂笺>写作时间及特点初探》，《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21] 程千帆：《程千帆先生的来信》，《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22] 胡传志：《<唐宋诗举要>与桐城派诗学》，《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4期。[23] 郑学、韩小静：《桐城诗学与现代语境——高步瀛<唐宋诗举要>辨源》，《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24] 郑凯歌：《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研究》，广西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韩传慧：《<唐宋文举要>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25] 程金造：《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26] 高步瀛著，曹道衡、沈玉成点校：《文选李注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7] 王立群：《论20世纪<文选>学家流派与<文选>学研究分期》，《中州学刊》1999年第3期。[28] 王立群：《周贞亮<文选学>与骆鸿凯<文选学>》，《文学遗产》2001年第三期。[29] 王立群：《20世纪现代<选>学对清代传统<选>学的继承与发展》，《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30] 见载于《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31] 见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32]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1页。

刘晓亮，暨南大学文学博士，广东开放大学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广东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广东南方软实力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出版诗词集《妍媸集》（香江文艺出版社）1部。主编或参编《宋词鉴赏词典》（崇文书局）、《汉魏六朝诗鉴赏词典》（崇文书局）、《唐宋文学作品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个人专著《八代诗汇评》（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高步瀛历代文举要研究》（凤凰出版社）2种。在《文献》、《杜甫研究学刊》、《国学季刊》、《暨南史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主要研究领域：杜诗学研究、20世纪学术史及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转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