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法》杂志创刊过程 02
美国《翰墨》杂志共同主编晓路先生
黄简访谈：
上海《书法》杂志创刊过程 02
· 黄简
也就在上海展开王羲之研究时，香港《书谱》杂志创刊了，第一期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出版。发行之后，书谱社给当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寄了样书，也寄给上海书画社这样的专业单位，颇引起注目。大家知道，境外的出版物是不能寄入大陆的，可能《书谱》杂志本身只是讲书法，不谈政治，而收件人又是中央首长，海关也就放进来了。到后来渐渐成为习惯，我知道上海有些人也订阅了《书谱》，当然不是直接订阅，是香港的亲友代办的。
七五年春，我因为主持王羲之研究小组，经常去书画社，在编辑部看到了《书谱》，令尊也看，是周志高、或我拿去的。后来我特意抽出时间去书画社，只是为了看《书谱》，如我日记：「一九七五年九月六日：上午读书，下午去书画社阅《书谱》……」《书谱》给我印象颇佳，特别是资料收集手法，比国内全面，图片很多， 每期一个专题，内容深入。香港《书谱》出版，对上海震动很大，看过的人都说上海应该出一本。
当时上海书画社的年度出版计划，事先会广泛征求社会上的意见。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朵云轩召开部分作者座谈会，研究七六年出版计划。在这会议约半个月前，十月八日周志高和我商谈过，七六年的研究专题，继「王羲之研究」之后是「中国书法史」，决定「中国书法史」交给我写。二十四日下午，我去你家，与令尊商议写「中国书法史」一事，开始准备资料。二十八日下午，王羲之研究小组最后一次会议做总结，出席者除了我和周志高，还有江理平、方耀楣、俞尔科、郭若愚、吴建贤、沈鸿根、黄儒林、黄若舟、楼鉴明、李瑞良、姜再尹、沈培方、顾炎培，王羲之研究就此告一段落。会议决定把各种修改意见，写成一个正式稿，由我执笔。我的计划是七五年底前，王羲之研究正式稿杀青，七六年开始「中国书法史」写作。
但只过了十天，情况发生急剧的转变。
十一月八日星期六下午，书画社召开书画界作者大会，会议议程有两个：一是布置上海中小学和青年书法展览会事项，二是由周志高传达全国出版会议精神，讨论对出版工作的意见。第一项很快就讲过了，第二项讨论时，要求出版书法杂志的呼声高涨，有人说到香港办了《书谱》，要求把创办上海书法杂志列入书画社七六年出版计划，一呼百应，气氛非常热烈。会议结束后，周志高请我留下来商议下星期四晚上去你家研究此事。
十一月九日星期日，晚上我写了一封信给令尊，告诉他星期四将去你家谈创刊杂志之事。那天虹口公园开菊花展，因为有我和通讯员的作品，我去现场看效果，分身不出，只好写信。上海本市寄信一天可到达，你在家中找找，我和令尊通信相当多，可能还有。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三，我约吴天祥﹝上海篆刻家，黄聿丰先生学生之一﹞来我家，谈出版计划和为中国书法史收集碑帖资料，也讲到办杂志的事情。那天我估计了一下上海写作力量，觉得办杂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通过王羲之研究近一年的写作，心中有了底。全国来说，那人才更多，只是在文革中，老先生肯不肯投稿，那是另一个问题。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四晚上，我去你家，和周志高、令尊谈创办书法杂志的计划，沈培方当时在川沙插队落户，那天晚上来看你父亲，所以在场是四个人。﹝沈培方后来成为上海书画出版社的编审。﹞那天晚上把创办《书法》杂志的事情谈得很详细。在文革中，要创办一本新杂志，难度很大。我们找到的方法是，七五年 书画社配合批林批孔政治运动，曾请一些作者照当时的政治口号创作书法或篆印作品，汇编成只有几页的宣传品散发，名叫《书法刻印》，已经出了两次。七六年就 利用这个《书法刻印》第三期，加以扩大，增加篇幅，定期出版，那就是杂志了。讨论结果，先搞现代作品，审查容易通过，现代作品评论由我负责撰写，也是那晚定的。
十一月十五日，下班后我拜访卧病在家徐伯清先生，谈杂志事，他一听就精神来了，托我约周志高、黄儒林和我下周日聚会继续谈，晚上我又赶去黄若舟教授家，她女儿﹝和我同名，也叫黄简﹞那天下乡，未能深谈创刊事，但他也表示要参加星期天的商讨。
十一月十六日星期六，我考虑要会见很多人，在家写了一个计划书，把要谈的细节写成题纲。二十日下午，我、周志高、黄儒林、徐伯清到黄若舟先生家商议。那天我日记有：
「漫谈书法创刊，已有眉目。志高要我准备一下期刊出什么内容﹝基本栏目和一般栏目﹞，第一期出些什么。我提出《书法刻印》名称不够科学，叫《书法》为好。」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在南京路朵云轩楼上，周志高召开三十多人的会议，讨论《书法》创刊问题。我、韩天衡、沈鸿根、徐伯清等首先发言，然后大家讨论，人人都赞成创办书法杂志。下午我赶去你家，与令尊通报情况，再次商议期刊细节。
这样一来，七六年的方向变了，由本来撰写「中国书法史」，转变为全力创办《书法》杂志。﹝这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拖到五年之后，我写成两万字的《中国古代书法史的分期和体系》，参加一九八一年九月举行的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现在我已放在网上。﹞
我当时还在中学任教，担任高中两个班数学课，同时兼一个班主任，还是数学教研组长。一九七五年秋开学后，我还要带学生下厂劳动，缝纫机厂一个月，人造板厂一个月。我一早起身到厂里安排，同时自己参加劳动「改造思想」，争取上早中班，下班往往到书画社，晚上回家熬夜写作。每天来回，横穿上海两次，路上就要三小时，确实非常疲劳。周志高告诉我，准备去市教育局「借」我到书画社工作。「借」是文革现象之一，那时每个人都有一个「单位」，轻易不能调动，于是发明了「借」人这样的现象，即人事关系不动，工资不动，临时到另一个单位去工作，当然，也会发生一「借」不还的事情。因为我在学校是业务骨干，难「借」，第一次没有「借」成。于是周志高先「借」了一个方传鑫，由方传鑫专跑教育局「借」我，终于成功，而且先「借」后「调」，成为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部成员。
书法杂志的创刊，经历了一个三步曲：先有了上海书法界的每月集会，有了人脉；然后深入到王羲之专题学术研究，培养了笔杆子；最后在香港《书谱》的启发下，成功创刊《书法》杂志。这样一个重大的项目，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几年的努力，集合大家的力量，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最后水到渠成。
《书法》杂志创刊号封面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出版局党委点头同意创办书法杂志，说「能办就办吧。」二月六日，我正式到书画社编辑部上班。那时书法组很小，方去疾先生带一个助手吴爱武编辑印谱，方传鑫、吴建贤负责书法字帖，我负责书法杂志创刊的具体编辑工作。文字稿由我审读签发，书法和篆刻稿则方先生等分头帮忙，周志高是组长。是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秋天打倒四人帮，上海市委成员被逮捕，新市委成立，书画社来了新的党支部书记……，在这样激烈的变动中，创刊号的内容，也变来变去，光版样我就画了八次之多，平均两三个月就要重来一次，最后一稿还要市委宣传部签字。一九七七年七月四日创刊号终于面世，发行量达四十万本，业务组的人对我说，要不是当时纸张配给限量，翻一倍也可能。
《书法》是一个平台，创刊之后，书法编辑部迅速成为全国书法界的中心，接下来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书法评比，第一次全国理论交流会，催生了成立全国书法家协会和第 一次沈阳国展，又在杂志上开展了书法美学讨论，都是走出上海，面向全国的活动。当代书法的十年大潮，由此揭开了壮阔的序幕。期间的故事尚多，无法在这访问记中深谈了。
一九七八年一月，上海书画社批准升格为「上海书画出版社」，杨涵、赵坚、黎鲁先后来社任总编，吴添汉为编辑室主任，高式熊、王壮弘、潘德熙、许宝驯等先后调来编辑室。其后《书法研究》、《书与画》、《艺苑掇英》先后创刊，《历代书法论文选》、《现代书法论文选》、《书法理论丛书》等纷纷编辑出版，与两年前相比， 气象判然不同。相比之下，北京荣宝斋迟至一九九三年才成立出版社，足足迟了十五年。
我于一九八二年底处理家事南下香港，入境当晚即收到电话，被聘为香港《书谱》杂志责任编辑，后任主编。二零零三年，周志高被聘为北京《中国书法》主编北上。中国三大书法杂志─香港《书谱》、上海《书法》和北京《中国书法》，先后为我们两人所掌握。一九九二年香港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我任主席；二零一零年，回到上海的周志高，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第六届主席。两人的经历如此相似，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开创一件事情，如办一家公司、一所学校……，其实只有两件事，一是行政，一是业务。行政和业务得人，配合得好，则万事可成。周志高擅长组织，行政能力强，有事业心，在外联络尤其是他特长，跑得动；我从小喜欢写作，埋头理论研究，讨厌应酬，坐得定。在令尊的牵线介绍下，我和周志高相识，成为很好的拍档，他长我两岁，一九七五年筹备书法杂志创刊时，我二十八岁，他三十岁。 青年时代能有这样的机遇，至今回想，其惟天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