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了高考一刀的纪录片 无法选择出生 那是否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路

这部纪录片看得我想哭。

看得我一直问自己：命运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路？

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就叫《出路》。

导演郑琼，用6年时间跟拍了三个孩子。让你看到三个阶层，同样是面对“读书”这件事，是如何写就自己的命运。

故事的开头，他们都想要去光明的未来

我想知道，云儿去了哪里？

我想知道，风儿在说什么？

……

我想知道，鱼儿怎样呼吸？

我想知道，花儿怎样开放？

我想知道，世界为什么这样神奇？

清晨，马百娟唱着这也许是她自创的歌谣，走过苍莽贫瘠的大山，孤独的身影在大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地弱小，如同蚂蚁。

12岁的她，是甘肃会宁野鹊沟小学二年级学生，父亲认为“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所以马百娟在家呆到10岁，直到野鹊沟小学校长出面游说，她才背上了书包。

这天，她背着书包走进课堂，老师操着浓重的方言说：现在开始上课。

班里只有两个学生，全校也才只有5名学生。

马百娟在日记里写道：“长大后我要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我们没水吃。”

此时，在湖北，农民工家庭的孩子徐佳，艰难地面对自己再一次高考失利的结果，选择第三次复读。他心里有个倔强的信念：一定要考上大学！

两次失败，让他已经有了恐惧，冒冷汗，手发抖握不住笔，最严重时甚至想到过轻生。

但，知识改变命运，是这个小镇青年心里认定的唯一出路。

北京姑娘袁晗寒，则生活在一个优渥的家庭，她拥有着最丰富的教育资源，小学、初中、高中念的都是最好的。她笑着复述老师和妈妈说她的话，看似很豁达，实则无比敏感。

成绩不好的她，留级一年后便休学在家，而她所在的央美附中，是很多人挤破头想要进去的。

对于未来，她并没有过多的恐慌，她没有想过会成为哪个阶层的人，“不会饿死就行了，也没有人会被饿死”。

不会饿死。后面，有一个家庭会为她兜底。

三个人的命运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在故事的开头，他们的心里都有一束光，或清晰，或模糊，但他们都想要去光明的未来。

也许世界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

甘肃，马百娟跟父母一起去山脚下背草，三人两驴，每一个的背上都背负着重重的草垛，爬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回家。

打水，生火，做饭，家人围坐一起，就着一碟咸菜，默默咀嚼，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湖北，徐佳和母亲一起去为父亲上坟，原来，在他心底还有着一个心愿，就是一定要考上大学，把大学的通知书拿给父亲看，完成父亲的遗愿。

这是他支撑他前进的坚强动力。

北京，袁晗寒骑着自行车，转悠到南锣鼓巷，看中一间铺面，两万块一年。“价格挺贵的，但我还能承受。”她租下了这个铺子，一家小小的方砖厂胡同4号的咖啡馆开业了。

她有家庭作为支撑，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她其实也恐慌，她说“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干，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干。”

生活没有眼前的苟且，也没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靠着父亲存下来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攒的钱，马百娟一家人在从大山里搬到宁夏中卫，父亲说：老家把我苦怕了，饿怕了。”

这里，有房，有电，有水，能吃饱饭。

但，虽然过上了“好日子”，马百娟却辍学了。学校老师还在做最后的努力，说马百娟按时交作业，学习也在努力，被哥哥一句“纯粹不想念了”轻轻挡回去。

年轻的哥哥，14岁就外出打工，担负了一个家庭的重担，在他笑着对老师说话的时候，心里是否有更多波澜和遗憾，不得而知。

结束了小学生活，马百娟试图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她在街头游走，寻找务工信息。一间酒店让她燃起了希望，“工资1000多块”，正是她当时在作文里期望的。但是：

——你这么小，为什么不读书？你能做什么？

——我能扫地。

——这里的地面是地毯，不用你扫，前台需要会使用电脑，其他工作也需要技术。

几番对话，让她的心冷了下去。

湖北，徐佳第三次走进考场，这次不错，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成为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天之骄子，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夙愿。

新的生活开始，他走在军训的队伍里，脚步铿锵有力，眼睛坚定有神。他正朝着自己既定的命运之路大步走去。

北京，袁晗寒的小咖啡馆很快就倒闭了，她又来到了德国杜塞尔多夫读书。她是三个人当中唯一一个可以担负试错成本，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到处摸索的人。

但她，似乎也并不特别快乐。她买了一只小狗，也不爱去画室，一进画室就感觉胃疼。

她的生活似乎随性而无目的。

生活就像一个没有尽头的通道，需要寻找一个又一个出口

马百娟家的门对摄制组关闭了。马百娟的父亲对镜头说：“早知道是私人（拍）的，给十万块也不拍。”摄制组几经交涉，父亲说，“两万块，继续拍。”马百娟在一边沉默。

“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对她的命运，父亲盖章定论了：“再没有别的出路。”

临近毕业，徐佳和室友讨论着找工作的事。他做过保险，几经折腾，最终进了一家电力公司，完成了母亲的心愿，他没有感觉松一口气，反而有些心里空落落的。“一下子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

对更多像他一样的小镇青年来说，一份工作，也许，只是另一个焦虑的开端。

从德国回来，袁晗寒去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此时的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打算，她说“看看国内这个环境需要些什么。”对袁晗寒来说，试错成本是低的。她可以选择学业，选择职业，也可以选择，随时换个目标。

纪录片的结局，绝非人生的结局

这部纪录片的结局是这样的：

16岁的马百娟，嫁给了表哥。现如今她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日复一日吸着粉尘。

而陶瓷厂就在她当年退学的小学隔壁。

徐佳还在当初的电力公司工作，大学、工作、结婚，这个农民工的孩子，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只能比别人走得更稳。

如今，他在武汉有了房子车子，摸上了一点点中产的边，足以让母亲在村里人面前挺直腰板。虽然他奋斗的终点，还远未到达袁晗寒的起点，但他扎扎实实是三个人中，唯一一个确实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人。

袁晗寒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

像当初那个酒吧一样，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她自己喜欢就好。

我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

徐佳曾在朋友圈上说，“生活没有眼前的苟且，也没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大学毕业前，他想进行一次西藏骑行，但拿不出往返4000多元的路费，到现在也没走成。

而袁晗寒无法理解徐佳为什么一直无法成行，“他可以先工作，再旅行，然后边旅行边工作。”

甘肃的马百娟要走十几里山路才能买到学习用具，3块2毛钱，她一张张掏出一角的纸币。

北京18岁的袁晗寒，则可以轻松地拿出2万元来租一个小铺面。

4000元的路费，2万元租金，3块2毛钱的文具。不管你承不承认，阶层，就这样被清晰地区分了出来。而它可能远在高考之前，就影响了人生的出路。

被问到阶层的差距，袁晗寒说，“我在出生的时候，也不能站在天上看，哪个好就选哪个，这是个我无法选择的事情，也不能说是机会。”

徐佳说“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要离开哪里，而在于我们内心的选择

《出·路》的导演郑琼认为，在一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在中国，不同人群彼此之间是不了解的，也没有交流和交集。但是，当你了解了另外一群人的生活背景，他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你就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不同，起点各异。生活就像一个没有尽头的通道，需要寻找一个又一个出口。

但我们最终到达的都是同一个终点，我们走过的路，是同一条路，这条路就叫“人生”。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要离开哪里，而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对自身所处的这个文化有觉察和反省，并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虽然，选择这个词对于有些人来说，显得过分轻而易举；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机会。

但毕竟，在寻找人生出口的每一个阶段，我们总是都有机会去选择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