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故事：我们是否有勇气选择体面地死去？
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可死亡是我们可以拖延，但永远无法逃避的终点，如果不多去了解我们的人生旅程的终点，又是怎么能走好这一生呢。
泰戈尔有句诗“生如夏花之璀璨，死如秋叶之静美”。如果可以选择一种离开的方式，那么在一个树影斑驳的午后，攥着亲人的手，听着他们念着诗句、新闻或者此前生活的点点滴滴，安然的闭上双眼，不带遗憾的离去，会是人生的一种完满结局。
可生命并不是这么诗意般的存在，我们不知道，平淡到无聊的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餐；莫名的争吵，也许是最不愿留下的告别。就像我们无法选择生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选择死。
医学的发展，虽然没带来逃避死亡的奇迹，但却给我们争取了一些希望。但正像一位美国医生墓志铭上写到的“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现代医学并不能够将所有人从死神的手里抢回来，只是给了我们一些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能选择躲开死亡，但我们可以去考虑死亡对于自己，对于亲人的后果，考虑在有尊严的死去和无质量的苟活之间进行选择，是体面的向这个世界告别，还是勇敢的去抗争死亡。
在这段时间里，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不舍，也有着在生命和金钱之间选择的无奈，有着情感的隐忍与迸发，更有着人世间最动人却也最残忍的故事。
第六个疗程
年轻的爸爸妈妈开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把三岁的真真送到医院，她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患者。这种病的标准治疗有六个疗程，大概要30万元，和大多数父母一样，真真的爸妈是借钱送孩子去治病的。
一般有了重病的孩子会出现两种极端的表现，一种是异常的暴躁，一种是超出年龄的成熟，真真是后者，很乖，话不多，也很体谅父母。医院一住下就是半年多时间，五个多疗程，日复一日，爸爸做饭，妈妈护理。
化疗过程中，每个病人的身体状况都有一个波动期，白细胞降低，抵抗力也随之下降，如果扛过那几天，一切都会好起来。在大夫眼中，这一切都经历的太多习以为常，而父母的心理，每一次都像是鬼门关。
在这过程中，高烧降下来一度，父母就犹如看到希望一般。有时候，真真的父母晚上会出去小喝一顿；病房里的几个孩子的爸爸，有时候会一起出去聚一下，把自己喝醉，连医生也很好奇，孩子都这样，他们怎么喝的下去酒。但不管前一天喝得多醉，第二天一早依然早早的守在病床前，开始一天的照顾。在日复一日的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下，可能也只有一顿酒才能让他们稍有放松。
真真的前几个疗程非常顺利，一关一关的闯了过去，接下来就是要做决定做最后一个疗程了，真真妈妈心疼孩子，不想再看孩子受苦了，可爸爸很坚决，都到这了，再坚持一下。尽管做完最后一个疗程，真真的治愈率也不过60%。
第六个疗程开始的两周后，真真出现了感染，妈妈开始懊悔了。随着感染加重，真真的白细胞接近于0，感染也逐渐扩散到了大脑，真真陷入了昏迷，从抽搐到心肺功能衰竭，大概持续了半天时间，真真还是被带走了。
那一刻，妈妈疯狂的抽打着爸爸，嘴里喊着，“让你别上，你偏要上”，之后她呆坐在床边很久，缓缓地抱着真真，脸贴着脸的哭了几个小时，谁都不许碰。爸爸就在一旁站着，看着，没哭，也没出声。
最后，妈妈给孩子梳头、擦洗、更衣，嘴里喃喃：好了以后带你上哪儿玩啊，给你买啥好吃的啊，你想要啥玩具啊。
几个月后，他们再一次来到了医院，跟大夫打招呼道谢，大夫问他们怎么来了，他们轻声地说，“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孩子”。
放心的去吧
姥姥生病了。一开始她以为是便秘，并没有当回事，也不想给家里人添麻烦去医院，就一直没说。没多久姥姥的肚子膨胀起来。爸妈都是医生，看了这个情况觉得不对，就赶紧送姥姥去医院检查。
结肠癌，而且已经有肠梗阻了。
医生说不能做根治性手术了，于是给姥姥做了肠造口术，姥姥很爱干净，造口对她来说既不方便又很痛苦，但她也不愿给家里人多添麻烦，一直坚持着，两年过去了，姥姥的病情逐渐恶化，她执意不去医院，当医生的爸妈也知道，这个情况去了医院也没什么办法。
一天，妈妈把我叫回家里，“姥姥可能不行了”，我的心咯噔一下，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一家人坐在那，都默不作声，看着越来越虚弱的姥姥。我提议去医院的时候，妈妈咬咬牙，坚决不同意，“我们就这样陪着她走吧。”
姥姥的呼吸越来越弱，她的嘴微微动着，妈妈凑了上去，把耳朵贴到了姥姥嘴边，我不知道姥姥说了些什么，妈妈后来也没告诉我，但我看见妈妈再次把嘴凑到了姥姥耳边。
我以为这时候妈妈会安慰姥姥，说坚持一下，会好的之类的话。可妈妈说的那句话让我的泪水瞬间决堤，永远也忘不掉。“妈，你放心的去吧，我们都会照顾好自己。”
姥姥似乎听到了，眼角一股热泪流了下来，慢慢的闭上了眼睛……
最后的选择
大伟医科大学毕业后做了几年内科医生，80年代末赶上了出国的大潮，国外进修之后，先从医，后做药，逐渐做到跨国药企的亚洲总裁，膝下一双儿女，也算人生圆满。
随着社会地位的提升，应酬也逐渐增多，大伟在2005年春节后，经常感到餐后腹部深处疼痛，向后背放射。自己的医学知识给他敲响了警钟，随后去医院做了CT——胰腺癌，已经有腹腔淋巴转移。
虽然做过医生，大伟依然表现出了在医学教科书中所描述的癌症患者刚刚得知病情的那种不确信甚至是否定。他找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专家老同学，追问诊断技术是否成熟，会不会搞错？没有黄疸的胰腺癌是不是手术能根治。
像大多数病患一样，大伟希望在自己身上能够出现奇迹，要么是误诊，要么是可以痊愈。但很快，理智就让大伟进入了对未来的选择状态。他又找老同学吃了顿饭，从专家嘴里得到关于自己病症最明确的说明。
他得知在南方一家医院可以进行肝胰联合移植治疗，但这项手术当时在全国也只进行了不多的几例，而且患者都没能长期存活。但他还是依然踏上了可能一去无返的南飞旅程。
几个月后，他的老同学接到了他的电话，本以为是喜讯，可电话那边却是大伟虚弱的声音，“我快不行了，谢谢你最后对我的病讲实话，本应该跟你多聚聚，可我没时间了。手术不太成功，但是我不后悔，就算失败，也留下个失败的病例，也算做贡献了……”
这是手术一周后，病情加重的大伟，要求用电话向一些朋友告别时留下的话。
而在手术前，大伟做了三件事，公正了遗嘱；陪才6岁的小儿子玩了几天，告诉他爸爸会离开很久，要听妈妈的话；照了相，把他最后的俊朗帅气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