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民俗保护与现代城市发展：如何从矛盾冲突到和谐共生

江阳沽酒客按：本文较长，建议收藏，此文试着对现代城市发展和民俗保存，互为补充进行分析，希望能打开一条重生之路

自己家乡自己夸，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先表明态度，中华泱泱，地大物博，随便哪个地方单拿出来都有可以称道的乡邦文化，当然所有加在一起才汇成了中华文明。

我的家乡四川泸州，不是六朝古都，也不是一线城市。但是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赫然在目的就是川江文化的魅力。古城江阳的巴蜀之地，位于长沱两江，山水环绕，人杰地灵。

这里有香飘全国的浓香鼻祖泸州老窖；这里有江阳郡县秦汉开始的厚重历史；这里有诸葛武侯，定军忠山，臣伏戎羌；这里有天生重庆，铁打泸州的神臂城之勇；这里有西南要会，五方辐奏的商贾云集；这里有朱德，刘伯承等革命前辈起义兴邦，改变时代；这里古代先贤名士风云汇聚，李白，杜甫，陆游，黄庭坚，杨慎，张问陶等迁客骚人多至于此，留下不少千古名篇。

巍巍忠山香樟密布，滚滚长江东流不息。泸州过去的文化三天三夜都说不完，道不尽，但是我们这些值得自豪和称道的东西，并没有给泸州带来太多的便利。相反，我们常常把它们忽视，而是焦虑当下的生存状态。

从交通上来说，泸州的铁路一直是泸州人的痛，即便我们翘首期盼多年的高铁已经开始动工，几年后或许就可能载着泸州人奔向远方，也可能带来四方宾朋，但是这个几年大家仍然觉得是一种煎熬。

大家知道泸州是酒城，可是成也老窖，败也老窖。因为目前看来泸州能拿得出手的就是这个大曲酒，而一种城市的经济命脉如果仅仅只有一个酒产业，显然是不够的。

泸州老城区的人，大多数算泸州原始土著，他们对老城的感情五味杂陈。一方面泸州的发展建设在破坏对老城的美好记忆，一方面一些长期居住在八九十年代环境下的人，急于想与时俱进。但是老城的拆迁已经在过去十来年，基本完成，说这个拆迁，不是棚户区改造，而是将就原来的地方，不问青红皂白的重建。而周边的配套在改建之初根本没有进行合理的考虑。见子打子的方式，实在让人费解。

如今泸州发展的重点不是“哭哭啼啼走西门，观花望景看南门”的民国时期的年代，今天我们城中心从主干道白招牌到江城算是一个改革时期的新建，从南城现代城下面到管驿嘴的滨江路算是一条彩带，其他地方依然停留在九十年代，既没有办法改变，也没有办法保护。你没有发觉老城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吗？就是一些建设跟陈旧放在了一起，非常不和谐。所谓老和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老是具备历史和文化内涵，虽然年代久远，但是值得保护和重新维护，而所谓旧就是即将衰败，无法再用的象征。

而泸州老城，在过去的时代，一直在把老无情的拆去，而把旧依然留存下来。虽然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同样是对历史文化的忽视，而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重建一个泸州城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资金和人两方面的压力就足以让人无法呼吸。八九十年代估计也没有哪个泸州人，有那样的眼光能看到今天泸州外扩式的发展。

今日的城西，城南，城东，城北的新区，足足把老泸州城扩大了三四倍不止，但是当时我们只想到就是老城这个凼翻新。

于是大北街一带，明清城墙可以当成历史的见证但是颇让人嫌弃。原来慈善路，市府路，一招，二招，迎晖路这个主干道，成了次干到。这一路的古物历史文化最集中的地方，被分割的七零八落，别说以前，今天想感受八九十年代的模样，照片都难以找寻。

你要问我现在这些地方路好不好，我毫不犹豫的说：好，怎么都有进步，但是你要问我它还能有什么，我说不出来，各个公馆花园，清末民国事情的可以作为文化旅游的建筑消失殆尽，寻根问祖的印记悉数消失，但是遗留下来的还是那些破旧不堪无法利用，就一时半会没办法重建红砖老楼。水井沟还是泸州的名片，重点商圈，可是你往下还能看到什么。滨江路的建设值得点赞，但是沿江的川江文化，千年码头有何处寻觅？

2012年中央台来泸州拍摄滨江路，还为我们保留了一些码头文化的印记，今天再来泸州的，滨江路喝茶，能喝出这泸州江水的文化味道吗？

新和旧永远是矛盾的，文化和发展却不应该抵触，有人说沽酒客是文人式的天真，凡是不能带动民生，提升GDP的东西都不值得去做，我就好奇的问一句，让历史和文化淡忘以后，是否真的就直线上升了呢？

这里其实就在讨论一个话题，文化和历史拿到今天的泸州到底有什么用？或者怎么用？

伴随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作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市化，在各个国家不断地延伸和扩展。就整体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目前不仅处于高速发展城市化的时期，而这个“高速”维持时间之长也是各国少有的。

一方面，城市化在推动着城乡要素的融合共生，促进社会生产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共同提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和城市数量及规模的不断扩张，原有的农业生态系统迅速地被城镇生态系统所取代，不可避免的加剧了城市各方面资源和民俗文化传承保护的矛盾，给民俗事项的延续带来了极大冲击，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

例如强调经济效益却忽视民俗文化保护效益。例如在城市化进程中，为了丰富城市的现代化的气息，某些地段利用高大的写字楼、商场超市等现代化建筑遮挡或者覆盖那些具有民俗文化代表的古建筑。为了扩大土地建筑面积，将一些古老的历史性建筑随之毁灭。

再如，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加剧城市间文化的交流和互动，特别是近些年国际间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的逐步加强，文化艺术的引进和民间团体之间的往来等方面，由于国内的本土化与外来的异域文化有着不同的背景和基础，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性可能使接受者在心理上对本土化和异域文化的接纳过程中，相对于对后者的新奇感会有所上升，从而会导致在短时间内更加易于接受后者，而认为本土的文化是“腐朽的”、“落后的”，这一点在青年人中表现的更为明显。

除此之外，民俗文化是在民众当中产生和发展的，经过人民群众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现象。而城市中享受高质量和高物质发展带来的现代化生活的人们，往往忽视了城市的生存品质，文化保护意识淡薄，对于民俗文化知之甚少。使得一提到民俗，人民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农村，似乎城市没有民俗文化。如上矛盾似乎就演化成一个两难命题，如果发展城市化，那么就意味着民俗事项的衰退，如果不发展城市化，那么就意味着逆时代大潮而行。

这样命题无论是非，都是痛苦的。而这样一个命题的提出，实际前提上主管就在构建城市化和传统民俗事项的矛盾。可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们考虑一个问题：城市化的动力何在?传统研究大多从有形的经济因素入手，把城市化理解为单向度的经济发展，而对于文化、制度、社会等因素关注不够充分。直至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问题研究出现了新的契机，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将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了城市化的分析过程中，运用新视角的研究发现，社会文化与制度条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重要前提。

而基于民俗文化的心理认同以及价值观的变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社会关系体制，是影响与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方向的关键动力。由此，城市化与民俗文化，在我国，尤其与城乡民俗文化的变迁，二者呈现出双向互动的态势。

一方面，城市化促进了城乡民俗文化的变迁。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是我国国情的根本特征，在我国历史上，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促使城乡的分野日益清晰，具体体现为城市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农村，这样的机构，使得我国社会结构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势在必行。城市化进程表现为多层面的运动过程，呈现出多层面的立体交错运动的态势在这个过程中，民俗文化的变迁具有超前性和独立性，是民众接纳城市化进程的心理基础。

因此，民俗文化的变迁较大程度地反映在城乡二元的民俗变迁上。例如礼仪习俗上，传统的三拜九叩、作揖拱手在乡间已是少见，世界通用的握手礼大行其道；消费习俗上，新兴的网络、桌游也随处可见；饮食方面，带有城市特色的“洋快餐”、西点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居住方面，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水电煤气网络覆盖面不断扩大，西式建筑引进的钢铁、水泥、机制砖等的大量应用成为必然趋势；节日礼俗上，圣诞节、情人节等节日概念在城市中得到接受，并已逐渐渗透到乡村。民俗变迁是在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时空环境也随之改变，势必影响到传统民俗的存在方式。

从流变的角度来讲，民俗变迁往往又是由城市流向农村。从总的趋势上看，民俗的变迁经历异质民俗要素的共存、共生、借鉴、趋同和融合过程，构成民俗变迁的主流。并呈现出植入性、涵化性、传承性的特质。

另一方面，城乡民俗变迁是城市化的表征和内部整合力量。民俗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是联系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续体，城市化进程及其在社会中不断延续和变化的相关政策，是嵌入到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民俗文化中的城市化的实践过程，是民俗文化变迁与城市化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过程。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言，“这种近乎神秘的民俗文化凝聚力，不但要使朝夕生活、呼吸在一起的成员，被那无形的纤绳捆束在一起，把现在活着的人跟已经逝去的祖宗前辈连接在一起。”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维系社会团结的力量，不仅可以起到纵向的历史联系作用，还体现在它能够为城市化提供认同的基础。群体的维系不仅是通过保留传统，更是通过确认传统实现的，它所提供的认同基础减缓了社会转型带来的震荡。我们可以说民俗文化是社会良性运转的非正式制度保障，它所发挥的作用与众多的制度保障是相同的。

正如高尔基所说:“过去所创造的东西，对社会可珍贵的东西，都和今天保持着有机的联系”民俗学作为一门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的学科，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民俗事项的积淀由薄而厚，每一层都印有历史的影子。

与此相应，民俗文化的存在也就打上了时代和历史的烙印。例如，中国人最重要的春节民俗等等，不仅仅表现为各个地域在形式上、内容上的差异，更突出的特征表现为历代传承演变的遗留物。譬如春节期间南方与北方的食文化有显著差别。

南方人吃年糕，北方人吃饺子各有其风致。其实之所以有年糕与饺子之别，首先是地理环境的客观差异，也就是说南方多山川湖泊，宜稻；而北方多平原高地，宜麦。地理环境上的客观差异形成南北风格迥异的饮食文化，而在春节期间表现得尤为泾渭分明。但是无论是南人食糕还是北人食饺，最终都因为春节所赋予的一个共同的年文化心理，在文化根底与认同上逐渐合一。北方人春节吃饺子有多种说法，如团团圆圆或招财进宝，南方人吃年糕也有许多讲究，但都取它的吉祥兴旺之意。

尽管随着时代更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新的民俗内容不断加入，但是其原始的面貌还是非常的清晰可见。而且，它们不仅以仪式的形式代代传承，还有机地融入民间传说、故事里在口耳相传中一代代地继承下去。

由此，从事民俗学问题的研究时，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态度才能客观地认识、阐释、评价之前的民俗文化和传统的民俗文化，是民俗事项历时性的必然要求。从历史发展看来，民俗活动可以突破时代、社会和阶级的限制，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存在并对社会产生长期的影响。比如陕西关中地区的城隍信仰、女娲信仰等，作为具有上千年历史的民间信仰，它历经百代兴衰更替而延宕至今，其文化内核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足见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社会适应性，从而也显示民俗活动这一文化现象的历时性。

与此同时，民俗作为一种社会的集体行为更是具有社会学的性质和价值。从这个角度而言，民俗活动伴随城市化进程也有着“现在性”的意义。民俗是民间隐形的行为模式，是民间的一部不成文的规范，产生至今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潜在因素。先民们在远古时期还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原始的信仰、原始的禁忌就起到了法律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在城市化的推演过程，若是缺乏群众思想基础，它的存在就是值得质疑的，所以国家在制定城市化的推行政策、策略的过程中，充分研究、参考民俗民间习惯法的价值是非常必要的。良好的愿望、系统的理论体系只有生长在民俗民间这块肥沃的土壤上才能够开花、结果。

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移风易俗”的问题，民俗的变迁需要有具体的策略、方法。其中，行政力量的介入是不可避免地一个因素。于是，民俗理论的普及不仅仅限于民间，更要在政府进行城市化决策的过程中成为进行决策的潜在影响因素。

这是因为民俗文化的“现在性”研究、应用和发展不仅标志着中国民俗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关乎城市化的未来走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文化事项能否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层面不同的需求。

比如在当今民间庙会的参与者中，有烧香祈福的寻常百姓，也有的官方代表，同时还有外来的游客和学者们，这些彼此独立的对象共同推进了庙会的繁荣。其中，民众的参与最为广泛，游客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源，学者则对庙会文化提供了理论和舆论上的支持，而官方的介入对庙会进行的改造最为直接。这三方面形成一个相对固定和稳定的机体，其运作和推进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民俗文化的发展方向。

转而言之，文化变现是建立在尊重和理解文化的基础上，并且跟当下的发展形式综合业态进行有机结合，泸州山水城市结构和两千年留下的江阳川江文化属性，甚至包括它今天引以为傲的酒文化象征，无不表明，泸州并不是一个适合或者选择彻底现代化都市打造的城市，但是今天大部分的泸州人，还对自己家乡知之甚少，还没有好好在老祖宗留下的财富中去潜心取经。

民生和历史文化传承保护不是对立的两面，就像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一样。政府的职能里是有发展和维护各个业态的。并且都有不同的资金投入分配，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不能说偏废其中某一面。虽然轻重缓急，会根据某一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们的观念进行调整，但是不会是一头沉。

今天我们努力去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也应该把传统重拾起来，困难虽然很多，但是也必须有人去坚守，万里长征不是一步走完，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泸州文化复苏，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行动比心动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