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带父亲周游三十国 这个花完自己薪水的姑娘教会我们陪伴的意义

来源：新闻晨报 首席记者：沈坤彧

“我在许愿池里丢了好多硬币，想让女儿早点嫁出去，没用的。”

“那可能是爸爸侬丢的还不够多。”

郁荣华、郁慧莉父女闲来翻看他们的旅行相册，一晃，距离老郁往罗马特雷维喷泉许愿池里扔硬币已过去十年了。

那年女儿第一次带他出国旅游，此后十年间，小郁积攒自己的薪水和假期，和父亲走过了全世界三十个国家。大大小小存放旅途照片的相册，不觉间已用去二十多本。

这十年里，郁荣华常暗自期盼有一天会有另一个男人，取代自己出现在那些相册里。但在郁慧莉看来，如果不是为了父亲，自己应该根本不会开始这些旅行。他们都不是自诩的旅游达人，他们的脚步所至几乎也都是常规的旅游景点。

对于这对父女而言，旅行既非一种存在的姿态，也无法定义自己的身份，他们更不曾期待通过“在路上”的状态探寻人生的终极意义。他们仅仅是怀着一颗好奇的心去见识这个世界，并为自己的所见所闻充满感激。

因此从本质上而言，这不是一个关于旅行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爱和陪伴的故事。或许，这正是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初衷。

01

世上最美的国家

郁家父女都是普通人，是这座城市里每天在路上和你擦肩而过的成百上千个路人里头并不起眼的两个。但是在十年间，他们做了一件绝不普通的事——

为了帮助父亲走出病痛，女儿花光几乎所有薪水，带他周游世界上三十个国家，上百座城市。

他们在冰岛守候极光；在华沙瞻仰埋葬了肖邦心脏的教堂；惊叹霍比特人村落木屋的小巧玲珑；雀跃着登上中途岛巨型航母……

他们的故事被渐渐传开，并两次上了央视。

郁荣华72岁了，看起来却不太显老态。他和女儿前后脚朝我们走来，他的步子迈得更大更快些。然而十年前的他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这对父女的故事本来也可能有另外一个走向。

2009年退休后，老郁右脚跟长了根骨刺。“发作的时候就像踩上一根大头钉，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踩到它。”早些年他去西郊公园，骨刺突然发作，他一下子摔倒在地，“那是钻心的痛”。

去过医院，试过民间疗法，都不见效。而即便实施手术，也不保证不会复发。他整个人一天天消沉下来，后来索性不再起床。“爸爸整天唉声叹气，性情大变。本来很温和的一个人，眼看他脾气越来越暴躁。”

郁慧莉想，自己得为父亲做些事情。母亲提出建议，不如带他去旅游。她告诉女儿，老伴其实有一个梦想在心里埋了大半辈子——去看看瑞士和意大利。因为他中学时代的老师曾经说过，“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

对于郁慧莉的提议，郁荣华最初是拒绝的。

“不去！”他回得斩钉截铁。她却不作罢，隔一阵又笑嘻嘻地迎上去。“但这次我想了个策略，我就告诉他，机票和酒店都订好了，他不去也没法退。”

老郁想了想，答应了。“她开始跟我说的时候，我心里很想去，嘴巴上却说不去。”

郁荣华向我们承认，“毕竟要花很多钱，心情又不好，因为脚痛得要命，想想还是不要给小孩找麻烦了。一听说都不能退，那就要损失好几万，何必呢？还是一起去吧。”

02

爸爸的“财产”

郁荣华没有出过国，郁慧莉当时也只有过一次出国游的经历。从为父亲申请护照和签证，到制定旅游路线，等于一切从头开始琢磨。

2010年10月12日这天，父女俩出发了。“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连浦东机场都是第一次去。在机场里面跑了一圈，从前跑到后，从左跑到右，新鲜啊！”老郁说，“不是一点点开心，是没法形容的开心。”

他往鞋子里垫上厚厚的海绵，可以略微缓解一些疼痛感。“我们是自由行，这样时间就不会很赶。走得很慢，一天只去两、三个景点。”

几天走下来，女儿问父亲，“侬脚还痛吗？”“不痛来。”郁荣华觉得神奇，“可能因为值得看的东西太多了，你东看西看，注意力就转移了。”

两个国家呆了十天，等回到上海坐上地铁，老郁对女儿说了一句，“这次辛苦侬了，谢谢侬。”郁慧莉想，自己从小到大真是很少听父亲说过“谢谢”。“传统的中国家庭是这样，父母和儿女间不会说‘谢谢’和‘我爱你’，大家都习惯把感情放在心底。”

做父亲的当时想，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梦圆了，以后就不要再出去了。花费这么大，他替女儿心疼。但他每天都翻着相册里的照片向孩子母亲讲述背后的故事，“一天天翻来覆去地讲，我就想，他应该还是蛮想再出去的。”郁慧莉说。

有一天，郁荣华突然对女儿提议，等有空的时候两个人坐下来，一起给照片做个标注。“爸爸说，怕以后忘记照片是在哪里拍的。”郁慧莉解释。其实老郁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忘的。

“我现在照片拿出来，一看就知道是在哪座城市里什么地方拍的。全部烂熟在心了，不可能忘的。我是想，这就等于我留给她的遗产，以后我不在了，她看到这些照片就能想起我。等她有了自己的小孩，还可以告诉小孩以前和外公一起去过这些地方。”

郁慧莉当时眼圈就红了，她说，相比“遗产”，自己更愿意把这些照片说成是父亲的“财产”。

03

互相陪伴的过程

中国式家庭的一个硬伤在于，由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缺乏沟通，导致双方忽略彼此实际的需求，而一味从自身角度出发、以自己觉得正确的方式对对方好。

“我可以像其他小孩一样买很贵的保健品，或者带他们去高档的饭店，但我觉得带爸爸旅游这件事可能对他更有帮助。”郁慧莉说，“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对他的爱。”她很快又开始策划下一次旅行。

第二次，他们去了奥地利。自此，每年她都会安排至少一到两次旅行。郁慧莉在一家货运公司担任商务经理，工作并不轻松，她把一年中的全部假期拼凑起来，用来带父亲旅游。

郁荣华介意旅游的花销，但她打消了父亲的顾虑，“就把这当成健康投资，侬在家里窝着精神状态不好还得去看医生，也是一笔医药费，现在等于把医药费转化成旅游津费。”

她也很会精打细算，“长假出游不要选择假期第一天出去，早几天，晚几天，机票和酒店就会有很多优惠。”她最得意的一次经验，是花了700欧搞定两张去美国的往返机票。

“侬应该多和朋友一起出去玩，老是带着我这个老头子，我也不能干什么。”郁荣华有时候这样对郁慧莉说。

“他会觉得自己是负担，但我从来不觉得。就像我小时候，父母带我出去感知这个世界，带我认识大吊车、立交桥……他们也不觉得我是负担，这就是一个互相陪伴的过程。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是自己带爸爸去玩，是给他圆梦的机会，但其实这个过程是双向的，我陪伴他的同时他也在陪伴我。”

她的母亲从没加入过父女的旅行，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晕几乎一切交通工具，长途飞行对她来说将是不能想象的。

有一天，那是他们登上央视的第二天，郁慧莉有个同事见到她说，“昨晚我爸妈看电视，看到里面一个女儿带父亲到处旅游。他们喊我去看，我一看，这个人不是你吗？”

揣摩一下这对父母当时的心态会很有意思，他们显然是心怀羡慕的，但他们的羡慕应该并非仅仅因为一个年龄相仿的老人走遍了世界，而是透过郁慧莉带父亲旅游的行为，他们捕捉到了它的本质——真正稀奇的是，她愿意花大量时间陪伴老人，满足他真正的需求，这是郁慧莉最可贵之处。

04

有些地方一辈子都看不到了

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想象力会被禁锢，人也因为失去对于周遭的兴趣进而点点滴滴失去对于世界的好奇心，郁慧莉觉得人活着而没有好奇心是件可怕的事。

“有一次在欧洲中途转机，搭乘的是那种看上去很有历史感的螺旋桨飞机。爸爸问我，‘这飞机能不能飞上天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可以一起试一下。’”那一次，他们像孩子一样一起探索了飞行界一个小小的奥秘，飞机腾空而起的时候，两人相视而笑，觉得很快乐。

郁荣华在旅行中获得的快乐是分等级的。他说，自己最大的快乐是在冰岛看到了极光。

“转了三趟机，路上花了24小时。第二天晚上我们出发去看极光，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兴奋的一次经历。车子把我们送到一个地方，很暗很暗，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又很冷很冷，我女儿冻死了，我就拼命抱住她，我说‘注意点看啊，等极光出来要马上把它拍下来。”

他们后来发现照片拍得有些模糊，怀疑当时可能手指被冻得不听使唤了。但不要紧，一切已经刻进了记忆。“大自然真神奇啊，就看到云口一点点开了，真像开天窗一样的。绿的黄的红的各种颜色，都在里面翻腾。嗨呀，那真漂亮！我跟我女儿说，这次来值了！”

如果换种角度看，旅途中一处处景点很像是戏剧的一幕幕舞台，它们都是在一片被限制了的空间里，源源不断地传递出关于生命的启示。2015年春天父女两人去马耳他，有一天，他们在大风大浪里坐船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去看蓝窗。蓝窗是马耳他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是一个由石灰岩形成的天然拱门，透过门洞，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壮丽景象。“那个浪大的啊，我女儿趴在地上，我是整个一下子从凳子上被甩到窗口，但最后总算看到了。不到两年功夫，蓝窗就给海浪冲了。冲掉了就没有了，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郁慧莉接过话茬，

“这就像是巴黎圣母院，哪怕以后把尖顶修复好了——当然不知道要等多少年——你知道它也不是原来那个顶了。有些地方你现在不去，一辈子都看不到了；有些事你现在不做，一辈子都做不成了。”

05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那些堆成山的小孩鞋子

世界比他们想象得小。

2010年，郁荣华父女走到了瑞士边上的列支敦士登。那年夏天，世博会在上海举办了。在那个小小的国家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郁慧莉突然看到一块标牌，上面写了一行中文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上海世博会的标语，竟然会出现在世界上这个如此遥远的角落，这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正在感慨的时候，一个警察走过来了，腰里别了一把手枪。吓死了，以为他要抓我们。”郁慧莉立刻转向父亲，“侬有没有乱扔垃圾？”后来他们知道了，警察纯粹是来搭讪的，“他的哥哥去过北京，而他是因为世博会才听说了上海。突然之间，来自这座城市的两个人就像从天而降站到了面前，他觉得很新鲜。”

世界又比他们想象得大。

有一年两人到了塞尔维亚，“当地有位女士给我们带路，聊起来的时候讲到我们从中国来。她眼神很茫然，她都不知道中国在哪里。‘中国远不远？’她问，‘几个小时飞机就能到吧？’”郁荣华简直不相信世界上有人对自己的国家会没有概念，但是后来他想，这样的人应该还有很多。他摇摇头对我们感叹，“我们以前以为欧洲应该都很富有，其实未必。尤其是东欧这些国家的人民，日子是比较艰苦的，所以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然而大或小，个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过程却向来并非凭借想象，而是通过双眼的见证、双手的触摸和脚步的丈量来完成的。

“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我们都听说过，网上也可以找到很多照片和其他资料。但是在亲眼看过那些还来不及销毁的堆成山的小孩鞋子之前，你的感觉总是隔着一层的。”

郁荣华说。郁慧莉记得带领他们参观的导游本身来自当年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家庭，“所以他讲解的时候是很动情的，当时我们参观女子监狱，那里面的床是上中下三层。他问，‘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们会选哪一层？’”很多人会选择下铺，因为省却了爬上爬下的麻烦，“但是他告诉我们，其实睡在下铺是最辛苦的，因为当这些女性遭到迫害之后，大小便很容易失禁，最后都漏到了下铺。”

离开奥斯维辛，父女两人心里堵了几天。“可能没有一种生活能让人完全满意，总有这些那些让你想吐槽的地方。”郁慧莉后来说，“但以后在抱怨工作和生活压力太大之前，我会想想那些战争年代中从没有机会开始自己人生的人们。”

06

看看遥远人们的生活

那是在一列行进于从哥德堡到斯德哥尔摩的列车上发生的对话。

坐在这对父女对面的是一位60岁上下的老太太，她冲他们微笑，一会儿便主动攀谈起来。她说，看到他们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九十多岁了。每到夏天，她会和父亲一起去钓鱼。前段时间，她的父亲心脏刚动了刀。老太太看到他们父女俩的相处模式很感动，她觉得自己也应该抽出更多时间陪伴父亲。

火车到站，拥抱别过。郁慧莉常常想起她，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从自己忙碌的生活中抽出更多时间陪伴父亲。“她自己也有三个儿子，大家都住在不同的地方，相聚的时候是很少的。”

她想到自己曾经在哪里读到过，尤其是在北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疏离，人们排队时要相隔一米以上。但她觉得，在疏离的外表下，人们内心对于情感和亲密关系的需求却应该是强烈的。她这样相信，因为人性是相通的。

就像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克·巴克曼在小说《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里头试图告诉我们的那样，人活着应该感受到自己被需要。这本书会成为这个国家头号畅销书不是偶然，他其实是抓到了人们一个很大的最大痛点。

“旅行的一个意义在于，让你过着自己小日子的同时，有机会看看那些遥远的人们的生活。”

郁慧莉说，“但是你不需要去评判别人生活的好坏对错。”有时候，你从别人身上得到一些启发，有时自己的经历也能给别人带去一些启发，这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很小但并非微不足道的理由。她偶尔会想，如果因为这次偶遇而使得那个素未谋面的瑞典老人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处得到家人更多的陪伴，那多好啊！

他们就这样一路走走停停，和那些不会再见到第二次的人们聊聊天，了解一些不同的思考和生活方式。“这让你对于世界对于人生有更全面的认识，也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包容度更大的人。”郁慧莉解释，

“你不再容易被异己的意见震惊，因为世界的多样性你已经见到过了。很多人存在一种偏见，认为和自己不一样的想法和做事方式一定是错的，这是很狭隘的。如果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这就像每个人都穿同一件制服，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这些是旅行教会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