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结束后 曾经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的李德 去了哪里?
1933年9月下旬,老蒋调集10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红军将士奋起迎战,经过一年多的苦战,没能打退敌人的进攻,最后被迫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利,和李德的错误指挥有很大的关系。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奥地利人,出生于德国慕尼黑,28岁时前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此期间认识了博古和王明等人。毕业后参加苏联红军,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
那么李德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呢?1931年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牛兰夫妇被捕,被关押到了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牛兰夫妇身份特殊,手中有许多重要情报,二人被捕后,共产国际立刻指派身在上海的著名特工佐尔格负责营救。佐尔格提出需要两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因为数额太大,共产国际不敢公然汇款,只能派人送现金到上海,最终选中了李德。
李德完成送款任务后,被他在苏联结识的老同学博古留了下来。当时博古已经取代王明出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他搞过学运,搞过工运,但对军事指挥却一窍不通。此时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李德,自然就想把他留在身边为自己所用。顾顺章叛变后,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搬到了中央苏区。
不久后,第五次反“围剿”爆发,老蒋吸取了前四次失败的教训,不再长驱直入,而是采取了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面对国民党的新战术,李德吹嘘自己在巴伐利亚革命中参加过街垒战,有破解之道,于是博古把红军的指挥权拱手交给了李德。李德不顾敌我双方兵力和武器装备的巨大差距,制定了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术,让红军放弃自己擅长的游击战术,和敌人死拼阵地。
此举正中老蒋的下怀,结果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仅广昌一战就牺牲了5000多人,彭老总对此极为气愤,当着李德的面指责他“崽卖爷田不心疼”。最终红军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了艰苦卓做的长征。长征之初,李德强令部队采取“甬道式”搬家,带上了许多坛坛罐罐,部队行动极为迟缓,给了老蒋从容部署围追堵截的时机,以至于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对李德的错误指挥做了批判。当时伍修权担任李德翻译,他回忆说:“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也坐在他旁边,他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一边听一边翻译给李德听,他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在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遵义会议结束后,李德被取消了指挥权,跟着红军一起长征到达了陕北,1939年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以翻译和写作为生,1974年病逝,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