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不缺人才 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有5个原因
明朝不缺人才，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有5个原因
作者：历史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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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以“士”为首，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力之家无不重视家中子弟的学习，希望通过读书干进求禄，改换门庭，实现社会地位与身份的飞跃。士子也普遍奉行“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读书学习的目的就是做官，并由此达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
然而，官僚士大夫能否实现理想，达到目标，除了本人的才能、志愿与操守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是皇帝的作为。皇帝若是英明圣贤、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爱民如子，官僚士大夫就拥有良好的从政、施政的环境，其政治理想的实现自然如顺水行舟。反之，皇帝若是昏君、暴君，不听劝谏，刚愎自用，宠信小人，官僚士大夫势必报国无门、难有作为。
朝廷由皇帝和文武官员共同组成，王朝治理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是否得人。而官员是否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与最高统治者皇帝有密切关系。明代中后期皇帝多不遵守皇帝的角色规范，擅离职守，罢朝怠工，专营一己之私，纵情声色犬马，对官员产生了直接而深远影响。
一 皇帝以个人好恶选用臣属，致官员曲意奉上
皇帝在选拔任免官员时理应保持一颗“大公至正”之心，选拔出合格的官员。但事实上，明代问题皇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依据自己的情感、主观印象作出判断，选官用人时往往由主观好恶决定。皇帝这种行为使得朝廷制定的官员选拔考核体系形同虚设，官员任命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必然导致官员奔竞之风的形成。
小人得志，正直之士受到压抑，整个朝廷人才渐趋稀少，政治日趋腐败。皇帝对阿谀之徒、钻营之人恩宠不衰，使得官员纷纷变更士节，投其所好。此外，大臣还揣摩皇帝的心理，巧饰装扮，采取最有效的保存自我和排斥异己之道，深谙官场的生存哲学。
二 皇帝打击报复犯颜直谏者，致官员不敢任事
明太祖实行“廷杖”制度，开启朝廷杖责大臣的先河。其后世子孙纷纷效仿，崇祯年间，狱中的文武大臣竟多达140多位。
明代皇帝对官员任意施暴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昔日敢于言事的官员在皇帝的淫威与粗暴下纷纷变更士节。正德年间，武宗不勤政务、纵恣淫欲、放荡不羁，致使君臣上下各行其是，全无章法。
备受世宗宠信、擅权长达20年的严嵩父子被绳之以法后，出任首辅的徐阶时时提醒自己，韬光养晦，避免引起世宗的疑忌，惹祸上身。官员不敢有为，纷纷随波逐流。
神宗最初十分器重张居正。当张居正生病不能上朝时，多次派御医前往诊治、送药，尊为太傅。孰料张居正去世不久就被抄家，大儿子被逼上吊，张氏一家被囚，饿死十余口，子孙无以保全。神宗翻云覆雨，对张居正的无情打击报复使得继任阁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越权行事，亦不敢违逆圣意，唯命是从，几乎毫无作为可言。
三 皇帝改变言路风格，造成言官蜕变
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不喜党言，厌薄言官，要么对言官摧辱杀戮，要么将言官谏议束之高阁。在皇权的淫威摧抑下，人皆自救不给。官员不敢进言，堵塞了言路，缄默善变，其政治参与热情急剧低落，士气日益萎靡，人心日见颓丧。
世宗继位之初虚心纳谏，君臣相处甚欢。但从嘉靖三年（1524）开始就逐渐疏远大臣，政率内决，大臣对此提出质疑，世宗震怒，打入诏狱。自此以后，言官放弃自己的神圣职责，沦为权监权臣的鹰犬与爪牙。
朝廷一旦奸人掌权，宵小弹冠相庆，阿谀之风盛行，贪污受贿公行，危害甚广。言官的腐化蜕变使其完全丧失对官员进行监督，导其向善的目的。官员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加速帝王灭亡的进程。
尽管还有少数正直的言官不顾个人的安危，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勇于直谏，力挽狂澜。但整个统治集团上至皇帝，下至基层官员都已腐化堕落，政令的执行大打折扣，僵化的文官制度和集团已经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局势。他们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仍无力挽回明朝灭亡的命运。
还有极少数人以死劝谏，动不动就与朝廷、政府抗衡，勇于发出另类的声音。但他们的忿争之举并非出于力挽狂澜、扭转时弊，而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赢得公众舆论的认可。官员的沽名钓誉使得皇帝疑忌之心加重，越发怀疑官员进谏劝告的真实目的，不肯纳谏。
四 官员转向“逐利”
许多锐意进取的官员发现腐败黑暗的官场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后，不再追求“公义”与“治道”，转而用心经营私家利益，以权谋私，聚敛财富，贪图享受。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当金钱成为社会生活的神秘主宰后，整个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随之发生变化，许多官员抵挡不住诱惑，腐化蜕变，把手中的权力化作发财的资本，把政治舞台当成了经营的市场。
人们将当官视为获取钱财的捷径，先用钱买官铺路，一旦为官就立刻违法乱纪，进行权钱交易。于是整个社会贤愚不分，赏罚不明，风俗衰败，人心涣散。从皇帝到宰相到各部大臣，到各级官吏，到读书的士人，大体上是苟且偷安混日子，一心钻营个人私利，损公肥私，上恬下嬉，为所欲为。导致礼义之风、廉耻之俗荡然无存，社会积弊日深，积重难返。
官员廉洁奉公的观念日渐淡漠，日益追名逐利，寡廉鲜耻。他们彼此之间拉帮结派，贪污受贿，趋炎附势，相习成风，黠者献媚。能够独立崖岸，坚持自己操守的官员寥寥可数。嘉靖后期，朝中官员之贪污纳贿、奢侈靡费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明神宗带头发明新的赌博游戏更加刺激了官员的腐化堕落。万历年间，隐居深宫，百无聊赖的神宗创立了一种称为“掉城”的赌博游戏，郁闷的神宗将时间和精力用在与宦官的赌博游戏中，却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行为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那些“识时务”的官员在强权高压之下弃节改操，随波逐流；或趋炎附势，助纣为虐；甚至欺君害国、败政残民。
五 明廷朋党之争
明代中后期政治十分复杂，党争十分严重。传统的党争官员多以品行、籍贯、同年等为原则结为群体，目的在于维护其道义或利益。而明中后期的党争多唯利是图、唯势所趋，不讲原则与节操，官员由于政治立场的差异，分朋立党，互相倾轧，呈现出时间长、争论多、问题复杂、参与者众的特点。造成这种特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皇帝的扶持与参与，使得党争越演越烈，并最终超出皇帝的掌控，导致明朝灭亡。
从世宗开始，明代皇帝有意识地利用在政治派别中制造均势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世宗特意扶植议礼新贵，视为心腹，不断破格提拔，使之跻身政府高层官员行列，占据要津。同时打击杨廷和集团，罢免、裁撤大量官员，实现政府重组，从内阁手中夺回并进一步巩固了皇权。
神宗利用文官内部的分裂来压抑、打击东林党人的势力。万历十七年（1589）以后，势力相对弱小的非东林党人则因得到皇帝的扶植而长期存在。
东林党人以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在经济上遭受排斥，政治上又没有势力。他们的主张反映了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和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得到人们的拥护和支持。
非东林党人以皇族、权臣为代表的统治势力，他们捍卫着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断打压大中小的新兴地主阶级，两派之间水火不容。
总结
明代不乏智勇双全之士，只是很多英才都将自己的才能智术用于朋党之间的“相顾相防”，从而导致“国事坐误，不暇顾也”的局面。从万历朝开始直到明朝灭亡，纷争不已的东林党人和攻东林党人对国家并无多大益处。
日益炽盛的朋党之争，极大地削弱了文官集团的势力，严重影响文官的合作与共同治理国家的意愿。明代发达的文官制度在此时已面临内部的分裂与瓦解。文官不可能再独立担任维系帝国行政部门正常运转的重担，故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再次爆发威力，来势汹汹，文官集团毫无反击之力，整个帝国处于阉党统治之中。
“阉党亡国”、“朋党之争”、“书生误国”成为明朝迅速灭亡的三大因素。享有清誉的东林党人、忠心爱国的书生，与阉党、朋党的操守不可同日而语，却担负如此沉重的罪名。虽有一定道理，却未免过于苛责。究其实质，并非书生迂腐，不知变通，而是统治集团内部言路与政府决策部门观点不能达成一致，纷争不已。
“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仍跳不出“朋党之争”的范畴。明代中后期官员与皇帝的合作受负面影响多，官场腐败使其丧失自我纠错机能。君臣上下无视职责使命，共同沉沦于自我享受，在醉生梦死、浑浑噩噩中虚度光阴，听任国家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