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物志》看明末文人的无奈与坚守
《长物志》（“长”读zhang，四声），明代文震亨所著园林生活小品文，中国古代园林名著之一。
文震亨，晚明苏州人，生于官宦世家，从小饱读诗书，优游书画和林泉。文震亨三次为官，又三次罢官，终，为保一发而自绝。
《长物志》，表面是对园林艺术的考究，实则对文人式趣味的追求以及对生活和存在意义的探索和挖掘。
“长物”是何物？
《长物志》被收于《四库全书》的子部中，足见其经典地位。
内容编十二类，涵盖室庐、花木、水石、禽鱼、蔬果五卷，另外七卷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香茗，品味一以贯之，崇古尚雅，处处讲文人生活的“古雅”。
此书，文笔优美，见识超群，内容包罗万象，似乎物物皆在书中各效其灵、舒眉展颜，与作者参悟平生、寄寓来者的殷切之心作高山流水般的呼应配合。
“长物”原意指多余之物。但实际书中所指并非多余，不关生存实用也正是艺术的本质，是诗情画意的生活必需品。
长物的“长”在这里应作“遥远”解，所谓长物，即是距离遥远、关系不大的物质。
“格调”的守护
《长物志》所写的，都是各自对于外物的痴，而恰恰是这种痴，让后来的读者着了迷。
“雪为五谷之精，取以煎茶，最为幽况。”
他写煮一壶好水，等茶来。煮茶，雪水煮的茶，口感作为清幽。
“有取薜荔，根瘗墙下，洒鱼腥水于墙上引蔓者，虽有幽致，然不如份壁为佳。”
他写前面院墙下种的木莲，因为顺着墙面，洒了鱼腥水的关系，爬的更高了。
说的这些琐杂碎细之物不挡寒，不疗饥，对于别人是闲事杂物，对于自己却是宝贵的多余之物，也是在这些“宝贵的多余之物”上能看出一个人有没有韵、才、情。而没有韵、才、情的人，不能驭物，格调自然也就不同。
“忌某事”的坚守
文震亨的《长物志》内容太广而不够详细，不过总的来说，还是能反映出晚明文人生活层次的方方面面，又因为其中浓重的个人情感，因而十分吸引人。
《长物志》文中常常出现“忌某事”的说法。
比如：“窗忌用六”；窗的漆用金、朱色，“雕花彩漆，俱不可用”； 门的漆用“朱、紫、黑三色，余不可用”；小池“忌方圆八角诸式”；水边栽树的话“若桃柳相间便俗”等等。
文震亨的书中，对很多事物雅俗美丑的界定都充满了主观色彩，比如计成评窗棱的式样，以及文震亨对茶的喜好，都与同时代的其他人趣味相左，因此他们并不能反映明代所有文人的审美，能反映的，只是晚明文人对生活中诸多细节与层次的关注和态度。
《长物志》的读者有着明确的指向，针对文震亨朋友圈的人群，然后逐步传播开来。
想起张岱的那句话：“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对著书的期许
文震亨好友沈春泽，应邀为《长物志》写序，他问文震亨：“你们文家的家风已经声名远播，你们的诗画已经穷吴人巧心妙手，你家的园林已经令人不胜描画，你何必再费笔墨功夫，去写这些冷了不能穿，饿了不能吃的，看似生活中无用的下东西呢？”
文震亨说：“我正是怕苏州人的心，苏州人的手慢慢地变啊，就像你说的，这都是些无足轻重的，所谓的闲事，多余的事，可是万一将来又开始流行，而已经不懂了怎么办，所以我要把他们记下来，提防这种事情的发生啊”。
这段对话，后来被沈春泽直接写进了《长物志》的序里。
文震亨，他写《长物志》，一是其自身生活的映照，二是其才情的纵放，三也是其对后世的恩惠。
《长物志》的后面，站着一个袖手而立的文震亨。
归隐“林泉”的无奈
悠然自得的生活与仕途，文人们总是在极致的雅与极致的俗之间徘徊，要么进要么退。
曾祖文征明经历十次落地后，在五十四岁那年，任了翰林院待诏，但是不久，积攒了半辈子的一腔热血，就被官场风波颠簸得所剩无几。
如果坚持仕途，必须改变本性，学会隐忍，如果放舟南下，不算荣归故里，却从此潇洒自在。
文征明最终选择了弃官还乡。
当年的文征明，因仕途不顺而风流于山水，文震亨显然也继承了这样的传统。
文震亨生活的晚明时期，明朝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文人志士在朝野上的失意另他们对官场政府感到绝望，也对自身在国家未来的报复上感到怀疑。
像文震亨这类有一定社会地位、品味、知识和财产的人逐渐将目光从世俗事务上移开，转到精神上，在逃避世俗的环境下潜心追求高品位、高层次的休闲生活，纯粹的精神享受。
为保一发而自绝
家族跨越了接近百年的历史，总会有起落，难免会遇到战争，文震亨也是如此。
天启元年，文震亨以诸生卒业于南京国子监，并渐渐以琴书之才誉满禁中，崇祯帝改授英武殿中书舍人。一生三次为官，又三次罢官。
公元1645年，清兵悍然攻破苏州城。
文震亨避乱于阳澄湖畔，后来听闻清军“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他宁死不屈，先是投河自尽未果，后在家绝食六日，呕血而亡，并留有遗言曰：“我保一发，下觐祖宗”，享年六十岁。
一代名贤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地方志人物传记材料中被归入“忠义”中。
仕途不顺，在文化生活上面有一定造诣，因其殉节而死的结局，刻画出一个仕途不顺，幽居山水，不失传统士大夫气节的文人形象。
乾隆四十一年（公园1776年）被追谥为“节憨”。